思想者小传
沙祖康 1947年出生，中国江苏宜兴人。现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1970年从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曾先后在中国派驻伦敦、科伦坡、新德里、纽约和日内瓦的外交代表机构任职。曾任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参赞、副司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中国裁军事务大使、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联合国副秘书长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在联合国任职期间，曾出任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峰会”）秘书长。
几年前，当亚洲以非常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时，当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速达到了两位数时，全世界都为此欢欣。当时有一种甚嚣尘上的说法，认为21世纪将是由亚洲主宰的世纪。虽然，亚洲有其弱点和挫折，比如说在1997年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但总体而言，亚洲的崛起是为许多人所看好的。与此同时，亚洲在消除极端贫困、提升母婴保健水平以及提供基础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确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全球从亚洲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中获益良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亚洲更是以自身的发展态势向世人昭示：现在的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引擎之一。
但几年后的今天，“亚洲世纪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温。突然之间，全世界似乎把目光更多转向亚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弱点，或者说是薄弱环节和差距。非常流行的一种做法，就是对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一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速和发展态势表示怀疑。对于诸如此类的说法，我认为百家争鸣才是最健康的。我们不妨停下脚步，回顾一下过去走过的路、经历过的各种挑战、积累下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这似乎更值得提倡。
而且，我并不觉得有必要对中国和亚洲所表现出的经济增长速度变化表示怀疑。对此，我想给大家两个理由：首先，现在一些高收入的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出现经济复苏迹象。尽管过去那场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退，但伴随着经济复苏的发生，会使中国乃至亚洲与这些发达经济体国家之间的贸易得到恢复。第二，亚洲的经济体是非常具有韧性的。同时，该地区的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以便能够通过对一些政策的调整来解决各种结构性问题。实际上，无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联合国，对于亚洲经济的增长前景都是非常看好的。它们的预测是，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可以达到5%；今年或者明年，新兴的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可以达到7%。这是因为，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已变得越来越紧密。
克服困难必须依靠转型
想要应对好这些挑战，都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需要对现有的公共事务机构的框架进行改善，同时还要恢复我们的预算平衡，并且进一步推动以发展为中心的贸易自由化
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固然延缓了亚洲经济的增长，但如今业已发生的种种经济复苏现象，确实又会重新为亚洲的经济增长注入活力。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亚洲经济自身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呢？我不这么认为。我的看法是，亚洲以及中国会遇到的这些障碍、困难，必须通过转型去加以克服。
当前亚洲首先要直面的挑战，是来自制造业的升级。很多成功的亚洲经济体，都是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因为一些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竞争力的下滑，这些亚洲经济体 （包括中国在内）都会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必须要让制造业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让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创新、更高的资源效率以及劳动生产效率。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增长终究要依靠总体要素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第二个挑战就是可持续性的问题。尽管出现了金融危机，但就总体GDP而言，今天这个世界依然正在变得越来越富有。在过去20年间，全球GDP总量翻了一番，于2012年达到了71.707万亿美元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对于经济资本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但是，这在实现财富增长的同时，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构成了史无前例的威胁。作为人类社会，我们对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所施加的压力正越来越大，恐怕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我们还注意到，人类的行为不仅引起了气候变化、海平面的上升，还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很多物种开始灭绝；世界上已经有80%的人生活在水资源稀缺地区，土地的退化态势严峻，海洋无生物地区面积不断增加。这些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必须要应对的挑战。
两年前，我曾担任过“里约+20峰会”的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的同事发布了一个报告，专门聚焦接下来几十年亚洲在环境领域面临的挑战。该报告认为，在现有的商业运作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到2030年，亚太地区将为世界贡献45%的二氧化碳排放。其中，中国和印度在贡献与交通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上将占到50%，跟2005年相比，增幅达57%。在这样一个地区，至今仍有4亿5千万人 （占世界总人口的40%）无法获得清洁的水源；一些生物栖息地的丧失、土地的退化也是很大的问题。世界上一些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也在亚洲。与此同时，亚洲还是一个正在经历大规模城市化的地区。到2050年，亚洲的城市人口可能会从现在的16亿增长到30亿。但是，跟这些相比，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那就是来自不平等的挑战。在过去50年中，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其中10%最富有者的收入是10%最穷者收入的9倍。而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的不少国家，收入不平等性也变得越来越严重。这种所谓的“收入的不平等性”，最终也会导致所谓的“机会的不平等性”。
换言之，尽管亚洲在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在亚洲，仍然有数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的饮用水。数百万人移动到了城市，以便能够获得更好的未来。如何确保这些人得到足够的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公共交通等社会资源，得到足够的工作机会，值得深思。
亚洲如果要实现转型的话，必须要面对上述这些或短期或长期的挑战。而想要应对好这些挑战，都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需要对现有的公共事务机构的框架进行改善，同时还要恢复我们的预算平衡，并且进一步推动以发展为中心的贸易自由化。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这条道路并不一定是非常顺畅的。
多级化世界与新安全观
在国际事务上，无论各个国家之间有多少、多大的分歧，但有一点是必然一致的，那就是，我们都是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而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靠我们一起去努力
当然，我们在关注亚洲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时，也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到整个世界发展态势下去看，从而更明确未来的发展方位。比如，在过去十几年间，人类对于“安全”的定义及其内涵的认识已经大大扩展了。在联合国大会上，我们对于安全的探讨不再局限于军事安全，还探讨食品安全、财政安全，等等。与此同时，多级化世界是现在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就这样一个世界发展现状，我觉得有几点要考量：
第一点，如何看待全球化和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
事实上，如今各个国家都已经参与到了全球化进程当中。当初，全球化是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它们之所以提出全球化，是因为他们觉得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而且可以造福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持续地进行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它们发现，中国已经迅速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崛起。与此同时，它们又发现，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带来的好处已经不像原来那么多。但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们都必须要承认一点，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我们大家住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决定了此后的世界秩序。它们强调每个主权国家之间必须要彼此尊重，不应该去干涉别人。尽管话是这么说，但是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要比其他的国家更强大，每个国家之间并没有做到绝对的平等。那么，在这样一种多级化格局下，人类还有没有可能寻得共识呢？我认为是有的。因为在国际事务上，无论各个国家之间有多少、多大的分歧，但有一点是必然一致的，那就是，我们都是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而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靠我们一起去努力。
在刚结束不久的亚信峰会上，我们提出了必须要有可持续的安全。这是一个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安全观，得到了所有与会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大家都对现今形势的判断持一致同意的态度，但是在政策方面还没有采取一致的措施。这次会议还谈到了反恐的必要性。大家知道，2001年的9·11事件正式提醒了世界人民反恐的重要性。在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方面，联合国至今还未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有一些美国人认为，有一些国家所声称的“恐怖分子”是捍卫人权的战士、是自由主义的卫士。但是我相信，对此，在座各位都有自己内心深处的答案。我们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必须对打击恐怖主义要有统一清醒的认识。我们共同居住在地球上，这是我们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
我想讨论的第二点是，基于对现今形势的评估，我们必须放弃过去的冷战思维。
对于冷战思维，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但是现在世界已经发生了非常迅速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大脑所能够想象的一个速度。冷战时期，各国玩的是零和游戏，要么我死，要么你亡。最近几年给一些地区带来巨大动荡和混乱的“颜色革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但是就以民主为例，民主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人人都爱民主，然而民主并没有所谓的单一模式。民主必须是多样化的，应该要结合每一个国家具体的国情。每一个国家都有追求自己国家民主的权利。如果把某一种民主模式强加到其他国家的人民身上，必然是走向失败。这一点，我认为是必须要去澄清的，也必须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所有人去理解。
在一个多级化的世界格局下，美国及其盟友、邻居们应当理解的是，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一个趋势，而是一个事实。我曾跟一个美国同事开玩笑说，中国有5000多年有记载的历史，美国只有200多年。如果你把5000多减去200多之后，在你所得到的48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一个大国，而美国在200多年前根本还不存在。如今很多人会谈到中华复兴，我觉得所谓的 “中华复兴”并不是说我们一旦走向复兴后，就会去欺负其他国家、走霸权主义的道路。我们一定会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国家。美国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如果不能承认这一点，那非常抱歉，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碍中国的崛起。在这里之所以这么讲，不是要跟大家说我有多么的爱国，我只是想跟大家表明，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我们正在见证中国的崛起。
当然，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为世界秩序做出了非常积极的重大贡献。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宪章》，然后在美国的带领下，很多国家都达成了和平协议，承诺不再重蹈二战的覆辙。1945年之后，世界再也没有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美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
第三点，我们必须要合作，但谈到合作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每个国家之间肯定会有差异。
美国有自己核心的国家利益，中国也有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其他的国家也有。这一点是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时必须尊重的基础之一。如果大家天真地认为，包括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印度在内，所有的国家都会紧密地统一在一起，这根本是一种不正确的想法，也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各国之间也不需要一样，那样的话，生活将多么单调无聊。而中国之所以强调“求同存异”，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共同之处挖掘出来，把差异的地方留着吧。我们应该加倍努力来扩大我们的共同点，同时也尽可能地来缩小各国之间的分歧。解决了这样一些分歧，可能还有其他的分歧，这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避免仍然停留在冷战思维当中，也千万不能搅浑水。
亚洲国家如何应对挑战
所有的亚洲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如何实现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且要尽可能减少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问题。如果没有可持续的发展，就不会有永久的和平、安全、发展和繁荣
在过去40多年中，金融危机差不多是以每10年1次的速度发生。所以，以此推算，从现在起到2050年之间，同样很有可能会出现非常重大的金融、经济、社会或政治危机。希望不是军事上的危机。那么，能否度过这些危机，将最终决定，亚洲究竟是成为一个新兴的地区，还是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中难以自拔。在过往的多次危机之中，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政府都显示出一定的危机管理能力，因此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在这里，我想谈谈应对这些挑战的可能方式。
首先，就是要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为了能够应对制造业的挑战，亚洲的经济体应该在人力资源的投资方面花更多的力气，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成功的亚洲经济体大都是一些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体，更多的是依靠人力资本。所以，它们需要有更好的人力资本来实现经济的转型，获得更多的技术，向价值链上游进行移动。接下来的40年里，如果要确保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技术和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巨大潜力。
第二，要对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行投资。我们需要进行新的工业革命，那就是一场关于可持续性的革命，这样才会打破我们对资源消耗的依赖。当前，我们每年会消耗600亿吨的自然资源 （包括铁矿石）。据预测，若延续这一态势，随着经济、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到2050年，整个地球的资源消耗量将达到1400亿吨。如果我们不能够提升资源效率，就会因为巨大的资源消耗需求而产生更多的紧张局势。因此，包括像能源的安全供应、水稀缺、气候变化、水体污染等问题，都是迫切需要我们去解决的。
第三，我们需要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亚洲国家有必要通过对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的强调，来更直接地应对这样一个不平等的问题。比如，亚洲国家应当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或财政政策手段，为普通人创造更多有尊严的就业机会，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人力资源的投资。要确保长期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所有的亚洲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如何实现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且要尽可能减少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问题。包容性的增长不仅仅是解决贫困问题，还应解决其他的不平等问题，努力实现机会平等、代际平等，同时还应对最容易受伤害的人群提供足够的保护，等等。
在联合国任职的过程当中，我有机会在可持续性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一工作经历也让我感到，如果没有可持续的发展，就不会有永久的和平、安全、发展和繁荣，可持续的发展是和平、安全、发展和繁荣的基础。尤其在回答“中国和亚洲能不能实现成功的转型”这样的问题时，我们更需要稍微停一下，然后将目光投向远方，问问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在可持续性的道路上前进。
（本文根据演讲速记整理，略有删节；整理人：柳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