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实施所谓的“走出去”政策帮助国有企业，但国有石油企业的权益石油份额是否能提升中国的能源安全呢？
美国能否主导对中国的石油封锁？中国投资海外石油市场对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政治化”地看待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
进口石油依赖程度增高和马六甲困局
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石油进口大幅增加。这极大地引发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担忧，因为其快速增长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政治不稳定的中东和非洲地区，并且运输要途经中国没有影响力的漫长海上航线和马六甲海峡。因此，马六甲海峡对中国的经济和能源安全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和经济意义。马六甲海峡直接影响中国石油进口的海上航道，但中国对其却没有直接影响力。所以，中国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其石油运输的安全和顺利行驶。中国对这一战略致命点感到担忧。任何发生在马六甲海峡的负面事件都可能中断中国的贸易运输，尤其是石油进口，这可能会打击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军事能力。
显然，石油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且仍在继续上升，更重要的是，因为石油进口来自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同时运输至中国的路径易受中断影响，且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中。因此，中国的能源安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石油安全。
中国高层已将马六甲海峡视为战略脆弱点。早在2003年11月，胡锦涛主席宣布“某些大国”一心想控制马六甲海峡，并呼吁采用新的策略来减轻其影响。此后，中国媒体相当关注中国面对的“马六甲困局”问题。《中国青年报》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扼制住了中国的能源通道。对这条水道的过度依赖，给中国的能源安全带来了重大的潜在威胁”。
鉴于马六甲海峡的战略重要性和中国缺乏对这条运输航道的影响力，在中国国内，引发了美国主导对中国实施石油封锁威胁的担忧，甚至导致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立脚点都建立在这个潜在威胁基础上。
马六甲海峡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和中国对该运输航道缺少影响力这两方面已经引起人们对美国主导对中国石油封锁威胁的担忧。
中国已经努力在能源需求和供应两方面采取措施以应对“马六甲困局”，并提高能源安全。在供应方面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支持中国国有石油企业通过“走出去”政策，在海外扩张、提高海外石油产量。如果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的海外石油产量是为帮助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那么，这些石油需要被运回中国。可是，如果担心美国石油封锁，那么，把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的权益油运回中国也面临同样的封锁问题。
美国主导对中国实施石油封锁的威胁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只是想象。如果这种封锁是不可能发生的，再退一步讲，即便美国有这样的意图，其成功的几率也很低，那么，中国能源安全政策如此重视这个潜在威胁是自己在吓唬自己，反而易被西方强国、资源富有国和国内利益集团所利用。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强国都获得了最好的油田的控制权。作为国际油田竞赛的后来者，中国只能与美国所称的“无赖国家”达成交易，并冒险在石油资源丰富、但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收购，此外别无选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积极争取在西非和拉丁美洲的资源。然而，在笔者看来，国有石油企业的行为和在推进扩大海外业务的过程中，夸大了潜在的石油供应中断的程度。以能源安全的名义，采取一种咄咄逼人并保持不必要高调的策略，国有石油企业使中国在世界敏感地区的外交关系变得复杂化。这可能会劫持中国政府走出去的政策，因为国有石油企业不顾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首先优先考虑自己的利润。
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的份额油
中国政府实施所谓的“走出去”政策帮助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石油企业，拓展国际业务。可以说，政府通过支持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进行油气兼并和收购，把外汇储备从低收益的金融工具(如美国国库债券)转向收益率较高的资产。
但是石油作为国际贸易商品，中国努力扩大石油的全球搜寻和生产都不断面临一个问题：即由于中国国有石油企业报价过高并在海外投资亏损，这个策略是否优于简单地在开放的市场购买石油？
中国石油企业历来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股权。原因是为了确保能源资源，中国一向把比竞争对手支付更高的价格看作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决定。中国公司和其竞争对手之间的竞购战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石油公司出价要远远高于竞争对手出价的趋势。不过，出价高并不意味着就能在政治色彩强烈的能源产业赢得交易。2005年，中海油出价185亿美元竞购优尼科公司（Unocal），虽然雪佛龙报价164亿美元低于中海油，但最终却凭借其他因素成交。报价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国有企业需要克服近年来阻碍其海外收购的政治阻力。溢价通常被看作是必要的支出，它既可以让股东满意，又可以平息因某些圈子抵制中国的情绪带来的政治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与海外投资造成巨额损失有关。中国石油大学的一份研究表明，截止2010年底，中国石油“三巨头”投资了144个总价值达700亿美元的海外项目，但三分之二的项目面临亏损。由于这些国有企业可以在国内获得资本来弥补海外亏损，因此，产生了这些国有企业对国家资金使用不负责任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如果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在海外的石油产量能够帮助提升中国的能源安全，那经济考量可以退为其次。但问题是，国有石油企业的权益石油份额是否能提升中国的能源安全呢？
如上所述，把国有石油企业的权益份额油运回中国同样面临美国主导的石油封锁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出现的话，尽管笔者怀疑这种封锁的有效性。
其次，与国有石油企业权益油的产量以及其获得石油资产和积累海外权益油投资的速度相比，中国进口石油的速度要快得多。因此，权益油战略根本不足以作为重要的能源安全战略。
第三，只有国有石油企业把权益份额油运回中国，才有可能帮助提升中国的能源安全，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国有石油企业必须将他们的权益石油送回中国。相反，国有石油企业明显倾向于让市场决定是送回中国还是跟其他国际石油公司一样，在地区或国际市场上卖个好价钱。
第四，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在发生供应危机时，国有石油企业生产的石油会给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低的价格或更多的数量。这些国有石油企业并未表现出当油价高时为中国客户提供折扣的倾向。事实上，在2008年之前，当原油价格上涨时，国有石油企业通过减少对中国市场油品的供应，导致加油站油品供应普遍短缺，因为政府对成品油价格的控制不允许他们将原油成本的上升转嫁给成品油消费者。
同时，中国对海外油田的投资帮助油田开采出更多石油，并提高了世界市场中石油的总的供应量，但这并不仅仅对中国消费者有利，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同样也从中受益。考虑到以上几点，中国对海外油田的投资提高了世界市场的石油总供应量，因此，中国国有石油企业获取海外油气权益对美国或西方能源安全并不是一种威胁，但也并不能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
中国和西方国家都需要去政治化
美国主导对中国实施石油封锁的威胁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只是想象。中国能源安全政策如此重视这个潜在威胁只会加剧中国对获取发展所需石油可能受阻的恐惧，导致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的海外收购支付更高的成交价格。
中国国有石油企业获取海外油气权益对美国或西方能源安全并不是一种威胁，但也并不能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既然国有石油公司的交易不能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那么其海外扩张把盈利作为第二优先来考虑则值得商榷，因为许多国有石油公司的交易并没有合理的经济理由。
国有石油企业的海外扩张对企业本身是积极的发展。但以能源安全的名义，采取一种咄咄逼人并保持不必要高调的策略，中国国有石油企业使中国在世界敏感地区的外交关系更为复杂，这可能会劫持中国政府走出去的政策，以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为代价增加自己的利润。
在中国能源安全的讨论中，有过高估计石油中断可能性和对能源贸易稳定持悲观看法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全球石油市场的不信任。而证据表明，以市场为基础的能源合同是持久的，并且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战争和出于政治动机的行为。有证据表明，在商业合同下前苏联天然气出口到西欧几乎不受阻碍，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不遵循市场规律，兄弟之间也会有冲突。2005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天然气纠纷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尽管事实上，后者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他们之间关系仍非常密切。因为在出售给乌克兰的天然气支付方面产生了分歧，俄罗斯试图停止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当时，俄罗斯供应乌克兰的天然气每1000立方米为50美元，而其天然气出口到西欧的价格近其5倍。很显然，这起纠纷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原因，因为此天然气供应没有建立在商业合同之上，而是一个政治交易。因此，一方因另一方政治条件不断变化而不遵守交易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一纠纷中，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存在自治和政治独立的显著倾向。
此外，以石油输出口国组织（OPEC）为首的石油禁运是最不可能重现的。首先是OPEC自身的缘故。即使禁运，也不会像二十世纪70年代那样损害严重，因为主要的能源消耗经济体已不再像当时那样能源密集，主要能源供应已多元化，并建立了紧急石油储备，以应对任何可能的供应中断。其次，利用资源作为政治武器在国际上广受谴责。俄罗斯在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供应天然气价格方面持续的差别待遇已经受到严厉谴责。那些政治上靠近俄罗斯的共和国享受低价，政治上接近西方的共和国却是高价。中国和西方国家都需要去政治化地看待中国在全球寻求能源权益的问题。西方政治家要知道，他们把中国获取海外能源供应描绘成“威胁”的言论，只会加剧中国对获取发展所需石油可能受阻的恐惧。中国也需要重新认识其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位置，并意识到咄咄逼人地开展海外油田和石油权益的收购对加强其能源安全并无益处。和其他石油进口国一样，中国能源安全越来越深度地取决于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以及有可靠和不断增加的石油供给市场。
（特约作者张中祥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