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王运熙教授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很多年轻的学子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或许不知道王运熙是谁，但大都读过他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本书以及他的一系列文论研究著作，影响深远，是奠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基础、开启无数法门的典范之作，几代学人都是读他的论著成长起来的。
少年成名，白首未改初衷
王运熙1926 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今为上海市金山区）的一个小镇上，在父亲的引导下，他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熟读经、史、文重要典籍。
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陈子展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在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中文系，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王运熙主要致力于汉魏六朝研究，重点在乐府诗。他的论文结集成《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当时他还不到30 岁。
对汉魏六朝文学深有研究的余冠英看到《六朝乐府与民歌》书稿后，非常赞赏，并评价其为“有系统地研究六朝乐府‘吴声歌曲’、‘西曲歌’的第一部著作”。
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运熙转向唐代文学研究。31岁那年，他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发表《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一文，就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与郑振铎、陈寅恪商榷。
王运熙认为，唐传奇并非是古文运动的产物，而是与汉魏六朝的小说、杂传类作品一脉相承，同时受到当时俗文学的影响，古文家也并未借助传奇来推动古文运动。这样的结论在当年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他仍然坚持己见。半个多世纪后，很多学者认为他的结论更为真实可信。
上世纪60 年代前期，王运熙因为参与到刘大杰主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工作，学术研究转向古代文论领域。
为了加强学科研究力量，1978年王运熙开始组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已离开复旦的黄霖被召了回来，黄霖现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从1978 年到1996 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文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 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完成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文革”前，《中国文学批评史》只出版了王运熙编写的上册，刘大杰在“文革”中去世，后续任务就落到了王运熙肩上，他大胆启用青年学者，让黄霖负责小说、戏曲部分，最后由他来审稿。
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后，获国家教材一等奖，成为全国高校文学批评史学科必读书目。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原主编徐公持将由王运熙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列为“学科成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1983 年到1996 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鹤兮归去，清风犹舞。
学有所专，不做“三脚猫”
“种树类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这是悬挂在王运熙客厅中的一副对联，写出了他对于育人、读书、做人的自我期许。
复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认为，复旦中文系的治学传统能够薪尽火传，绵延而不坠，实有赖于王运熙等老一辈学人的坚守。
王运熙在和学生交流时，常常告诫他们应有所专心，不要做“三脚猫”。他常对学生讲三句话：“学习古代文论一定要学好古代文学”、“打通文史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一部很有用的书”。
王运熙曾说：“我问学之初，曾跟随蒋天枢学习《总目提要》，体会古今学术的变化和学术评价的原则。”他认为自己在《总目提要》中得到的学术启发，比任何一位老师都要多，而他平生学术力求持论平允，也深受《总目提要》的影响。
王运熙重视学生的治学根底，忌讳空谈理论，他的第一名博士生曹旭仍然记得，在招收他之前，王运熙曾在三个不同场合问过他同样的问题：“文艺理论喜欢不喜欢，擅长不擅长？”曹旭回答：“喜欢却不擅长。”又问：“古代文学作品喜欢不喜欢，能不能背诵？”曹旭回答：“喜欢能背诵。”曹旭认为，这反映出王先生反对空讲理论，他担心学生用文艺理论来套古代文学研究，从概念到概念，这和他的治学路子是不一样的。
对于学生晚辈，王运熙平时并没有太多感情流露，然而发自于内心的鼓励和关爱，却让很多人为之动容。
在王运熙晚年，有一次黄霖去看望他，当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临走之时，口不能言的王运熙突然很大声地喊出：“黄霖！你要好好休息！”让所有在场的人为之一惊。提到此处，已愈古稀之年的黄霖眼睛湿润了。
淡泊一生，温润如玉
在学生的眼中，王运熙外貌清癯，衣着简朴，常穿一身布制的中山装或中装，平时不苟言笑，在高兴的时候也只是浅浅一笑。恰如他所研究的《文心雕龙》中的风骨内涵———风清骨峻，得其精神。
王运熙的儿子王宏图回忆道：“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对物质上没有太多的要求，让我知进退，懂放弃。”据王宏图回忆，王运熙也喜欢写一些新式小说，在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在现代作家中，他尤为喜欢沈从文，沈从文那种恬淡安静的笔触正是他所向往的。
直到去世，王运熙一直居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套48 平方米的旧房子中，从1978 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进出的轰鸣声。
虽在斗室，王运熙却甘之若饴。学生们常常到老师家中上课，因其视网膜衰退，视力减弱，学生便把文章心得念给他听。他再根据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从不对学生说“你错了”，而是轻轻地说：“我觉得这问题是这样理解的。”对学生，绝无呵斥之语，偶有批评也非常委婉。
正是在这间斗室，走出了我国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也培养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批中坚力量，其中很多已然成名成家。
“先生并不是甘于寂寞和清贫，而是不知寂寞为何物。对他而言，学术就是乐地，沉浸其中就是最大快乐，所以从不感到什么寂寞和清贫。”吴承学说出了他的看法。
晚年的王运熙曾对学生说，自己这一生主要在书斋中度过，没有经历大的波澜，没有多少可写。
王运熙是在凌晨离世的，一如往常一般平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恰可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