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先生同毛泽东主席，在上个世纪有过长达数十年的友谊。两个人间的悠悠情谊不仅被当作一段佳话广为流传，也为我们后人再次追溯历史留下很多珍贵的史料，并带给我们许多启发和教育。
本人读了《联合时报》2013年10月28日第六期中的一篇文章《周谷城与毛泽东的几件轶事》，发现该文与史实有出入，甚至有些地方同史实相去甚远。笔者希望根据自己粗浅的史学认知，本着忠于历史的实事求是态度，对文中的一些重要史实提出与施先生不同的见解，求教于施先生，并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长沙初识，相谈甚欢
施先生在文中写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我在湖南师范中学部执教历史，而毛泽东在小学部教国文。”但实际上1921年春，“周谷城来到（湖南）一师后，任师范部英文兼伦理学教员”而不是执教历史。毛泽东1919年曾在长沙修业小学当过历史教员，1920年夏“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1921年，被聘后辞去小学主事一职）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也就是说毛泽东从未在湖南第一师范小学部教过国文。
在施文中有关毛泽东和周谷城第一次关于马列主义的对话是：“‘谷城兄，你也信马列主义？’我答：‘我不是信，而是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它。’”我们无从考证他们到底是否有过这样的对话。但是在周谷城写给贺麟《现代西方哲学演讲集》的序中谈到他和毛泽东的第一次有关马列主义书的对话：“1921年春到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便以邮购的方法，向日本东京丸善株式会社买《资本论》两套，一为英文本的，一为德文本的。当时毛泽东同志在一师附小任主事，看我读这类的书，半庄半谐的说：‘你看这些,不怕惹麻烦吗?’我说：‘该不会惹什么麻烦吧！’”而且毛泽东和周谷城在此之后，又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共事过程。毛于1921年10月创立了湖南自修大学，聘周为讲师，直到1923年湖南自修大学被迫关闭，毛和周至少共事过两年以上。但是在该报上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数月后，（谈论马列主义之后）毛泽东离开湖南师范小学部，不知所踪。”“数月后离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在毛泽东知道周谷城研究马列主义之后，他们至少有两年以上的共事经历，谈不上“数月以后”就离开了。再者，毛泽东离开长沙是在1923年，当时他担任的是湖南第一师范国文教师，而不是工作在湖南第一师范小学部。
施文：“之后二十多年，我在报纸上知道了他的革命行踪。到了四十年代后期，有地下党来找我叫我参加共产党。我对他们讲‘在共产党最苦难的时候我没有参加，现在共产党快胜利了，我参加，有吃落地的桃子，享受胜利果实之嫌。’”也是同史实有悖的。首先毛泽东和周谷城之间如果以毛泽东在1923年离开湖南第一师范的时间算是两个人分别的话，那么两个人根本不是在二十年以后再见的面。1925年6月底毛泽东从韶山回长沙，一天他到湖南第一师范，在周谷城、夏曦的陪同下，在大礼堂做了报告，周谷城先生刊载在1983年12月10日的《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我跟随毛主席从事农民运动的回忆》对这件事做了清晰明确的记载。而且周谷城先生自己也陈述道：“一九二七年春到武汉，毛泽东同志找我到他自己所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任干事，做一点宣传工作。”后来宁汉分裂，周谷城才不得不逃离长沙去上海。至此周谷城与毛泽东开始长达十八年的分离，周谷城回忆：“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毛主席为着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从延安飞到了重庆。时我也在重庆，于《大公报》上见到一栏标题‘毛泽东先生来了’。有一天，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举行茶话会欢迎毛主席，我于开会之前几分钟，站在会场门前等候着，看他穿一身蓝布衣服，戴一顶白色邮帽，拿着一根手杖走来了，便迎上去握着他的手没有说话，他随即用带着陕西音的湖南话大声问我‘你是周谷城先生吗？’我回答说‘是的。’这时他以手势说‘十八年了！’（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眼里流出了泪珠，我自己也流出了眼泪；他念旧情深，令我感激。”也就是说两人分离根本就没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倾心相交，鼓励学术争鸣
施文中还谈及：1953年某一天有人通知我到校长办公室，坐下不多时看到外面走进来的是毛泽东主席。几十年没见面，两人欣喜握手，坐下后毛泽东主席说是专程来看我。当时在场的有校党委书记、校长和校长办公室主任和毛泽东的秘书等。毛泽东就“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哲学问题向周谷城先生请教。办公室主任做了记录。文革时红卫兵冲击把校里的档案也冲了，就拿这个来批判我，而且这时我才知道，五八年“反右”时把我内定为“右派”。这里有几个问题也是值得根据史实加以澄清的。首先，毛泽东和周谷城在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见面这件事是不存在的，因为毛泽东一生从未到过复旦大学。其一，复旦现存的档案和在复旦公开出版的校内刊物上不曾有过这件事的记载。其二，据解放以来至今60多年在复旦大学工作的干部和教师也说毛主席从未来过复旦大学。至于文中说的“几十年没见”也不是事实，因为至少在1949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的时候，周谷城是见过毛泽东的。
再次，就1953年毛泽东和周谷城先生讨论“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的哲学问题也是不合常理的。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周谷城先生确实参加过一场哲学问题的辩论，当时辩论的主题是“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参加辩论的双方主要是周谷城先生以及复旦大学的沈秉元先生，争论的主题是形式逻辑管不管内容的问题，也就是是否揭示事物的真假。沈秉元先生认为“管”，而周谷城先生认为不能管，管不了。这次辩论毛泽东实际上也是知道的，并且曾经鼓励过周谷城要他把这场辩论坚持到底。周谷城先生回忆道：“我因不满前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曾在《新建设》上发表过一篇《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文章发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杂志社告诉我说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怎么办？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这件事毛主席知道了，有一次他在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和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陪同下到了上海，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准备吃晚饭之前把我召去，我同随主席来的几位打了招呼，主席手拿一本《新建设》杂志对我说：‘关于逻辑，你说的最明确。’我说：‘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冲我来，我受不了。’主席说：‘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我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主席说：‘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人民大学里一个刊物，好像是《教学与研究》上面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我说：‘我没有看见。’主席说‘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后来果然有人寄来了。几本刊物里面有折角的地方，都引了我的话。那次主席还一再说：‘不要怕，要积极地写。’我好兴奋又好激动，他专门收集了这些支持我意见的文章寄给我，给我以极大的鼓励。主席曾经对我说过‘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来它个系统的叙述。’还说：‘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新的或旧的，过去的或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后来北京出版方面来信说书要出版了，寄来目录一看，不是大部丛书，‘按语式导言’还要不要，于是我向主席请示。未料收到主席亲笔来信‘谷城兄：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顺颂教安！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读了来信深为感动，主席正是为了让大家开展争鸣，要群言，广开言路，多么好！”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场学术辩论是有关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而不是像文中所说的是“有关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辩论。
综上，我确信施文中所说的1953年周谷城与毛泽东在复旦大学见面的事是不存在的，其谈话内容更是无中生有的，至于谈到1958年“反右”的时候将周谷城内定为“右派”的问题，根据当时参与反右斗争的有关党员干部的回忆和复旦大学档案记载，从未把周谷城内定为“右派”。只是在“文革”期间，周谷城因为其“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等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批斗。
君子之交，不求私利
至于施文中还详细描述了1972一天周谷城结束一天的劳动改造回家，毛泽东在周谷城家中两人会面的情形以及两人的对话：当时我心里一肚子怨气，不知从何谈起，忽然脑子里一闪，就开口对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在京城里做皇帝，人家说我反皇帝，你信不信：”毛泽东听了用家乡话说：“不信不信。”我又说：“你记得1953年你来学校问我一分为二的事？”毛答：“记得，记得。”我又说：“那我怎么一下子成了右派分子。”毛答：“嗨！我在台上变戏法，就是有人来戳穿我的西洋镜嘛！所以我来问你。”我又说：“现在倒好，有人说我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了？”毛空中摇着右手说：“不会不会！”两人静默半分钟，毛泽东说：“过去的就叫它过去吧！”毛泽东就起身告辞了。关于这段描述我想更正的有两点：其一，周谷城虽然和毛泽东主席有过多次见面，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在周谷城家里见过周谷城。周谷城在196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毛泽东，在其个人论著中能够找到明确证据。周谷城先生对于他和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有详细记录：“直到1965年，我又在上海西郊一个旧式别墅里见了主席。我一进门，主席即起而笑着说：‘又碰到了’。‘又碰到了’这几个字是主席每次见到我的时候第一句常用的话。这次在座的，有陈丕显同志。我同主席握手问好之后，随即转入畅谈。谈话的范围真够广了。谈到哲学史，主席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我说：‘胡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主席又谈到‘中国佛教史没人写，也是一个问题’。主席学问渊博，对古今中外文、史、哲等都有兴趣。关于旧体诗，我们谈到了李商隐；我当即忘乎所以，随便把李商隐的一首七言律诗用湖南腔调哼起来，曰：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我把五六两句哼了几遍，七八两句居然哼不出来。主席知我已忘记了，他便笑着，自己代我念出，曰：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主席念出时，我又跟着他的后面哼。一时心情舒畅，超乎寻常，万万料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这次后，除了听过毛主席一次讲话录音外，就再没有聆听他的教益了。”也就是说毛泽东和周谷城先生在1965年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
再者，施文中还提及周谷城写信告诉毛泽东说：“因我的问题，大儿子被迫害致死，尚有一个小儿子远在郑州工作，现在膝下无人您看怎么办？后来信寄出不久，小儿子就回来了，说是奉了最高指示才调回来的。”关于此处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下。首先，据复旦大学与周谷城先生交好的老同志反应，周谷城先生生前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个人家庭问题而给毛泽东写过信。周谷城的孙子周洛华大学毕业前，适逢李岚清副总理去看望周谷城，谈话间，说起周洛华即将面临择业，李岚清便关切地询问周洛华的个人选择，还不待周洛华开口，周谷城便急忙一摆手，顾左右而言他地扯起儒家旧训，等于封住了孙子可能提出任何请求的机会。其次，据我们多方打听方知周谷城先生之子在“文革”期间也从来没有去过郑州，也没有因父亲的原因受到特别关照。最后，即使是毛泽东因为周谷城的原因，对周谷城之子有所关照，将一个人的个人调动问题用最高指示去落实也是不可能的。
实事求是、忠于历史，不仅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必须具有的基本史学素养，同样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对于拙文的不确和不妥之处，希望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作者系史地所2012级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