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28日（农历），我出生在一个贫困山区小县——河南淅川。我上小学时全县连一个初中也没有，我家也无力送我到外地去上初中，小学毕业将为我求学路上划一句号。我兄弟姐妹8人，我是长子。家有土地20多亩，因为无劳力，一位亲戚在我家做长工，土改时我家被定为破落地主。如果我留在家里，我本人就成地主分子，土改时可能被斗死了，三个人生偶然机会，使我读了初中、高中和大学。
战乱年代求学难
1940年日军攻入河南东部，商丘中学逃难迁到淅川，正好我小学毕业，就考入初中。上了初中，我还想上高中、大学。经过努力，1943年我考入落难内乡的开封高中，内乡是淅川临县，相距不远。高中在山坡上盖了几间草房，就是我们的教室。高中上了一年，日军又打来了。一天下午校长在山坡上向全体师生宣布：日军即将打到内乡，今夜我们将逃向陕西，谁不走就要当亡国奴。大家赶快收拾行李，天黑之前我们就出发一直奔陕西，夜幕来临时，我们依依不舍告别家乡，离开曾住过一年的茅草房，肩背全部家当西征。走了一夜，我们靠在山坡上就睡着了，被叫醒后饿着肚子继续前进。爬秦岭时，我的鞋破了，脚被山石刺伤，无处消毒，在雨中带着血一步步往上爬。经过半个多月的跋山涉水终于到达西安。等待我们的坏消息就是西安难民太多，当局不允许学生在西安停留，我们被迫奔向宝鸡，那里也不允许我们住下，我们只得继续西进，最后落脚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住在穷苦的百姓家。那一年，一天课也没有上，也算完成了高二学业。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校长带领我们回到开封，上了一年高三就毕业了。当时我无钱去京、沪考学，在开封打了一年工。1947年夏，有钱的同学坐火车去北京考学，我们穷学生只好冒险爬上河南发往上海的货车，不买票就到上海，举目无亲又无钱，瞎摸着走到交通大学，那里教室可免费供穷学生住。夜里蚊子咬，白天去赶考。我报的是复旦农学院茶科，我来自农村，喜欢农业，茶是经济作物，二年即可毕业，我幸运地被录取了。
开学第一天，大家在班会上作自我介绍，有位上海姑娘讲宁波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在学业上她是农学院最好的学生之一，她安分守己，很少参加学运。我们男生中杨天运最活跃，他第一个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由于我能主动积极参加“反美扶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学生运动，杨就介绍我加入地下党。1949年4月26日夜，反动军警包围了复旦大学，疯狂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捕去77人，第二天报上公布了被捕学生名单，第一名就是我的好友，农学院的张肇凯，消息说，当局已下令要全部枪毙。后因下令人已逃台湾，监狱长想，他曾经害过共产党员，这次再杀害共产党员，将是罪上加罪，以后不会有好下场。不如主动赎罪好，他就打开狱门，对被捕学生们说，你们可以回校了。那天，杨天运事先得到党组织通知，他就躲在刘教授家。次日清晨杨把我叫去，对我说：“快帮我转移，以防牵连到刘教授。”我想去找谁呢？我们班只有水翠云是上海人，我就到女生宿舍找到水，我对她说明情况，水就同我一起去刘教授家，在路上水艰难地用普通话对我说：“你们二人可住在我家里，我回去禀告父母并为你们准备住处。”在刘老师家见到杨后，水对我们说：“你们可住我家，天黑前到达河南路东棋盘街66号。”我们准时到达，水在家门口等我们，将我们安排住在她父亲公司，水每天给我们送饭，一周后，杨怕牵连水父，又换了一个地方。水对我说：“你可继续住我家。”我在她家一直住到上海解放。
我们回到学校，校方号召学生报名参军南下，我报了名，茶专主任王泽农知道后，叫我去退掉。他对我说，在上海接收国民党管理的企业需要人。7月3日，我们几个同学得到通知，要我们到上海茶叶公司报到，公司经理正是王泽农兼任。
1951年夏，我突然接到一个通知，中央贸易部就要我立即去报到，参加赴印、巴展团。周总理批准我国参加印、巴国际博览会。为此，中央贸易部从全国选30人组成展览团，其中上海4人。团长是华东贸易部部长陈明，他带2位专家和1位年轻人，上海外贸有上千年轻人，我做梦也想不到会选上我。10月中旬，我们到中央贸易部报到，经过预展，我们一行30人飞往孟买，从建馆、展出，到拆馆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展品发运后，我们就飞往卡拉奇。又是建馆、展出、拆馆。在完成印、巴展览后，我们于52年5月回到北京，接待我们的不是贸易部长叶季壮，而是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南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批示：①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②任命南兼任贸促会主席；③赴印、巴展团全体人员留下，作为贸促会的首批工作人员。南说：“不管你们哪个省来的，我负责把你们户口转到北京。”陈明被任命为出展部部长。就这样，我在贸促会干了一辈子。
贸促事业重如山
1953年我被提为计划科副科长，1964年，我被任命为设计处处长，73年我又被任命为技术交流部部长。当时我国与外国政府往来较少，贸促会作为民间组织，成了对外联系的重要桥梁。技术交流部是中央各部委、军口各单位、全国各省市引进先进技术的唯一窗口。每个月都有许多跨国公司向我们提出申请，希望来华技术交流。十年中我们从发达国家引进数千项先进技术，包括空中交通管制、军事指挥系统以及工农业、医疗卫生等多方面技术，并为各单位培训了数千名技术人员。为此，我获得军委级技术进步奖。1984年贸促会机构调整，我被任命为国际联络部长，1985年又任命我兼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咨询公司总经理。当年3月14日，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开业典礼，薄一波、李鹏、朱镕基等领导人出席了大会，还有一些中外代表团和众多跨国企业代表也出席了大会。我在会上首先致词，人民日报、经济日报、China Daily用半个版面刊登了祝贺单位名单，包括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对外贸易部、中国贸促会及上述公司。朱镕基为我公司推荐了二位顾问：傅家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鼎模（经管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
我在贸促会工作期间曾多次担任中国展览团团长、经济贸易代表团团长，参加过不少国际会议并多次在会上发言，其中不少是未建交国家。1958年，我赴任柬埔寨展览会副馆长，西哈努克出席了开幕式并剪彩。王幼平大使指派我陪同西参观并为他讲解。展览结束后，西派专机接我们去海滨城市白马，在那里西接见了全团人员并给每人送纪念品。1964年在埃塞俄比亚展出时，服务员把台湾“大使”的皮箱送到我房间。如果我打开看，将会造成麻烦。万一里边是定时炸弹，将会发生悲剧。我立即叫服务员拿走。
1966年，我受命于危难之中，赴任科威特展览馆馆长，当年我国尚未同科建交；而台湾“大使馆”还留在科威特。什么事都无处请示，要自己决定。展览会开幕前，为挂领袖像使我伤透了脑筋。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已发表。但在北京预展时，刘少奇和科国王像并挂。当时不知刘是否已被打倒。因此我向科方建议，双方只挂国旗、不挂领袖像。科方说，任何国家来科办展必须挂科国王像，你们领袖像挂不挂我们不管。经反复深思，只挂科国王像，那是谁家的展览会？最后我决定挂双方元首像。不久，我听说贸促会造反派要到北京机场揪斗我。不知何故，当我到北京下飞机时，没见到一个造反派。在科展开幕前，科贸易部长设家宴欢迎我们，并有教育部长作陪。开幕后，国民党“使馆”不断派人来刺探情报，其中有位常客，我同他交谈过几次，他主动告诉我：“我是‘大使’的司机，是他派我来的。”他看到展团人员上下级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就对我说，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冷酷无情，共产共妻。现在我明白了，那是恶意宣传。于是，我们成了朋友。
1984年，中国参加美国路州世博会，世博会于5月12日在新奥尔良开幕，展出184天。9月3日，美国副总统布什夫妇到中国馆参观，我代表中国致欢迎词并陪他们参观，最后送一瓷花瓶给他们留作纪念。几天后，我收到美白宫寄来布什参观中国馆的一组照片。9月10日，美前总统卡特夫妇也来中国馆参观，走到水利模型处，卡特对我说，让我们在这里留个纪念吧，摄影师拍下了那难忘的一刻。9月15日，美国务卿舒尔茨夫妇来到中国馆参观，我陪他们参观到工艺品展柜时，舒被一只瓷老虎所吸引，看了半天也不肯往前走，他对我说，“能不能打开玻璃柜让我仔细看看？”他拿到瓷老虎后，爱不释手并问我，“我能不能买下它？”我说，“你不用买，我可以送给你。”他非常高兴地收下。第二天，美报刊出舒手拿瓷老虎并仔细观看的照片，下面说明写着，老虎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吉祥物，舒是该校的老虎迷。舒回到国务院后，亲笔给我写了封感谢信。
该世博会开幕3个月时，由于经营不善，几乎要破产，总裁被免职了，一些小国准备收摊。我们中国馆表示不走，坚决支持世博会度过难关。于是，小国也不走了，世博会艰难的苦撑6个月，于11月按时闭幕。在该次世博会上，我本人获美国新奥尔良荣誉市民证书和金钥匙，以及世博会的功勋证书。
在贸促会工作的40多年中，我访问了56个国家，时至今日，1962年前赴印、巴展团那30个人仍在贸促会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成了一本“活字典”。现代贸促人经常向我询问一些陈年旧事，我很乐意一一作回答。
关于我的夫人水翠云，她是我复旦农学院的同班同学，也是农学院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她参加工作后，24岁被评为上海市一等劳模。她是上海姑娘，家里富裕，我是穷山沟里来的穷学生，我们门不当、户不对，在当时看来不可能成为一家人。故我到北京后，我们连信也没有通过。我心里明白，大逮捕时，她让我到她家住，完全是出于正义感，并不包涵爱情成分。1953年贸促会组织展团去莫斯科举办中国展览会，向上海借人，上海把水派来，我们又在莫斯科相处了三个月。1955年，贸促会赴法国展览，再从上海借人，上海又把水派来。不久，水被正式调到北京中士富公司工作。此时我收到水的大姐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二人年纪都不小了，该结婚了（我29岁，水26岁）。收到信后，我给水打电话说，“我收到你大姐给我来的一封信，我送给你看看。”水看到信后，我们相对一笑，水到渠成，我们很快就结婚了。当时，已通知水参加赴巴基斯坦展团，通知我参加赴日本展团。可能由于我们新婚，把我也改成赴巴展团。在卡拉奇，我们住在皇宫饭店，我们儿子就在那里怀孕的。次年儿子在北京出生，大家都叫他是卡拉奇小王子。水在中士富年年被评为“优秀”。55岁不让退休，60岁仍不让退休，花甲之年被派往美国任三利公司总裁，她带上6个年轻人，3年半为公司净盈利4亿多美元，当年合40多亿人民币。64岁回到北京，办好离休手续，仍不让回家，要她参加编写《中华茶叶5000年》一书。70岁才告老回家。
水对儿子教育有方。儿子李坚在国外读硕士、博士皆由外国大学提供奖学金，美国每月给800美元，加拿大每月给800加元（当年国家公派留学是每月400美元）。李坚获UBC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于香港回归前，应新加坡国营公司之聘到其香港分公司工作，同时应聘于香港大学客座讲师，至今已近20年。李坚3年后辞去新加坡的工作，转到一家中国上市公司，现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水对孙子旺旺也费尽心血，教他说话、认字。旺旺5岁就能读三国演义缩写本，现年19岁，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芝大有12人获诺贝尔经济奖，哈佛次之有6人获诺经济奖，说明复旦后人一代更比一代强。
离休后发挥余热不停步
离休后，我写了3本书：
（一）《微笑一生》是纪念水翠云的。
（二）《追求》是我帮一位1929年复旦毕业的老学长张丰胄写的回忆录，他是国务院终身参事，在他98岁时要我帮他写回忆录，准备100岁时出书，他不幸于当年因胰腺癌而辞世。该书由李岚清题词，于2006年出版。
（三）《健康快乐每一天》已出版第二版。
以上3本书均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为纪念我妻子，我还在我的老家河南贫困县淅川设了助学基金。上世纪90年代，淅川召开经贸洽谈会，邀请我和妻子参加，我为洽谈会邀请了一些外宾，包括瑞士驻华商务参赞等。在会上，我代表中国国际贸促会宣读了贺信，会后瑞士商参代表瑞士驻华大使馆和淅川县政府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次年淅川参加了瑞士巴塞尔国际博览会，在会上做成了一批生意。在淅川期间，水翠云看到一些被大学录取的贫穷学生为无钱上学而发愁，我们就商量想设立一个助学基金。2001年水在香港突发脑干中风，后于2003年逝世于上海。经过几年筹备，2007年基金会设立在淅川一高。参加成立大会的除校方代表外，有谢发揪，我的复旦老校友，是上海解放后复旦第一届党支部的5个常委之一，他专门从香港赶到淅川参加会；还有周梦麟、金玉音，是我的老同事。在会上，校长首先致词，接着谢发揪讲述了他在日本上学时受到日本人的欺侮的经历；周梦麟带着他在圆明园画的4幅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建筑，对学生进行不忘国耻的教育；我介绍了我艰难的求学之路。最后决定助学金由我个人出资，每年帮助4位贫困学生，每人1万元。谢发揪补充说，如果有人自愿参加捐助，你不应该拒绝。后来，他捐了2万，水翠云的同事郑方顺捐2万，我的同事周梦麟捐1000元，郑化民捐1万元。受助学生由校方选，钱由我发放。在发放时，我对每位学生讲要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不仅要学习好，还要品德好，心理、身体健康，将来要孝敬父母，热爱人民，报效祖国。他们毕业工作后把钱还给学校，我死后助学金继续运转，帮助后来的学生，直到永远。
向前，向前，永向前！
（作者系农学院1947级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