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胡绳武，生于1923年，山东枣庄人，著名历史学家，著名的辛亥革命史专家。本刊选登他回顾自己考入复旦大学的学习生活经历，以及后来长期从事近代史研究、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后从事教学科研的有关情况,供读者学习、参考。
难忘的复旦大学学习生活
抗战后期，我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史地系的一段学习生活是令人难忘的。当时复旦史地系的教授有周谷城、顾颉刚、邓广铭、方豪、潘硌基、史念海诸位先生，都是国内史学界知名学者，我们受其教育，打下了较好的治学基础。那时的老师的讲课，各有特点。邓广铭先生讲的中国通史，声音洪亮，讲话较慢，条理清楚。我记得他的中国通史课没有讲完，大约讲到两汉魏晋就结束了。潘硌基先生上课不带讲稿，讲话慢而有力，一节课下来，讲稿就是一篇短文章。顾颉刚先生的口才不是很好，但他的板书非常漂亮，弥补了口才的缺陷。周谷城先生上课先写20 分钟黑板，然后照着黑板讲课。
在这些老师中，对学生要求最严的是邓广铭先生。我记得我读大二时，他开了一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选修课，选课的有十几个人。他头一节就宣布选课的三个要求，能做到的才能选。第一，读《四库全书》史部目录提要，而且要交读书笔记；第二，《二十四史》当中选读一部；第三，读完后交一篇论文。下课后，有一半同学退选。当时我也很犹豫，但我没退选，因为我当时已与邓先生交往较多。课程结束时，我交了读书笔记和读了《三国志》之后写的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在课程设计上，我们实行的是学分制，有较多的课外学习时间。在复旦大学男生宿舍附近，沿嘉陵江边有众多的茶馆，这成了同学们课外活动的场所。在茶馆里面，可以打桥牌、看书，讨论问题，也可以写文章，有些同学的毕业论文就是在茶馆中写的。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抗战的后期，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在学校都能看到。特别是周恩来同志所领导的南方局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在促进同学的思想进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同学们为了提高写作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当时在校园里盛行各种壁报，有三十个壁报团体联合会的社团组织。
当时在复旦校园中，除了盛行壁报外，还有各种名义的晚会。最有名的是新闻系同学举办的每周六的新闻晚会。每次根据当时重大的新闻事件，由主持人事先约定评论人进行评议。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言，有时也邀请校内外的专家在会上做专题报告。史地系也有自己的名为“十日谈”的晚会，会前选定中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人物，约定发言人在会上做专题发言。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期间，由政治系同学发起的“和平奋斗救中国”晚会。在会上，许多教授和同学发言，强烈呼吁蒋介石实行民主，与共产党合作，共建新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5月，复旦开始复员回上海。9月初正式开学。当时内战全面爆发，同学们痛恨蒋介石，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了1946年12月中，发生了美军强暴北大女学生事件，学生们举行了反对美军暴行的游行。1947年5月，全国又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要求增加公费（贷金）、抢救教育危机运动。5月20日，南京、上海、杭州和其他各地学生代表在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在全国丧失了人心。
留复旦大学任教
1948年七月，我从复旦大学史地系毕业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被留系做助教，为大学先修班讲授中国通史。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被学校调到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担任商学院政治课教员，讲授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这两门政治课。1950年秋，我回史地系任教学秘书，协助系主任周予同先生处理有关教学事务。1951年秋，我随史地系师生到皖北参加土改。1952年初返校，我和谭其骧先生被华东教育部借调去编写中国通史教材，供华东地区抽调机关干部进入高等学校补习班使用。这个补习班设在沪江大学，随后我又被留在这个班做中国通史的教员。与此同时，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开始，我是一方面在这个班任教，一方面回复旦大学参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1952年秋，我回到复旦。这时华东地区院系调整已经结束，复旦史地系改为历史系。教授人数由原来的八人增加为十六人。各院系普遍开展学习苏联，制定新的教学计划，中国近代史被确定为历史学专业基础课。当时复旦历史系这十六位教授皆有专长，没有人愿意开新设的中国近代史课。中国史学界向来重视中国古代史，专家名流集中于先秦，秦汉以后就多为断代史研究。至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人很少，实际上当时中国近代史还不被承认为是一门学科。究竟谁来上这门课，系里一再讨论，结果决定让我这个在教师中年纪最轻、中国史方面唯一的一名助教来担任，同时决定提升我为讲师，以示鼓励。因为当时这门课马上就要开课，根本没有时间来准备，我实在不敢承担。最后，经过讨论，公推系里在理论方面最有修养的陈守实先生和我共同承担这门课，陈先生讲课，我来辅导，半年之后由我接替。
1953年春季开学后，我就独立承担这门课的讲授任务。那时会议多，有时开会到午夜，而我第二天的讲稿还没写好，十分被动。1953年秋，新闻系又向历史系提出开设一门每周三课时、为期一年的中国近代史课程。我就邀请先后任校团委书记、教务处教学科科长的金冲及同志来历史系做兼任教师，负责为新闻系讲授中国近代史。我们两人常有机会在一起交流教学问题。1960年，我任副教授、副系主任，开始招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并增开了中国近代史政治思想史和辛亥革命史这两门专门化课程，这段时间是我担任授课任务比较重的时期。
参加高校教材《史学概论》编写
1962年6月，我接到了教育部的通知，要我到北京的教育部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参加教材《史学概论》的编写，当时我是很不愿意参加这项工作的。一是我知道这部教材难编写，二是我去北京工作，会打断我和金冲及同志合作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计划。但校领导决定要我参加此项工作，我只好前去报到。报到后得知这部教材的主编是从中央政治研究室新调到《历史研究》杂志任主编和在近代史研究所任副所长的黎澍同志。据说原拟借调的有十人左右，但实际报到的仅有北京师院的宁可、吉林大学的李时岳和复旦大学的我三人。
根据黎澍的要求，我们三人认真研读由他主编的196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一书，同时准备编写提纲。我们每周三到黎澍同志的住所讨论学术，听取他的指导。主编决定分四个部分编写：第一部分为“历史研究之成为科学”，由我执笔；第二部分为“历史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由宁可执笔；第三部分为“史学与史料学”，由李时岳执笔；第四部分为总结性质，主编准备自己动手。
根据这份大纲，我们开始写作。从1962年夏到1964年春，我们的写作过程遇到不少困难，进展很慢，我们担心编不出来，曾向黎澍汇报过。他说编不出来不要紧，有时间读书也是好的。我决定先写两篇论文，一篇是论历史学的任务，一篇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宁可和李时岳两人也各自决定编写的题目。经过努力，到了1964年春夏之交，我们三人都完成了编写的题目，但还不具备编写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概论》的条件。不久，黎澍同志被任命组织力量写批“苏修”和中俄关系方面的文章，他就与教材办公室商量暂时中止《史学概论》教材的编写，把宁可和我先后调入新成立的的中苏关系问题研究小组，李时岳因学校有事，提早返回吉林大学。当时有十多名近代史方面的学人参加这个研究小组，给我的工作是和中华书局的总编李侃同志编写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沙皇俄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文献。我在这里工作了三个多月，一直到1964年8月。
在“四清”与“文革”期间的经历
1964年秋，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大批干部参加，我从北京回到上海，随即同于1965年毕业的同学去上海郊区奉贤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先在头桥公社蔡桥大队工作，后期被调到公社任调研组成员。奉贤“四清运动”结束后，又参加了宝山县的“四清”。1966年夏初返校后，“文革”开始，一切正常工作就中断了。
1970年以后，开始逐步恢复教学工作，我负责为新进校的工农兵学员讲授中国近代史。1971年初，周总理要求上海编写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学校指定我负责组织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的人员进行编写。当时确定编写《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十本。规定出书时署名“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由于时间紧，人力不够，还借调了华东师大历史系的陈旭麓、李道齐二位来复旦参加编写。我当时负责编写《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两本。这套书从1972年开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并且不断再版，有的书出版发行到数十万册。
197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决定编写《沙俄侵华史》和《日本军国主义史》两部书，《沙俄侵华史》由我任主编。书还没编完，1974年7月中旬，我接到国务院科教组的调令，被第二次借调到北京。当时毛主席指示复刊《历史研究》，我被安排在新成立的《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共有23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13所高等院校历史系的中青年教师。科教组指定编辑部领导小组由三人组成，其中有北京师院的宁可、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思治和复旦大学的我，同时指定我为领导小组的召集人。当时我对这项工作和召集人的头衔，真是极为惶恐，但又不敢推辞。在具体分工方面，因为我在编《沙俄侵华史》，所以我管批“苏修”，王思治和宁可负责“批林批孔”的稿子。后来编辑部成立了一个支部，原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借调科教组工作的曹青阳同志任支部书记。主管《历史研究》工作的是原为周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时为科教组副组长的李琦同志。每次发稿前都由我和曹青阳同志向他汇报稿件内容。1975年9月初，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研究所恢复工作，科教组把《历史研究》交回学部编辑。这样，从各地调来参加这项工作的成员，有的回原校，有的继续留《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我经金冲及同志推荐到国家文物局，先后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古文献研究室负责人，在文物局工作了5年。
调入中国人民大学
1980年12月，戴逸同志给我和金冲及同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有七页纸，希望我和金冲及到人大来。当时北大历史系的陈庆华同志也希望我过去任教，但是戴逸同志的信写得很诚恳，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来到人民大学。12月底，我就到人民大学报到了。
来到人大之后，清史所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当时清史所经教育部同意开办了近代史进修班，全国来了30多人，全都是各高校的助教。所里让我负责这个班的授课任务，除我之外，也邀请了校外的近代史学者来讲课，我负责组织。这个进修班办了一年，后来因为太费精力影响研究就停办了。此外，让我主编《清史研究集》，我和马汝珩两人负责，我是主编，他是副主编。《清史研究集》我们组织编写了四到七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各出版两辑。
我来到人大的第二年就晋升为教授。之前我是1960年被评为副教授的，一当当了二十年，还是在人民大学才评上了教授。当时学校评教授还要教育部批准，人民大学那次批了十三个教授，还张榜公布，我是其中之一。
我在人民大学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从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来讲，一辈子能够集中精力于教学与科研就是在人大这段时间了，因为之前一直要做行政工作，政治运动不断，没法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与学术研究。《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五十多万字，都是在这个时段写成的。
1991年我离休了，但是学术研究工作并没有停止。早在1986年的时候，中华书局编辑部曾想编辑一部《立宪运动》的文献资料，邀请我作为这部文献资料的主编。虽然当时我正在撰写《辛亥革命史稿》，无暇承担此项工作，但后来还是勉强接下来，注意有关立宪运动文献资料的搜集。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后，戴逸同志动员我组织力量将“立宪运动”这部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作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献整理的项目之一继续下去，争取完成。我考虑到早在1986年接受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委托，承担《立宪运动》的主编工作，虽因客观原因一直未完成，但总觉得对学术界和出版社欠了一笔账，这次是完成此项工作的好机会。于是在2004年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提出申请，获通过，正式立项。我牵头组织了一个项目组，邀请了来自社科院和高校的十二位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研究者共同参与。这套资料是第一套较为全面反映立宪运动整体面貌的史料专辑，文献整理从立宪运动本身的研究出发，尽量搜集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从官方的档案史料、政书、报纸、期刊到私人著述、外文材料，取材范围广泛。这套资料跟清史委员会签订的合同规定是1200万字，最终成果为1680万字，即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与金冲及同志合作从事近代史研究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是长期和金冲及同志合作。1953年他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为新闻系讲中国近代史以后，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教学和学术问题。
1956年的时候，我打算要写一篇关于清末立宪运动的文章。我所以起意要写这篇文章，是感到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的同时，也应该研究它的对立面立宪派。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共计十二册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个油印本，上面有许多材料都没有被人使用过，我就约金冲及同志合作写这篇文章。经过讨论以后，我们两个人在许多方面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就决定由他负责写第一部分，关于“立宪运动的阶级基础和背景”；我写第二、三部分，“立宪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有关立宪运动的若干问题”。文章写出以后，由于字数太多，不宜在刊物上发表，后来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59年出版了。
其实在这本书出版以前，我们两个人已经有合作的成果发表了。那是在1957年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课堂讨论会上，我们两个人分别发表了一些意见。会后不久，金冲及就写成一篇《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问题》的稿子。他对我说:“您在会上的发言我很赞同，我现在把讨论会上的内容综合成一篇稿子，您看我们联名发表如何？”我说，文章是您写的，还是以您一个人的名义发表好了。他说，许多意见是您讲的，还是联名发表吧！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学术月刊》1957年第10期上。这是我们长期合作的开端。后来，我写《论清末立宪运动》的时候，邀请他和我合作撰写，实际上也是对他邀我合作撰写太平天国这篇文章的好意的回应。
在我和金冲及同志合作完成《论清末立宪运动》之前，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吴慈生同志已经约我把1955年发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的论文，扩写成一部三十万字的专著，并签订了出版合同。这时我和金冲及已经开始合作撰写《论清末立宪运动》，彼此合作非常愉快，所以我就约他共同完成这部书。我们商量，各人先围绕课题撰写一些专题论文，然后再写成专著，这样可以保证专著的质量。这样，由我执笔写了《同盟会成立前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想的发展》，发表在1959年11月的《光明日报》上，《辛亥革命时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发表在1961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上；金冲及也在《历史研究》1960年第5期上发表了《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后来，我们又进一步商定这部专著由他负责写1903年以前的部分，由我负责写1903年到同盟会成立前的部分。这部书稿写到1962年4、5月份，大体上就完成了。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1961年10月，我和金冲及受邀参加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受到会上提倡写大书的影响，在坐船回上海的旅途中经过研究，确定写一部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并且准备以当时正在写作中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作为第一卷，并对以后各卷作了初步设想。
1962年5月份，我和金冲及同志合作撰写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一书大体已经完成了，恰在此时，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来函调我去北京参加由黎澍主编的《史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当时我心里是不想去的，因为这将打断我和金冲及合作写《辛亥革命史稿》的工作，但组织决定了，我只好前往。临行之前，我将已经写成的稿子和有关资料都交给了金冲及，请他统稿后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5年，由于金冲及同志被调往北京文化部工作，两人再合作的可能性已经很少，此事也就未再提及。
事情是在变化中的，可能有某种因缘的作用。当1975年9月初，国务院科教组将《历史研究》交回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编辑后，我一时去向难定，金冲及同志从各方面为我着想，建议我到文物出版社去和他一起做副主编。不过，当时我们二人都没有考虑再次合作研究的问题，因为当时形势的发展还难以预料。到了1979年，我们发现1962年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那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的稿件并未丢失，金冲及同志就对稿件进行了修订，再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正式出版。这之后，我们才开始考虑续写后三卷，争取于1991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日之前四卷全部出齐。此后，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这部书的撰写，并在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时，四卷完全出齐。
我和金冲及同志合作研究中国近代史，除了一部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外，还有《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部上、下两卷本六十三万字的论文集。
我和金冲及同志几十年之久的合作关系，在史学界也称得上一段佳话吧。我们两人之所以能如此合作，除了彼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认识和研究方法十分接近之外，还由于彼此在学术问题上经常一起交换意见。这样，即使碰到某些问题一时有不同看法，经过交换意见，也比较容易取得一致。可以说，我们两个人见面就交流学术，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一种习惯。
治学感悟
上世纪90 年代初，《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曾经举行一次《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专题座谈会，主题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当时曾经就史学方法论的问题谈了一点自己的意见。我始终有这样一种看法：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史学工作者认为不应该把唯物史观和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等同起来，不应该认为历史唯物论以外别无其他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
我觉得为了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首先应该重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弄清楚他们在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过程中究竟运用过哪些方法，把它们归纳出来。其次，在引进当代外国史学使用的各种方法的过程中，加强对它们的分析与批判，肯定它们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确实有成效的一面，同时批判其明显的唯心论的东西。再就是，应该认真研究近现代中外史学家的成功之作，总结它们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成功之作，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也有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我觉得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能够从事实出发，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来科学地说明历史现象，探求历史规律，也可以写出体现唯物史观的令人信服的史学专著。像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所著的《艺术哲学》就是这样的著作。如果我们分析、总结像这种著作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肯定会有帮助。另外，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离开传统的史学方法孤立地加以运用。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史学遗产和优良的史学传统，我们应该重视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研究，努力把新史学方法和传统史学方法结合起来。最后，我感觉无论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的论述，都应该结合具体史实进行。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中作出令人信服的成果，才有说服力，才能够被人们接受和利用。
回顾这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我觉得我所坚持的研究方法，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严格遵照事实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分析任何历史与社会问题时，都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也是我的研究所以取得一点成绩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我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体会吧。
（上文初稿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于2012年7月2日对胡绳武教授进行采访的录音整理而成，并根据其本人提供的材料进行编辑，主要参考了邹兆辰发表于2007年第3期《历史教学问题》中的《在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问题中艰辛探索——访胡绳武教授》一文。2013年5月，胡绳武教授本人又对该稿作了部分修改、补充。限于篇幅，本刊在刊登稿件时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