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提高”、“四个环节”
从我负责本科教学的工作经历来看，我觉得复旦的本科教学历来在全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世纪，包括我们搞的通识教育，在全国一直走在前面。
回顾1992年到2002年，这十年的本科教学改革，有一个基本的脉络，就是复旦的本科生到底应该怎么培养？复旦的传统优势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本科教育在全国是有影响的？下面我想回答一下这三个问题。
80年代在谢希德校长等几位老领导的带领下，复旦的本科教育最突出的改革是“三个提高”、“四个环节”。当时分管教学的强连庆副校长是这样诠释的：“三个提高”、“四个环节”完全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的。所谓“三个提高”：一是提高教授、副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尤其是上基础课）的比例。二是提高“一类课”的比例。所谓“一类课”，就是有好的课堂教学效果，有一本好教材，有较强的教学梯队。三是提高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通过基础、实践、外语、能力等四个环节来培养学生创造型思维，提高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什么必须做这个事情呢？从50年代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本科生的培养主要是借鉴苏联的一套模式。即强调专业、从基础到专业甚至到专门化，这种教育模式曾经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80年代，我们的人才培养理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改革开放了，开始比较多地吸收美国的教育模式。那时谢希德校长特别强调：学好外语，参与国际交流；学科交叉，提高学术水平；淡化“专门化”。反映在课程上文理融通，文科生一定要学点理科知识，理科生也要学些文科知识。事实证明，谢校长的办学思想指导了80年代复旦的本科教育，一下子拉高了复旦本科培养的起点，为日后培养了一大批社会精英。
1990年，我校提出了本科教育应“打好基础，提高能力，增强适应性”的原则。前两年打好基础，后两年分流培养，非常有效。
“通才教育、按类教学”
1992年底，杨福家院士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当时他就对本科教学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点，从办学理念上，他强调通才教育。第二点，针对当时学风不好、考试作弊等提出来要加强学风考风建设，杜绝考试作弊现象。第三点，他提出要搞学分制。我们先从办学思想、教学理念和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讨论，按照杨校长的“通才教育”理念，什么叫通才，通才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像“万金油”一样到处都可以用？像“抗菌素”一样可以到处打？我们认为这不是通才的概念。所谓的通才，指知识面宽，应具有适应社会需要的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
1993年底，复旦大学邀请了100多位教授专家开展了一次教育思想大讨论——讨论“通才”教育到底怎么实施？最后，达成共识 ，实施“通才教育、按类教学”的教学理念，四年本科教学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扎实的基础，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维方式，和较强的工作能力并受到严格训练的通才；把教学的重心从单纯地传授知识转向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掌握丰富的科学信息，具有较强的适应性。“通才教育、按类教学”也就是说通才教育要有个基础，通到什么程度，在什么方面去通？“按类教学”就是通的基础，后来这一理念被好多学校采用。
在“通才教育、按类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对课程体系做了一个大的改革。1995年起，教育部正式推出并实施《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我们积极组织这项改革。我们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和“通才教育，按类教学”的理念，找出了一个实施方案，把全校所有的专业按照课程体系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是整合原有的公共基础课，包括政治理论、品德与修养、军事与体育、语言与技能、综合知识等五个方面，属学校层面的课程，称为普通教育；第二版块是基础教学，打破原来专业划分太细的培养方式，按类实施第二板块的课程，把当时全校的七八十个专业和院系按照学科大类来设置课程，最突出的就是文科，比如文史哲等基础学科为一级学科，文史哲不分家，打通为一类，在这个类的层面上设置大类课程。再比如经济是一个大类，按照经济本身的规律打通，不管是经济学院什么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经济类基础课程。还有管理大类、法学大类、新闻大类。文科大概分了六到七类。第三板块是专业教学，除专业课以外，还包括社会实践与生产实习，毕业论文。这部分课程强调精干并注意合理分流。这个改革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原来所学的基本内容仍然不变。整体要求有6个学分，需要文科生学习一些理科课程，理科学生学习一些文科课程。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探索，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已初见成效。1997年1月27号，《文汇报》头版以“‘通才教育’造就了素质学生为题”进行了报道。这一次的教学改革为我们现在实施通识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学校层面这些课程怎么去改？一定要用一些新的教育观念去改革教学内容。当时我们觉得，有些课程需要科研能力强，且对教学热心的老师来主持这些课程的改革，以更好地开拓学生的视野、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我记得当时最热门的一门课是物理学系倪光炯教授和王炎森教授开设的“改变世界的物理学”。原来的物理课程是按照传统的四大力学、电学、光学、原子物理学等来开设的，如果说要在全校开设一门对非物理专业的学生，甚至于是文科学生，如何开设物理课程，就必须打破原来的格局，这两位教授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做法是，用20世纪物理上的新发现和新成就来统帅物理这门课程，所以这门课的名称就叫作“改变世界的物理学”。20世纪的物理学中许多发明创造都是改变世界的，像量子力学、相对论等，取得这些成就的来龙去脉讲得非常清楚，这样课程大大开拓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他们的兴趣。
再譬如化学系刘旦初教授的“化学与人类”。刘老师具有很强的个人魅力，口才也好，有时在课堂上还会变些小魔术来吸引学生，所以有很多学生去听他的课。很多人都怕化学对人体有害，但是通过上这门课，感受到化学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是那么的重要。这门课现在不仅复旦在开，好多学校也都在开，都要请刘老师去上课。还有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的“国史概论”。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怎么讲？他是从历史上的一些大事件讲起。后来，普通教育和基础教学中的一批课程都编出了教材，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所以当时抓“通才教育，按类教学”，我认为这为后面的通识教育打下了基础。我们首先从教学的理念开始，然后从课程建设作为切入点，派最好的老师来开课，既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又热心于教学的教授来主持课程建设。这个工作一直延续到1999年。所以我觉得在复旦的本科教育历史上，有很重要的两个举措：一个是80年代谢希德校长提出的文理交叉、“三个提高”、“四个环节”，到1993年开展的教育思想大讨论，从课程体系改革入手，实施“通才教育，按类教学”。到目前为止，课程体系改革一直在按照这个思路进行。
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我们又召开了一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按照复旦大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要求，提出了新的教学理念——“厚基础，宽口径，重能力，求创新”，这个教学理念到现在都没变化。它的重点是“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角度来考虑新一轮的课程体系改革”。
2002年，我们又展开了一次教育思想大讨论，那个时候我们提出了通识教育的概念。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同时把大类的基础再进一步扩大，从十二个大类变为七个大类，进一步深化课程体系的改革。到2005年学校成立复旦学院，也是我校推进通识教育的一个重大举措。
学分制建设
我们从1993年起开始实行学分制，只能说是一种不完全的学分制，可叫学年学分制。学年学分制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学生在学习上有更多的选择。一方面进入大学后可以申请转专业。以前专业的选择卡得非常死，要许多条件，基本上学生转专业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任何专业都能转，好多人都要去所谓的热门专业，那些所谓的冷门专业怎么办？所以当时转专业有很多限制。实行学分制以后，学校增加了专业选择的力度，每年有15%的学生可以转专业。另一方面，选课让学生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除了选专业和选课以外，还可以根据自己将来的发展，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进行辅修，所以就增加了第二学士学位和辅修专业，除了自己本身所学专业以外，还可以选其他的专业，拿到双学士学位。
学分制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打破了原来四年的学习年限，最长可以延长到六年毕业。如果你学习比较吃力，可以申请休学一个学期。这就给了学习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缓冲及适应的时间。
另外，我们强调学生要有宽广的视野，一方面指学生要学习一定数量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能只学自己专业的东西，有一个更宽广的课程体系给你选择。我们增加了很多选修课，规定只要有6个学生选课，该课程就要开出来，满足学生的需求。原来我们能开3000多门次课程，后来一下子增加到5000多门次课程。学分制最大的好处，就是给学生选课增加了更多机会。反过来，学分制也给学校提出了更高要求，学校要开出大量的课程供学生选择，管理体制上也要适应学分制进行改革。
狠抓教学质量
这一阶段同时推出几大举措就是抓教学质量。主要包括以下个方面：第一，抓考试作弊。杨福家校长当时提出一个非常严厉的处罚措施：凡是抓到考试作弊的学生一律开除。但也带来学生的前途怎么办的问题。能考进复旦的都是中学期间班里成绩优秀的学生，因为一念之差作弊，开除取消学籍，把他推到社会，对学生一生的发展无疑带来巨大影响，家长肯定接受不了。当然学风肯定要抓。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抓到作弊，退学，退学以后有一年时间让他改过自新。如果表现好，就再让他回学校继续读下去。如果成绩合格就让他毕业，但拿不到学位。这个办法是可操作的，许多家长也接受了。同时，在每一学期考试前，大力宣传，有正面说理的，有现身说法的，还公布关于考试的有关规定，起了很好的预警作用。不抓考试作弊不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风问题。作弊一抓，学生的学习风气一下就改善了。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美国领事馆官员说，复旦的同学来签证我们肯定都给签，因为我们还规定，成绩优等的比例不能超过20%，考试作弊严肃处理，学生的质量肯定是高的，是货真价实的。
第二，鼓励名教授上基础课。什么叫名教授？杨福家校长当时提出，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复旦的传统。我们读书时，都是苏老、陈传璋、谷超豪、夏道行等名教授为我们上基础课，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怎样的标准才算名教授？我觉得名教授很难定，有大的领域的名教授，也有小的方向上的名教授。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具有博士导师称号的就称为名教授。他们上课，有课时补贴。这个政策出台后，从十几名名教授上基础课，第二个学期一下子增加到五十几个名教授去上基础课。这样就提升了基础课的教学质量。我认为，在大学里面最能得到收获的就是基础课。名师上课，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做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治学态度都对学生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第三，抓实践教学环节。我们当时提出，要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文科的实践教学。文科不像理科，可以跟企业和工厂合作，但文科各系创造了许多好的方式，他们从改革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选择学生力所能及的项目作为实践课题，让学生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参与解决实际课题，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在实践中进行理论思考。印象最深的就是1993年前后哲学系和《解放日报》联合开展的“一百万人下岗，一百万人就业”的“再就业工程“调查。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通过实际调查，完成了《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上海市再就业工程研究报告》一书。学生们通过调查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他们接触到了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有的下岗工人家里很穷，连基本生活需要都很难得到保证，使他们受了很大的教育，调查报告为解决上海转型期间的社会形态的变化提供了很多建议。再比如社会学系的范伟达老师，搞了一个浦东新区千户调查教学实习，连续多年，每年调查浦东新区一千户家庭的情况，如他们对社会的需求和实际的困难，调查结果反馈给新区政府。在为政府提供信息的同时，也充分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加强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总之，文科是我们加强实践教学的重点，我们想了很多方法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第四是抓教风。当时，市场经济已经对教师的价值观造成了冲击，部分教师出现上课迟到，频频换课，精力不在教学上等现象。我们花很大力气进行教风建设，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我们学校的本科教学工作，90年代还是搞得轰轰烈烈，实行了一些大的改革措施。社会对我们毕业生的评价是“基础扎实，外语好，后劲足。”好的校园氛围对学生培养具有重要作用，使教师能安心教课，学生能专心学习，对学生的成长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点启示
最近，我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对南京大学的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我看他们自评报告的同时，也在想复旦的本科教学改革。南京大学的本科教学改革也一直没间断过。他们从80年代的“三元结构”，90年代的“三个融为一体”，再到新世纪初的“四个融通”。2009年又提出了“三三制”教学改革，开始了新时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全新探索和实践。教育部专家的评价是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起着引领示范作用；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也表达了，南京大学的教学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在课程改革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参加完对南京大学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后，联想到复旦大学的本科教学有优良传统，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只要坚持通识教育理念下的课程改革，紧紧依靠广大教师，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本文是根据2013年4月12日我校前副校长孙莱祥在光华楼接受本报钱益民、学工部高艳的采访整理而成，孙莱祥教授作了审阅、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