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来，全国范围内，20多个省份，100多个城市，超过500的空气污染指数，中小学停课，车辆限行，在经历了35年几乎不加节制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后，生态环境终于还以重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撕裂了经济繁荣的表象，报之以“伸手不见手”的“千里雾霾”，果不其然的是，历史以其惊人的相似性将悲剧在中国重演，那就是，每一个世界工厂背后都有一个雾霾的国度，这是现代化之痛，雾霾尽管很“轻”，但却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不可承受之重：刚刚摆脱了贫困、过上点好日子，不想却无福消受，甚至丢掉了最基本的“呼吸权”，这是何等的伤痛，又是何等的沉重。
当然，要说雾霾之“重”，其本身并非什么新鲜事，北方地区冬天里要采暖，烧了这么多的煤炭，空气质量自然不会好到哪儿去，以至于以往南方地区在讨论是否要冬天里集中供暖的话题时，还自我庆幸，没有像北方那样供暖以至于严重地污染了空气，不曾料想，还没来得及享受供暖的好处，却已经呼吸到了北方冬天特有的“雾霾”，以至于真正地坐实“雾霾中国”之称。那么，究竟为何，看起来一直相对较为清洁的南方地区此次也被卷入了重重雾霾之中呢？道理其实很简单，殊不知，我们在承受着沉沉雾霾的同时，空气环境却也在承受着来自人类社会的重压，正是这份重压，在逐步压垮我们自己。
一方面，尽管南方地区并未像北方那样在冬天里进行集中供暖，而且从能源结构的角度来看，煤炭的利用度也不高，比如一次能源总消费中，煤炭利用的直接占比，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为5-6成左右，低于全国的70%，而河北、山西等地接近8-9成，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足以说明北方地区雾霾的重要成因所在，但其另一个侧面则是，如果按照单位土地面积的煤炭利用水平来看，即便是江浙一带，煤炭的利用度也不见得很低，江浙沪的区间在2000吨-1万吨/平方公里，而河北与山西的平均密度则仅为2000吨-3000吨之间，就此而言，按照相同的排放系数来计算，单位土地面积上的排放浓度在南北之间的差异就不像能源结构的差异那么大了，只不过，从季节分布的角度看，出于供暖的需要，北方的煤炭利用集中在冬天，而南方则四季较为均匀，这一点说明，南方的能源消费结构本身其实也已很“重”，是空气环境所不能承受的；
另一方面，空气环境所不能承受之重还体现于经济结构上，总体上，南方的经济结构比北方轻，江浙沪等地第三产业的GDP比重已经占到6成左右，而北方诸省则仍停留在4成上下，这显然会形成雾霾南北差异的另一个源头，那就是重化工业、制造业的生产，不过，问题是，经济结构差异背后的另一个事实在于，无论北方还是南方，30年间，经济的总量都翻了数番，即便是整体的相对结构逐步变轻，但就绝对值而言，总规模仍然较之以前变得更大，而且未来这个规模还将继续扩大，这实则意味着，即便是南方地区，近年来，也仍在不断积累排放基数，在金融、贸易、旅游等服务业递增的同时，而诸如钢铁、造纸、水泥、化工等高污染行业的发展项目也都不曾拉下，再加上南方不少村落扔保留着焚烧秸秆的旧习（就在近几天发生重度雾霾之时，有不少网友仍可观察到江浙一带农村有焚烧秸秆的现象），以及城市里还有不少“固执”的商家，执着于在雾霾天里以鞭炮烟花庆祝开业大吉，如此种种，每一点一滴的排放看似是小，最终却积小成多，演变为严重的雾霾；
此外，今年还有一个值得警惕的发展势头，南方地区的温度有异于往常，从全球范围内看，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席卷世界的另一个重大空气环境灾难，至少在2013年，南方的整体平均气温高于往年，这与异常凶猛的雾霾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或者至少存在相互联系的可能呢？如姜冬梅所引用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王健研究员的研究成果来看，地球内部软流层的涌动推动板块运动，进而引发“温床”效应，造成冬天里少有的近地面80%以上的湿度，并使得湿热空气捕获了大量污染物，从而出现雾霾现象。对此传导机制最为直观的理解就是，全球气候变暖与空气污染的排放相结合，形成了当下史无前例的雾霾灾难。如果这样的机理的确存在，或者即便部分存在的话，这都意味着，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运动过程之上，已经触发了生态环境那较为脆弱的一面，最终让空气环境承受了它无法承受之重，至少，这样的沉重已经不能简单的以地区来划分了。
这便是此次重度雾霾卷席南北方背后的几大成因，显而易见的是，在雾霾中国里，雾霾是社会经济不能承受之“轻”，而社会经济则是空气环境所不能承受之“重”。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