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受瞩目的全球气候会议于11日至22日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此次会议是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生效以来的第19次缔约方大会，是在多哈大会结束之后，迈向2015年巴黎大会的一次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会议，共有来自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人参会。
由于本次华沙大会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开始之后的第一次缔约方大会，所以虽为过渡性质但也引起各方关注。本次会议将主要围绕资金落实以及2020年前的减排指标等问题展开新一轮协商。
不过，相当部分的与会者对大会取得实质性成果抱有较为悲观的态度。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切实履行自身减排任务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方面的态度日渐消极，以各种借口搪塞或设置前提条件，目的无非是淡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根本原则，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稍微查阅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发达国家是造成如今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责任者，它们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应是顺理成章。按照国际能源署的统计，从1890年至2007年，仅美国二氧化碳的累积排放就达到全球总排放量的28%，欧盟为23%，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人口大国仅占9%和3%。如果把历史再稍微往前推，发达国家的占比就更大，比如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统计就表明，从1850年至2005年的155年间，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要占全球总排放量的72%。若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算起，那么发达国家的排放占比将更为惊人。在这些有理有据的研究成果面前，发达国家很难做到视而不见，这恐怕也是1997年达成《京都议定书》时，发达国家愿意承诺减排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援助的重要原因。
然而时过境迁，当前的形势和1997年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除了历史责任以外，当初发达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减排的其他几个原因都发生了变化。
第一、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新经济的高速发展期，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普遍较好，可将一部分资金投资于环保事业。如今，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发达国家普遍经济衰退、财政吃紧，因此，发达国家实在不愿意为了全球的共同利益而牺牲本国的现实经济利益。
第二、发达国家认为，近20年来，自身已经在减排方面进行了实质性努力，再加上经济衰退导致的能源需求下降，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有下降，而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碳排放量迅速增加，所以也应该承担一定的减排任务。
第三、当年发达国家在环保技术方面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如今新兴经济体在环保技术方面已取得明显进步，开始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发达国家在感受到一定威胁的情形下将彼此关系视为竞争关系，不再愿意轻易转让其保持领先的技术，甚至对新兴经济体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
第四、当初发达国家为了激发发展中国家积极投身环保领域的热情，愿意以提供资金或技术援助的方式来推动全球减排。如今，不少发展中国家自身已经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并着手调整增长方式，努力推进节能减排。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不再热心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推动全球减排的发展。
正是由于作为主力军的发达国家的立场趋于倒退，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处于低谷期，长此以往，将无疑是全人类的灾难，发达国家最终也无法独善其身。从深层次分析，发达国家为己开脱的所谓理由，虽说有一定的道理，但都颇具片面性。首先，气候变化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达国家今天付出一点代价将会给未来节约更多的成本支出；其次，虽然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占比有所降低，但是人均依然很高，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仅为6.2吨，美国17.6吨，德国也有9.1吨；再次，虽然发展中国家技术有进步，但整体依然落后，在日益全球化与互利共赢的今日，全球节能减排产业的上下游联系日渐紧密，产业的整体发展必将有利于所有的参与者；最后，发达国家更不能因为发展中国家自我环保意识的提高就放弃自身的责任。
总之，只有发达国家正视自身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与义务，积极努力地推进全球减排，包括发达国家自身在内的人类才可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发展中国家在努力维护自身合理与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灵活应对，适时让步，共同建设地球这一人类共同且唯一的家园。
（作者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