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为7.1亿多，占比为52.6%，农村人口为6.4亿多，占比为47.4%；农村人均纯收入为7911元，按照市场汇率约为1273美元，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按照市场汇率约为3955美元，两者加权平均后，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2700美元左右。以上这些数字给出的基本信息是非常明确的，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但是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
根据国际和历史的经验，对于一个二元经济国家来说，它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定是工业化，因为只有借助于工业化发展，才能有效地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创造就业机会，吸收来自于农村的剩余劳动；第二，提高收入促进消费，因为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传统的农业部门则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第三，提高经济密度，工业生产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要求会导致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由此造成的经济密度的提高，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而且还可以造成土地使用的集约；第四，扩大市场规模，由经济活动导致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会带来人口的规模集聚，这样就会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即由于人口增加而造成的本地消费的增加，当生产和消费在同一个空间上集中的时候，现代城市便诞生了；第五，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由工业化导致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不仅会吸纳来自于农村的剩余劳动，而且还会释放出大量的土地，土地和劳动的关系因此会变得紧张，于是使用资本和机械来替代劳动就成为理性的选择，现代大农业最终会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得以发展。
但是，就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还需要继续工业化的关键时刻，我们却选择了经济转型，走上了“去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结果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去工业化”会导致全社会就业率的下降，这就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工业的流动，从而为中国从现有的二元结构经济向工业化的单一结构转型设置了障碍。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生产报酬递减和工业生产报酬递增之规律的作用下，只要国民经济在增长，那么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必扩大。“去工业化”还会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禀赋和收入水平不满足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条件。中国的禀赋特征是“技术/劳动”比较低，整个国家并不具备向高技术产业转型的条件，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3000美元，尚未达到大规模消费服务产品的发展阶段。所以，既不可能通过发展高科技产业、也不可能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来维持可持续的增长。简单地讲，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发展高科技产业缺乏供给能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则缺乏有效的市场需求。如果再把视野进一步拓宽到国际市场，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并无优势可言，而大部分服务产品又都是不可贸易的。
所以，如果中国执意要转向高技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增长之路，那么就会在供给瓶颈（高技术产业）和需求不足（服务业）的双重制约下，走上经济衰退之路。事实已经验证了我们以上的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结构调整中趋于减速，其原因就在于，存量的制造业被不当的政策干预淘汰了，但是，作为增量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却因为受到禀赋和需求的双重制约而无法填补制造业退去所留下的缺口。
没有工业化支持的城镇化不可持续
面对去工业化留下的产出缺口，在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无法加以平衡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发展城镇化来加以平衡呢？毫无疑问，城镇化会推动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可以在短期内给经济增长带来动力。但是，没有工业化支持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对此，我们可以分析如下：
首先，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城市究竟靠什么存在？现代城市都是工业化的产物，从逻辑上讲，是工业活动在空间上的规模集聚，才有了人口的集中与现代城市的诞生，城市的居住功能和服务功能都是城市之生产功能的衍生，一个没有生产功能的城市迟早是要被人们所遗弃的。比如眼下的美国底特律，工业化衰落后在英国出现的大批废城，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因为“矿竭城衰”而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掉的资源型城市。那些不具有生产性功能的“宜居城市”，其存在和发展靠的是具有不可替代的环境和外部剩余的流入（即外来移民带来的储蓄）。即便如此，这类“宜居城市”也会在环境和居住人口数量达到某种平衡状态后停滞其发展的步伐，从而成为一个没有动态演进能力的城市，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类城市没有财富生产和创造的功能。
其次，现代城市除了必须具备生产性功能方可实现持续发展之外，还有一个规模经济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实践，城市的规模大小主要与该城市的市场取向有关。假如一个城市受到地理位置的制约，比如远离海洋，从而因为运输成本过高而无法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主要依靠的是本地市场，那么城市的规模就必须足够大，否则就无法形成“本地市场效应”。具体来说，城市规模必须大到能够满足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并且能够获得“范围经济”的程度。
对于沿海地区来说，由于拥有进入国际市场便利的“地理优势”，城市规模与企业成长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就会趋于弱化，因为企业可以通过出口贸易、获取外部市场来实现规模经济，当企业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范围经济也会随之而产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居民的收入水平之所以高于地处内陆的中西部地区，就是因为在东部沿海地区除了拥有数量较多的、同时拥有本地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大城市之外，还有成千上万个各种各样的面向国际市场的工业园区。这些工业园区大都没有消费功能和服务功能，但是却通过参与国际专业化分工而实现了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规模集聚，由此造成的“经济密度”的提高，成为推动本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基本原因。
据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明确的，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在路径上存在巨大差异。由于前者无法获得外部（国际）市场，主要依靠的是本地市场，因此城市规模必须足够大；但是对于沿海地区来说，由于邻近国际市场，因此城市规模之大小将主要取决于它在国内外市场中的地位，以及来自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如交通便利程度与港口规模的大小等。但是，不管城市发展路径有多大的差异，只要缺乏工业化的支撑，城市的发展就会趋于终结。
最后，人们或许会以当今国际上那些处在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大城市为例，来证明没有生产性功能的城市仍然会有发展空间。但是，事实表明，凡是处在世界经济中心的国际大都市并未失去其生产性功能，只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过去是通过直接的生产活动来创造财富，现在是通过为周边的城市或者乡村提供生产性服务来创造财富，这些生产性服务功能可以包括研发、设计、物流运输以及金融和商品交易等，正是这些能够辐射周边的生产性服务功能，才使得国际大都市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
现代城市不是“造出来”的，千万不要推行错误的城镇化“运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现代城市不是“造出来”的，也不是单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集聚各种要素开展工业生产活动，创造财富，增加收入，造福人类。不管城市化的发展路径有多大的差异，其基本逻辑是相似的，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来源，这也就是说，工业化是原因，城市化是结果。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城市的功能也会逐渐趋向多元化，这既是多元要素在大规模城市集聚的结果，也是大规模城市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客观要求。最后，当城市居民收入和城市拥挤程度持续提高时，城市的生产性功能就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于是，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将会被更为高级的知识生产活动（服务）所替代。如果上述的因果关系是正确的，那么发展城市化的有效手段应当是工业化。
但是，在今天中国，有许多人对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做了错误的解读，以为城市化可以脱离工业化而得以实现，于是便有了与工业化相脱节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现在的问题是，脱离工业化的城镇化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第一，假如城镇化仅以乡村人口的集中居住为目标，那便会成为一个与工业活动没有内在联系的、纯粹的“造城运动”，它既不会带来就业机会，也不会形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所以，试图以此种城镇化来增加内需是不可能的。
第二，城镇化若是以乡镇、甚至中心村为单元，便无规模经济和本地市场效应可言。一个没有本地市场效应的城镇若是位于内陆地区，那就不可能有发展的机会，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千万不要以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生存和发展的小城镇为模板，将其简单复制到内陆中西部地区去，因为东部沿海的小城镇靠的不是本地市场，而是境外的国际市场。
第三，城镇化所需要的大量投资会成为短期内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但是，这种纯粹“造城”性质的投资显然是非生产性的。凡是非生产性的投资都是吞噬社会现金流的，当全社会的现金流不断地转换成为存量非生产性资产的时候，社会生产性资本的形成率就会趋于下降，进而导致远期潜在产出率和就业率的下降。
我们所担心的是，假如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发展真是按照以上逻辑展开，那么中国就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用货币换砖头”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凡是“用货币换砖头”的国家最终都走向了长期经济衰退。埃及人用几千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建造了金字塔，从而使得此后的埃及再也没有发生过真正的经济增长；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为了一个死去的爱妃，居然动用16年财政修建了泰姬陵，此后不过数十年，莫卧儿王朝便寿终正寝；1495年开始远洋贸易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曾经积累起大量的金银财富，但是它们犯了与以上这些古典文明一样的错误，没有能够把这些财富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大规模地兴建宫殿与教堂，把货币换成了砖头，最终没有能够在欧洲社会率先走上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所有以上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推行错误的城镇化“运动”，致使中国始于1979年的经济奇迹归于终结。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