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近代企业中的华侨资本
在上海的近代化进程中，来自海外华侨的投资引人注目。上海素以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载诸史册。而在上海最早一批近代企业中，就有海外华侨投资的记录。它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肇兴之初。华侨当时在上海投资的近代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等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自1872年开办后，为发展业务和扩充资本，于1879年派遣广东试用道张鸿禄、候补知县温宗彦赴南洋、新加坡一带考察航运，同时招徕华侨资本。他们在曼谷通过办有机器磨坊并有一定声誉的侨商陈善继（系清朝政府驻暹罗、新加坡领事陈金钟之子）的协助，为企业招集到一批华侨股金。
据档案记载，当时响应者多数是粤籍侨商，也有部分闽籍人士，有姓名可稽者共28人，各人的投资额多则5000两，少则500两，大多为二三千两，总计招集到股资5万两。次年即1880年，温宗彦从曼谷到达新加坡募股，得到38名侨商响应，共集得股资65200两，其中便有以后声名显赫的侨商巨头张振勋，他的投资额是3600两。（《轮船招商局档案》，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3——988页）当时轮船招商局正面临怡和、太古等外国在华轮船公司压价竞销的排挤，侨商的这些投资，无疑有助于它应付对手的倾轧，渡过经营难关。
继轮船招商局后，1880年郑观应、经元善等人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也曾向旧金山、南洋、新加坡、长崎、横滨等地华侨募集股金。（《上海机器织布局启事》，《申报》1880年11月17日）虽迄今尚未见到有关上述各地华侨投资该局具体人数、金额的记载，但从轮船招商局在南洋、新加坡的集股情形看，估计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私人投资中，很有可能一部分是华侨资本。
在建于上海的中国最早一批近代军工企业和江南制造局中，也可看到华侨提出筹办倡议和实际参与的活动。1863年，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容闳，根据他在美国所学到的知识，返国向曾国藩建议在上海设立机器工厂，并强调他“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换言之，就是“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1、112页）经曾国藩批准后，容闳即携款两次赴美采购必要的设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引进外国机器设备的举动，影响颇为深远。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订立后，迫于内外危机和严重的财政困难，清朝政府加快了招徕海外华侨投资国内近代企业的步伐。同年8月，清廷上谕称：“南洋各岛暨新旧金山等处，中国富商在彼侨寄者甚众，劝令集股，必多乐从。”决定派人“迅赴各该处宣布朝廷意旨，劝谕首事绅董等设法招徕”。（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637页）与此同时，面对急迫的民族危机，国内很多人主张实业救国并付诸实践，不少海外华侨也纷纷响应，积极参与，前已提及的张振勋，就是在这一时期回国投资的佼佼者。1911年5月，他曾在上海与周金箴、沈仲礼等人筹办中美轮船公司，额定资本1千万两，他一人认股150万两。（温广益主编：《广东籍华侨名人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而华侨在沪投资高潮的出现，则是在辛亥革命以后。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南京临时政府促进和保护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法令、条规，为侨资企业的创办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对鼓励华侨投资国内，孙中山曾给予特别的重视。是年1月27日，在他的赞许下，国内第一个侨界社团——华侨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明确宣布其宗旨为“联合国外华侨共同一致协助祖国政治、经济、外交之活动”，张振勋曾任该会名誉会长。（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721页；温广益主编：《广东籍华侨名人传》，第65页）
同年3月，上海富商、同盟会员沈缦云等，受孙中山委派，赴南洋各地为拟建中的中华实业银行招股，反响热烈，“风声远树，争自激励，认股者既悉与南洋之大资本家”。（《民立报》1912年10月26日）次年初，南洋、美洲侨商徐锐、吴世荣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同仁民生实业会”，宗旨是“注重民生，在维持协助，对于已办之实业极力保护，未办之实业设法提倡”。并在国内各省设有分会，至当年3月底，“外洋华侨入会者，已有二十余万人之多”。(《时报》1913年3月29日)
1912年5月15日，中华实业银行在上海开业，孙中山被推举为名誉总董，总理沈缦云，协理吴世荣。该行额定资本600万元，实收4成，主要来自侨资，“以振兴中华实业，便利南洋各埠华侨经营内地实业为宗旨”。(《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此后，虽以“宋案”（宋教仁被刺）为标志，国内政局逆转，但华侨在沪投资的势头不减，一些著名侨资企业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6年）、先施公司（1917年）、永安公司（1918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崛起于上海的(详可参见上海市档案馆等编：《近代中国百货业先驱——上海四大公司档案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上海近代华侨投资的积极意义
海外华侨的投资，对促进上海近代经济的发展，作用是显著的。最突出的是先施、永安等大型百货公司的创立，直接带动了上海近代商业的发展。可以说，闻名中外的南京路的繁华，是与这几家侨资百货公司的落成和开张分不开的。而在工业方面，随着一批侨资企业的相继创办，国外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中国，不仅把上海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还填补了中国民族工业生产门类的某些空白。
由旅日侨商余芝卿创办的大中华橡胶厂，始建于1928年，最初生产“双钱牌”胶鞋；1930年又投资扩建碳酸钙厂和加硫油胶厂；至1931年资本已达110万元，占地30余亩，员工约2000名，成为中国民族橡胶工业资本最雄厚、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一家大型企业。(详可参见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国酒精厂，是在1933年由印尼华侨巨商黄宗孝投资数百万元，在上海浦东白莲泾购地百余亩创建的，全部生产设备均从英国进口，预计日产酒精2万加仑。其规模之大、设备之好，当时堪称远东第一。该厂所用原料，最初是来自南洋的糖蜜，后改用甘薯，采用阿明露混合法发酵生产酒精，这是中国酒精生产技术的重大革新。(闻泗：《工业微生物学家陈陶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该厂的建成和投产，也结束了中国所用酒精绝大部分依赖进口的状况。(郑国钧：《黄仲涵及其家族企业的兴衰》，《华侨华人史研究集》第1辑，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
华侨在上海企业投资的平均规模，在全国位居第一。据统计，自1900年至1949年，上海侨资企业中，每家企业的平均投资额为574048元，约大于福建侨资企业平均投资规模34325元的16倍，大于广东侨资企业平均投资规模18157元的30倍。（详可参见袁采主编：《上海侨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原编者说明：投资金额数字是按原始投资币值登记，并统一折算为人民币）
上海华侨投资187家企业中，资本在50万元至100万元的有8家，100万元至200万元的有8家，400万元至500万元的有2家，500万元至600万元的有2家，1000万元以上的有3家。这23家，共占上海投资企业总数的12.3%，资本为73185000万元，占上海华侨总投资额的68.26%。上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港口，也是工商业的中心和外国在华投资的重点地区，由此吸引了海外华侨投以巨资兴办各类企业。
华侨在上海的投资，在各个行业中的比重不同。位居第一的是工业，其次是商业，然后依次是金融业、交通业、服务业和农渔业。工业和商业的比重，约占全部投资额的近80%。（详可参见袁采主编《上海侨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原编者说明：投资金额数字是按原始投资币值登记，并统一折算为人民币）
投入近代上海侨资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华侨密集的东南亚以及澳洲，其中来自南洋、澳洲和印尼的资金，分别占据第一、二、三位，占全部投资总额的82.31%。侨资企业投资人，主要来自原籍广东、福建的华侨。在投资户数方面，以福建籍人居多；而在投资数额方面，则由广东籍人占据明显优势。（详可参见袁采主编：《上海侨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143页）
在总体上，海外华侨在近代中国的投资集中在沪、闽、粤三地。据统计，1862——1949年间，华侨在上述三地投资的企业共有25510家，投资总额63271万余元，年平均投资额约7189958元。华侨投资的行业结构，以房地产业居首位，占42.24%；其次为商业，占15.6%；再次为工业，占15.05%。但在上海，以投资工业为主，占47.43%；其次为商业，占30.18%；再次为金融业，占17.4%。（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1页）
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受“左”的错误的影响，华侨华人回国投资、报效祖国的热情受到压抑。1978年拨乱反正后，这种久被压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华侨华人成为推动和加快上海经济持续发展的一支生力军。据2011年上海市基本侨情调查统计，在海外的上海籍华侨华人、港澳居民、留学生总计有102万人。他们分布于五大洲15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70%以上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约70%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的新华侨华人。他们在进一步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的同时，关心国内和家乡发展，积极参与上海与世界各地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活动。随着上海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投资创业环境的不断优化，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居民和留学生来到上海定居、投资、创业的也越来越多，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在沪投资企业占本市外资企业总数的50%以上。（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上海侨务概览（2012）》，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2013年2月编印，第2页）他们将自身事业的发展与上海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推进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信在包括数千万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全体炎黄子孙的共同努力下，百余年来孜孜以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