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近年对全国东、中、西部地区2749个行政村的跟踪调查显示，近50%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这种以城市为目的地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对城市建设、空间形态带来了全方位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我国城乡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新局面。流动人口背井离乡外出打工，面临各种各样的婚姻家庭问题和决策，其家庭发展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也有不少研究基于家庭经济策略对外来人口的各种家庭安排进行解释。事实上，回乡婚配或婚姻迁移、家庭分离或举家迁徙等外来人口所采取的不同的家庭策略，影响着外来人口的居留模式或社会融合，并构成影响 “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本文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尝试从外来人口布局和城市发展特征的角度，探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外来人口的家庭发展问题，以期对新时期外来人口管理及城市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浦东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缘于开发之初规划制定的组团式空间发展模式，逐渐呈现出沿黄浦江的带状城市化成熟地区（如陆家嘴地区）和以开发区为核心的面状城市化地区（如外高桥地区、金桥地区、张江地区）两种类型，基本形成了从内环向外环逐步推进的城市化模式。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城市化地区，浦东因其特有的城区性质和经济优势，成为外来人口主要迁入地之一。据《上海市浦东新区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0年末，浦东新区常住人口504.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302万人,外来人口202.4万人,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40.13%。本文以六普数据资料为基础（浦东新区统计局，2011），分别从婚配与家庭分居、子女教育和养老三个方面，对外来人口家庭发展展开讨论。
第一，外来人口的婚配与家庭策略。
婚姻是家庭关系和发展的核心，而外出打工不仅对未婚流动人口择偶产生影响，而且也导致已婚家庭分离式的劳动力转移。尽管大量进城务工的未婚青年，有机会认识其他地方的异性，增加了婚姻移民的可能性；但城市边缘人的群体身份，使外来人口处于城市婚姻市场的最底层，仍然有大量流动人口，回乡寻找配偶。已婚家庭则往往采取丈夫外出打工，妻子留守在农村照顾农田、孩子和老人的策略，以谋求效益最大化。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迁入城市的就业需求布局也给流动人口就地婚配或举家迁移造成了障碍。例如，由于外来人口往往靠近其就业地集聚，使得一些制造业集中的地区，男性数量远远高于女性；性别的空间集聚，大大降低了未婚务工人员结识异性的机会；而对于已婚家庭来说，即使务工人员携眷迁移，也很难就地找到合适的工作。
六普数据显示，浦东新区外来人口中，男性约109.9万，女性约92.4万，性别比为118.9，略高于全市性别比（118.7），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传统观念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发生迁移的观点。但如果进一步考察区内各街镇的迁入人口性别比，则会发现：（1）外高桥保税区性别比高达1149.0、申港街道342.6、金桥出口加工区196.73、芦潮港镇190.9，悬殊的性别比反映出以制造加工为主的产业区的外来人口特性。（2）浦东新区内环线以内的街道如洋泾街道性别比为98.9，塘桥街道96.4、南码头路街道95.0、上钢新村街道86.9，反映出成熟的城市化地区对外来人口从事商业服务和居民服务的需求偏好。（3）此外，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性别比为78.9，显示出教育普及和产业升级背景下女性职业角色的变化。
六普数据还显示，浦东新区15周岁及以上外来人口中，未婚占26.6%，已婚占71.8%，离异或丧偶的占1.6%。其中，女性因为投亲靠友原因迁入的4248人，是男性的1.63倍，因为婚姻嫁娶原因迁入的3967人，是男性的13.9倍。但也要看到，婚姻迁徙（含男性和女性）的比重仅为2.6%，较之务工经商的比重（82.8%）远远要低，因经济原因而发生迁徙的程度越来越重。此外，未婚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川沙新镇、金桥镇、张江镇、康桥镇，大多从事制造业、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信息传输与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较为有名的例子是，大量未婚青年在高科技园区集聚的“张江男”现象。
上述现象的应对，可通过城市规划手段，引导外来人口在城市空间上的趋于均衡分布，通过城市用地结构的调整，加快劳动密集型企业向郊区和外区域迁移的进程；同时，住房宜结合就业布置，就地平衡，部分外来人口从事的商业、服务业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应在居住区内或附近提供廉租房或配置适度规模的外来人口公寓或外来人口安置区，既方便就业也利于外来人口家庭发展。
第二，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受教育问题。
对于外来人口家庭发展而言，其子女能够在其迁入城市接受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流动人口在迁入城市稳定工作、长期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下一代子女融入城市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甚至是阶层流动的途径和机会。可是，带子女迁入的流动人口家庭，由于需要承担更大的居住成本，往往聚居在居住条件较差、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欠缺城郊结合部的“城中村”，导致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受到极大的限制。
六普数据表明，浦东新区随迁的常住0~14岁青少年儿童总数为187475人，占外来常住人口的9.3%；但这一比重在不同街镇存在明显差异，集中分布在浦东近郊区，如申港街道、高桥镇、曹路镇、三林镇等。在这些地区，伴随着大型居住社区的建设，外来人口的流入以及本地农民向附近城镇的集中，学龄儿童拥有的公办教育资源日益紧张；由于无法获得进入公办学校名额，相当比例的流动儿童只能就读于附近教学条件和质量较差的民工转制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
针对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受教育难得问题，地方政府应充分考虑外来人口聚居区随迁子女的就学需求，开展对口办学；与此同时，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在配置教育资源时，也要以公平为原则，提高外来人口聚居区教育质量，让本市户籍居民子女与外来人口随迁子女不尽享受同等的权利，而且享受同等的待遇。
第三，外来人口在迁入地的养老需求
对于在迁入地发展较好的、已在当地积累了一定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外省市流入人口，往往会考虑将年老的父母接到迁入地一起居住。一方面，方便年轻人对老人的照顾；同时，老人也可以分担年轻人的生活家务。因此，外来老年人的比重逐年上升，使迁入地养老服务供给面临新的挑战。
六普数据显示，长期以人口导入为主的浦东新区，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老龄化率已达到14%，老龄人口数量超过70万人，其中超过60岁的外来人口数约为5.7万，占外来常住人口的2.8%。此外，浦东外来人口中的老年人呈现出集中分布的趋势，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以及较为发达的近郊区，如花木街道、洋泾街道、浦兴街道、北蔡镇等。这些地区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较高，例如，花木街道完成大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外来人口比重分别达到全区10%和15%，集聚了大量外来白领阶层家庭。
据浦东新区民政局和老龄委共同委托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浦东新区养老设施规划》显示（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2011），被调查外来人口在迁入地赡养老人意愿超过七成，该规划提供的覆盖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更趋于现实需求，体现了社会和谐与公平的理念，具有创新示范意义。但也应看到，目前国内的社保体系和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仍以“属地化”为主，浦东率先倡导的惠及全区范围内常住老龄人口的模式，在实施中难免出现“下改上不改”的困境，遭遇政策和资金的瓶颈，应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平衡，采取更加灵活的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以实现可持续的公平发展。
（作者沈洁，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罗翔，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
* 注：本文是作者在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第20期学术沙龙“在人口变化和社会转型中增强家庭发展的能力”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