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正鹄（1917-2004）浙江鄞县人，教授。1933-1939年先后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国立戏剧学校。1939-1941在重庆复旦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委员、教务部副主任、北京图书馆党委常委、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党委党员等职。赴外讲学期间，曾任开罗大学教授、巴黎大学教授、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教授、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苏联艾尔米塔奇（东宫）博物馆顾问等职。他著有《中国近代文学史》（主编）、《鸦片战争》，标点整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目录》。
谈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复旦文科，鲍正鹄先生与金冲及、蒋学模、徐震、郝孚逸等先生可谓是风云人物。尤其是鲍正鹄先生，他的博闻强识，才思敏捷，侃侃而谈，在当时复旦影响广泛，有口皆碑，声名远播。至于鲍先生的侃侃而谈，更是流传甚广。有这么一个真实故事：1959年进校的哈九增同学一次到校医务室看病，他向医生问了许多问题，并且还说了许多话。该医生听了有点不耐烦，面露不快地对他说：“你怎么有这么多的话要说？”不料哈九增同学却反驳说：“我才不会说话呢！我们老师鲍正鹄才真会说话。他从上课到下课一口气说下去没完没了，我们全体同学都乐意听他上课。”这位医生和旁边等候的女教师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哈九增先是一愣，一脸茫然，事后得知，身旁等候看病的正是鲍正鹄夫人杨骞女士。这个故事在复旦流传了很久，成为美谈。
提携后学
鲍正鹄先生1933年至1939年先后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国立戏剧学校、成都金陵大学。可见他最初热衷于国学与戏剧。他是著名教育家钱基博（钱钟书之父）的得意门生，也是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同窗好友。他博览群书，熟读经史，记忆超群，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曾拜在曹禺先生门下攻读戏剧。他有一次和我们开玩笑说：我跟随万先生（曹禺真名万家宝）学过戏，想做演员。1939年-1941年鲍正鹄先生在重庆复旦大学学习。有一次陈子展先生开一门专修课，上课时，讲台上是陈子展先生，讲台下只有一名学生，那就是鲍正鹄。陈先生依然认真地讲完了课。毕业后，鲍正鹄先生留下来跟随陈子展先生当助教。陈子展当时是中文系系主任。19岁时曾和毛泽东一起畅游湘江，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俩人友情很深。
建国后，鲍正鹄作为一名骨干教师担负起建设中文系现代文学学科的重任。从五十年代起执掌教鞭，经过他的熏陶毕业后的学生，有的留校任教如潘旭澜、吴中杰、应必诚等，有的早就是学术权威专家、教授如范伯群、曾华鹏、陈俊涛、赵莱静等，现今都是学术界代表性人物（潘旭澜已去世）。我们55级、56级更是鲍正鹄先生关注的对象，精心加以培养。在我们学生时代，他让潘旭澜先生指导我们如何搞科研，如何打基础。有两年，他被国家派遣赴埃及开罗大学、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讲学，被授予开罗大学教授、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苏联艾尔米塔奇（东宫）博物馆顾问等职。回国后，他继续在复旦工作。一面教学（还是教研室主任）、一面兼任校教务部副主任，关注复旦文科教学和科研的发展。
1960年毕业前夕，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毕业后被鲍先生留在现代文学教研室当助教。协助潘旭澜先生工作。他很关心我的读书、研究和生活。为了进一步提高我的学习、研究能力，1961年他特意派我赴北京西郊中央党校学习，参加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期间，我结识了来自全国各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人物，如著名文学史家王瑶、刘绶松、唐弢等大师级人物，受到他们的热情指导和帮助，也奠定了我后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返校后，他让我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并且他还亲自聆听我的讲课，指出成绩和不足，一一加以评点，使我深为感动。
尽管鲍正鹄先生早年国学根底很深，但他并非泥古不化、钻入故纸堆中。他非常关注现实，思想超前。有一次他在小范围里给我们和他的研究生陈俊涛、赵莱静等讲述什么是现代派，印象派，并拿出一幅印象派绘画让我们欣赏。在当时气候下，这是一种反潮流行为。又有一次，在他家中，他公然反对报纸上姚文元等批判德彪西的文章。他说德彪西有他的长处。自己每次听了他的乐曲，心中就留下了眼泪。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岁月，这种举动非常危险，我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后来，他奉调到北京，我们也没有多联系。
心系复旦
1980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而来，应复旦中文系的邀请，鲍正鹄先生受聘担任中文系兼职教授。那时他已由北京国家图书馆岗位调任中国社科院科研组织局局长，担负起全面恢复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任。他为复旦也争取到了一批项目和经费，使得复旦古籍所得以迅速发展。在他离职之后，他又回到魂牵梦萦、阔别已久的复旦园，鲍先生十分激动，中文系也热情欢迎鲍正鹄先生的归来，请他作了几次精彩讲座。鲍先生讲座开讲的那天，出现了他的五、六十年代的老学生和八十年代新学生齐聚一堂的动人场面。老学生吴中杰、应必诚教授来了，其他如徐俊西、陈允吉、邱明正、陆士清、邓逸群、王继权各位老师都来了，新学生也涌来了。1213梯形教室（今第一教学楼一楼教室）顿时挤得水泄不通、座无虚席。鲍先生还是那样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地讲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变迁，以及对未来中国文学的展望。他高瞻远瞩，论述精辟，光彩照人，最后还以几句英语结束演讲，引起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讲座十分成功。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考入复旦中文系的我的女儿鄂之华做着文学梦，心血来潮与几个女同学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五月花”。第一次社团活动，他们想搞得别致一点，正值鲍先生来沪讲学，于是就请我联系鲍先生讲一次课，鲍先生欣然允诺。
当听说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鲍先生愿意给大家讲课，同学们兴高采烈，有热心的同学甚至将此消息写在男生宿舍走廊的黑板上通知大家，于是几位男生也饶有兴趣地参加了听课行列。时值初夏，女同学吴小娟还特意换上了漂亮的裙子与丝袜，像过节一样去听课。记得当时鲍先生给大家讲的是综合性大学学生如何学好文学专业等，虽是囫囵吞枣，但大家还是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认真听着。因年代久远，讲课的内容大多已记忆模糊，但无疑是在同学们心中播下了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种子。日后这批学生有多位成才：班长孙自强本科毕业后读导演专业的双学位；胡玮莳因编辑《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文章而成名，成为《萌芽》杂志最富传奇色彩的造星编辑；龚静则成了沪上知名的散文女作家。
待学生如亲人
鲍先生视待学生如子女，如亲人，他从不疾言厉色斥责学生。我毕业之初，他让我参加作协一次学术研讨会，会后我向他和时任宣传部长的郝孚逸汇报情况以及上级有关部署，不料却遭到郝孚逸的批评。他说：这样的部署（实际指批判巴金）你怎么可以汇报？！后来鲍先生亲切地告诉我，这样的事不可以在公开场合讲的，老郝是在保护你。我当时全身顿感一股暖流涌入。
还有一次，鲍先生一位姓汪的女研究生提出毕业论文要写泰戈尔论。鲍先生二话没说，立即买了全套泰戈尔全集让她读。其实当时鲍先生有三个孩子，生活并不宽裕。鲍先生和师母一家生活十分简朴，平时穿着并不太讲究。有一次师母从苏联回来，说俄罗斯冬天虽然很冷，但妇女都穿裙子。她实在熬不住严寒，穿上了厚厚的裤子。俄国女同事就说，你穿起了裤子，叫男人们穿什么呢！鲍先生虽然多次出国，但并无积蓄，收入都化在参观各国的博物馆、油画展，进大剧院听歌剧上。他对外国音乐名曲非常喜爱，听后常常感动得流泪。鲍先生平时对生活并无太大要求。他多次上我家看望，即使吃的饭菜很一般，他也很满足。“文革”中他被带回上海审查，他独自一人跑到南市区我那狭窄的小房子，我只买了一碗盐水鸭，烧了蔬菜和汤，他也吃得津津有味。他真是一位无欲无求的老人。我到他在北京住所，看到卧室摆放着的还是从复旦带去的单人床和书架，陈设相当一般。但是鲍先生对生活非常乐观。常常讲一些让人开心的趣闻逸事和笑话。有一次讲到晚清朝廷的无知故事，真是令人发噱。据说一天上朝会，外事大臣向慈禧汇报：启奏老佛爷，葡萄牙公使要求朝拜您。慈禧一愣，说：怎么，葡萄还有一个牙儿？它也要来讨好处？弄得满朝大臣面面相觑，不敢发出声音。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岂有不灭之理。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同胞，鲍先生又给我讲了重庆时代复旦大学少数民族教授马宗融逸事。马宗融是留法学生，他的夫人是著名女作家罗淑，她曾写过一篇小说《生人妻》，名满天下。但马宗融性格刚烈，爱打抱不平。一次，有一位朋友约他吃午饭，他如约去了。不料路上他看见两个男子在马路上发生争执，并扭打在一起。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拉扯了好半天，才将事态平息。等他回过神来，想起还有朋友约吃午饭一事，不禁十分懊恼，连连向朋友道歉！鲍先生说，马宗融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作家妻子因产褥热无人照应而病逝。而他自己以重病之身于1948年由台湾开往大陆最后一趟船回归大陆，回到复旦大学。最后，由巴金、靳以等朋友为他安排了后事。
博学多才
鲍正鹄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派赴海外从事文化交流的学者，是我们复旦大学与伊斯兰国家文化交流的第一人。1956年，他被派赴埃及讲学。他讲授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向埃及穆斯林学生介绍中国，传播中华文明。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和交流。虽然两者文化的联系已有逾千年的历史，但鲍正鹄先生的到来，却开拓了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新的联系。在埃及，他常和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研讨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交流问题，建议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这是十分有远见的创意。返校后，他曾主张让我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回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他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远见卓识的举动。两年后，他被派往苏联讲学，中华传统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又来了一次亲密的接触。在苏联，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据说他的讲稿被翻译为俄文版，可惜我们无法看到。
1964年，鲍先生被调往北京工作。他出任高教部教材司副司长，在周扬同志领导下，主持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工作。他倾全力投入了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他想摆脱苏联的束缚，规划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教材编写计划。可惜不久掀起的“文革”风暴，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鲍先生真是一位通才。后来调任北京图书馆岗位上他又和合作同事馆长刘季平一起谋划，出版了一部“北京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图书总目”。这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在当时“文革”环境下，表明了他敢于站出来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决心和态度。
晚年的鲍先生又重新规划了学术研究工作。在从北图调往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任局长期间，他曾与周林同志一起谋划组织了一套班子，进行古籍整理的工作。后来这一项目由陈云、李一氓同志直接领导进行，设置了专门机构。这些对于恢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学者风范
鲍正鹄先生是一位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学者。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但绝不泥古不化；他欣赏西方的音乐绘画和优秀的文学遗产，但绝不美化，盲目崇拜。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迄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这社会变革的大潮中，涌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革命先驱以及文化变革中的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社会观念、文化思想、人生道路的选择，价值取向，无不受到以上种种思潮的影响。鲍正鹄先生当然也不能置身世外。鲍先生在中科院工作十分勤勉，有一次，胡乔木同志召开会议，要大家汇报工作。鲍先生也分析了当前思想文化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料胡乔木断然否定了他的分析。鲍先生却当面对胡乔木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胡听了一愣，因为还没有人敢于当面反对他的看法，从此心生芥蒂。鲍先生于是提出了退休的要求。
诚然，鲍正鹄先生没有出版过浩瀚的鸿篇巨制，但他却为一部大书的出版耗尽了心血。在他退休以后接受徐鹏的邀约，为王欣夫先生遗著整理一本十分宝贵的古籍书目，整整耗尽他六年心血，非一般学者所能企及。这一部书是名为《蛾术轩箧存善本书目录》，署名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标点整理。170万字装帧精美的巨著，是当代中国古籍整理工作的一大成就。蛾术轩是复旦大学教授王欣夫（大隆先生）晚年书斋名，取自《礼记·学记》“蛾子时术之”，原意是学大蚂蚁勤衔泥以成蚁冢，比喻勤学。又因清代学者王铭盛撰有《蛾术编》，故又含有仰慕清代朴学之意。这部巨著“所收多有世间罕见之本。如戴东原、钱大昕、王铭盛等校的《五礼统考》，黄丕烈校的《五代史补》，顾千里校的《困学纪闻》、《文选李注补正》，何义门校的初印本《杜工部集笺注》等等，都为罕见之宝。”（见该书李庆序）这部著作是王欣夫先生倾毕生精力、财力收集而成。当年郑振铎先生任文化部长，曾愿意出价两千元收购他一部书稿。王先生说：“我自己还想白相相。”没有恳脱手。但在“文革”中王先生受冲击而不幸病逝。他的这些宝贵典籍遭散落而缺失。幸亏时任复旦图书馆馆长、全国人大代表、民盟市委副主任徐鹏教授（他是王欣夫先生的学生）极力抢救保护，才使这部国宝级文物得以保存下来并由鲍正鹄、徐鹏教授联手校对、整理才得以出版面世。这是对中国学术界作出了一大贡献。诚如中国现代文学史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所言，这部巨著，“它对于文献学的价值，对于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研究，尤其是吴中地区文化史和近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参考价值，都是无可代替的，从而必将出现在许多大学和城市图书馆里，出现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书桌上，‘长寿考，比金石”。（见《潘旭澜文选》下册396页）
鲍正鹄先生的另一学术贡献是为《龚自珍文集》写了一篇长达20页的前言。这是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晚晴社会黑暗腐败政治予以剖析，并对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改革、开放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岁月，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呐喊声，也正符合中国人民长久期盼要实现的中国梦。从这一意义上讲，鲍正鹄先生写这篇前言具有深刻的意义。2004年鲍先生离我们而去，但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本文由鲍正鹄先生家属和应必诚、邓逸群教授、陈淑荣老师提供资料，一并致谢！）（作者为中文系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