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进入复旦大学五十二周年。想当年，我是十八岁的少女，风华正茂，如今年近古稀。我无论走到哪里，复旦的精神，上进求实，不拘名利，永远铭记在心。我忘不了复旦给予我良好的教育，它包括知识的传递，人格的培养。它都是通过老师给予我的，它在我的人生旅途中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进校时，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学校也很重视基础教育，运动较少。我们历史系一些虽然脱帽，仍属另类的“右派”先生重新走上讲台为我们上课。印象最深的王造时先生，白白胖胖，年近花甲，穿西服（当然不是现在的西装革履，系上领带的那种正装），偶尔还带上黑洋伞，一副英国绅士的派头，笑呼呼的给我们上《世界近代史》，讲法国大革命，犹如三级会议的代表，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对王先生我是很敬佩的，他是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他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一起抗日反蒋，被关在苏州监狱，后来在宋庆龄先生的关注下被释放。王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爱国，一生正直，不求官，做学问，但是1957年他却成了大右派。他给我们上课时，精神抖擞，有声有色，但是压力还是蛮大的，政治上遭受蒙难，家庭也受到磨难。他的子女夫人听说有精神病，虽然是教授工资也入不敷出。我们这些学生根本看不出他在人间受到的痛苦，他上课完全是律师、学者的派头，他的教学态度，完全是出于对教学、对青年的热爱。1987年，我在高校任教时加入民盟。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先辈的影响（爱国和有事业心）。
在复旦这几年，我聆听了几位掷地有声的教授们的课，在专业知识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蔡尚思先生给我们上思想史课。众所周知，蔡老是梁启超先生的弟子，也是学问家。他一口福建官话，讲得精彩之时还手舞足蹈，声音洪亮,很受我们欢迎。还有周谷城先生给我们上《世界文化史》，他讲一口难懂的湖南话（想不到以后我在湖南工作了近三十年），那时周先生有眼疾，平时戴墨镜，上课时眼镜不带，眯起来，嘴巴噘着，非常敬业。田汝康教授是华侨，一副洋派，戴着灰色的贝雷帽。程博洪先生（程潜之子）教我们拉丁美洲史。
当时最受我们欢迎的，又是我们最崇拜的是青年教师金冲及先生。他那时很年轻，他给我们上《中国近代史》课。上课严谨、深刻、口才又好，是又红又专的典型，他既有学问又有革命经历，用现在的话来讲，我们是他的粉丝。因为他住校外，我们四五年级时，他又调到市委，接触不多。但我们思念着他。尤其是“文革”中，有不少他的流言，我们为他担忧。直到80年代后，在北京的校友带来他的消息，他又复出。我们喜出望外。近年来，在《文汇读书周报》看到他本人的照片，以及著书立传，与逄先知先生一起写了经典、权威版的《毛泽东传》，听说还将出版近代史的著作，更为他高兴。金先生耄耋之年，老当益壮，为历史学界做出巨大的贡献，是复旦人的骄傲，他是我一生的老师，恭祝他健康长寿。
1964年以后，运动不断涌来，我们文科生首当其冲到社会上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也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本身我们不谈，但是复旦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给我们年轻学生，尤其是给我们生在城市里、从未下过乡的学生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我们在运动中也学到看到老师的优秀人格和品质。特别要提的就是蔡尚思先生。蔡先生当时年届花甲，他积极主动要求去参加运动。估计复旦教师队伍中，他是资格最老的教授。他倒不是去搞人家的，他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改造世界观。那时农村条件艰苦，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油灯。他跟我们年轻人一样辅导农村小青年学毛泽东选集。那时我们在奉贤头桥。他年老我体弱，学校安排我们住在镇上，离公社很近。有一次，一个生产队失火，而且又是晚上，在乡里，有几里路远。我们闻讯赶去救火，提着水桶一路小跑，走的是田埂路，两边还有庄稼。后来发现蔡先生也在后面，大家劝他不要去，他仍坚持到火场，用水桶传递救火。当时已是深秋兼黑夜，蔡先生又是深度近视，年纪又大，亲赴现场救火，我们十分感动。这件事已过去半个世纪，我仍记得，就像在昨天。运动结束，蔡先生讲他已经六十岁了，以后这样的机会不大会有了，建议我们几个师生在农村合影，当时还有邓廷爵先生、汪槐龄先生以及我的同班同学。合影后，蔡先生出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1978年考研时，我给蔡先生去信咨询，尽管他年事已高教学繁忙，还是给我回信予以指导。我十分感谢。因为我在外地工作，一直没有机会再去拜访这位年逾一个世纪的老人，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几十年的外地生活，但复旦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殿堂。我在那里生活了七年（1961-1967年），1984年又回来进修，那里有我的青春年华，小桥流水留下我的晨读，老教学大楼1237教室留下我无数次考试的情景，第十宿舍十号楼留下我们女同学的嬉闹声。这一切的一切，直至七旬年华的我还咀嚼得津津有味。
我和我的先生梁华忠都是复旦人，我们是同班同学。我们转战南北，最后在湖南衡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他教中国古代史，后来专注历史地理，我任世界近代史。我们常谈起我们的老师，甚至刻意模仿他们的教学风范，虽然没有他们的学识境界，但是我们兢兢业业，努力发奋，在教学中承蒙学生厚爱，口碑良好，在为人方面宁泊、淡定、平易近人，最主要的正直，获得大家的好评。尤其我的先生为追回失去的十年（文革十年远离专业，在支内二厂当秘书，本来他也有美好的前程。他曾在《文汇报》当过记者，“七·二一”指示后下放工厂，因为我们夫妻分居又参加支内建设到湖南）呕心沥血搞学问，成果硕累，最后以生命为代价，倒在副教授的岗位上，至今已有22年。尽管这样，但他却无怨无悔，他常说生命不息、耕耘不止。我本人性格淡定，复旦培养了我一生孜孜不倦的求知欲，退休前也是副教授职称。现在落叶归根回上海，两个女儿超超、越越人近中年，事业有成，我们也很欣慰。回沪后，也一直想走出国门，看看书本上的地方，学世界史没有看到真实的世界实在遗憾。故这几年到日本、法国、奥地利的维也纳，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以及瑞士、梵蒂冈等旅游。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感慨很多。我晚年生活得益于改革开放，回故里定居，得益于求知欲，活到老学到老，看书看报看电视。我生活的圈子也很多，有各阶段的同学、同事、好友。七十岁以后，走不动了，就学电脑、看名著，生活也很充实。
面对这一切的一切，我都感恩我的母校——复旦，我感激复旦。
（作者系历史系1961级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