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临大敌的安保, “棱镜门”的持续发酵及美、欧、俄首脑有关叙利亚问题讨论的尴尬场面，使得6月17、18日在英国北爱尔兰厄恩湖召开的G8峰会显得纷繁杂乱,插曲不断，使原先设定的自由贸易、打击避税和反恐等峰会议题反而有所淡化。尽管会后就公平税收、提高透明度和开放贸易、甚或叙利亚问题解决勉强达成共识，并联合发表《厄恩湖声明》，但会议上所反映出来的各国诉求各异，各说各理，国际影响力大减则是不争的事实，外界普遍对其所达成的共识和举措的实际执行力表示怀疑。
G8目前日渐式微的窘境和其当年舍我其谁的风光可谓差距明显。1970年代为应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金本位制终结、石油危机等引发的动荡，由美、英、法、德、日、意等发达国家发起，后又拉上了加拿大，组成“富人俱乐部”，1990年代加上俄罗斯，以扩大其解决世界热点问题的能力。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始终和实力相连。从其经济实力来看，1975年，G6（G8的前身）成员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52.9%，2001年已拥有八个成员国的G8经济总量已经上升到全球的67.3%。当时G8被视为全球治理的中心机制之一，并曾对联合国、WTO、IMF、OECD等多边组织发挥着重大影响，可谓是一言九鼎，是国际治理的核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G8自身经济实力日渐衰落，2012年，G8在全球GDP中的比重下降到50.1%。与之对应， 以中国、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为主的新兴发展国家迅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经格局，从而令同时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和相关新兴国家，具有广泛国际代表性的G20应运而生。G20成员国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90%，世界贸易总额的80%，拥有近2/3的世界人口。较之G8， 无疑更具包容性。相反，G8的国际影响力相形见绌。处理国际问题时常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其全球治理核心的地位和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康利表示：“G20打破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美国和欧洲主导的世界格局。但这个格局仍处于过渡期，从价值观为基础(G8)的体系向以利益为基础的体系(G20)过渡。”
但毋庸置疑的是，G8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运行机制，具有处理国际问题的丰富经验，而且即使沦为了“没落贵族”，其成员国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其制定国际规则等软实力依然举足轻重。
在重重危机重压下，G8正在日益变成富人为自己谋利的俱乐部，内部常常为此争论不休，难以一致。虽其重点逐渐转向以内部事物和各自的关切为主，却依然没有放弃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处世方式强加于人的习惯性思维。此次，G7和俄罗斯有关叙利亚问题解决方向上的尖锐对立何其刺耳；对外，则更加直接和赤裸裸地维护其集团利益。被视为本次峰会亮点之一、美国、欧盟双边高调宣布开启首轮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就是这种不甘没落，依然希望统治世界，制定新的全球行事规则的明证。美欧自贸区谈判一旦谈成，将构成世界最大的自贸区，不仅可能彻底将WTO等多边框架置于一边，而且会形成发达国家主导的新全球贸易规制，逼发展中国家继续屈从于其领导。
其实，尽管挣扎，G8也意识到了该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欲使G8继续保有国际代表性、影响力和执行力，G8必须正视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一股越来越重要的力量，而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其经济、政治地位愈发举足轻重，其在新型全球治理机制形成和运作中的作用日益举足轻重，缺了中国参与的任何国际治理框架机制都是明显跛脚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欧盟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