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之于当代人口学仍不褪色 ——悼念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潘纪一先生

作者:任远 来源: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发布时间:2013-04-07

在去龙华参加潘纪一先生追悼会的路上,学院的老教授刘豪兴先生和我并坐在一起。我们感叹人世的无常,也感叹独居老年人口生活的艰难。我们感叹历史对于一个研究机构的可贵,并回想起复旦大学人口所辉煌的历史,谈到人口所最初是由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成立,当时是30多人的大所,并逐步发展成为国内领先和著名的人口机构。刘豪兴先生提议说,潘先生去世了,你作为人口所的后辈,希望我摘录一些潘先生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以作为对前辈的纪念。

我自然长期地景仰于吴斐丹、桂世祚、潘纪一、张志鸿等等学人的贡献,正是这些学者奠定了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成立和第一波发展时期的突出成就,并因此对整个上海人口学界和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有幸和若干前辈有所交流。特别是和潘先生,在他去老年活动中心路上曾有若干次短暂陪同和快乐对话,使我感受到他是一个慈祥柔和和有趣味的长者,是一个爱护学生和知识同道的师长,是一个从不愿给别人添丁点麻烦的宽厚老人,也使我尤其对其倏忽离世,充满不舍和感伤。

潘纪一先生作为复旦大学人口所创始时期的第一辈学者的突出代表,对人口所奠定、发展和取得领先地位发挥了卓越的贡献。惭愧的是,我手头还没有潘先生所有成果的汇集,因此仅就我书架中的若干关于潘先生的作品略作挑选,对其学术思想的零星片爪略作摘录。即使是初步做一些零星片爪的摘录,也使我不禁大为击节赞叹。潘先生说:

“正在兴起形成中的人口生态学所要探讨的对象是整个人口与整个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和制约的性质、范围、方法及其规律变化,特别是要研究环境演变过程与人口变化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这里所谓的整个人口和整个环境是把人口和环境都作为一个系统看待,而不是孤立割裂地研究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与某一特定环境之间的关系。” (潘纪一主编:《人口生态学》,1988年,第4页)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既是一个目标,同时又是现实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口素质既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动现代化进展的一个动力。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它受制于整个现代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素质的提高,是现代化进展的产物。而作为一个动力,人口素质又能够推动或加速整个现代化的进程,这就要求人口素质的提高必须与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摘自潘纪一等主编《人口素质与中国的现代化》,1992年,第14页)

“从理论上讲,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要求有一定的劳动力素质相适应。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会从需求上推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同时又由于经济实力的加强,为智力投资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又能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摘自潘纪一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素质》,1990年,第219页)

“学者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视野研究世界人口问题,探讨它的成因、发展和演变,以及问题的症结。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把世界人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性的研究,由此形成了诸多富有解释力的人口理论,这些理论充实了人口科学的理论内涵,并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世界人口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摘自潘纪一、朱国宏著:《世界人口通论》(前言),1991年)

我的击节赞叹在于,我陡然发现这些研究和1980年代中国人口学集中讨论的人口控制、计划生育等等热点问题完全不同,这些研究完全超越了当时的时代。更加令人击节赞叹在于,这些思想看法恰恰就像是为当前的当代人口学而写的,每句话都直指当前人口学发展的症结和核心。我也更加体会到潘先生作为复旦人口学项目第一代学术开创者的卓越眼界。

在人口转变完成以后,生育率水平已经降低到极低水平以后,进入1990年代后期的中国人口学进入一种迷茫状态。而这些前辈学人恰恰早已在“人口学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已经看到人口科学发展的可能困顿,并看到了人口科学的出路和方向。

这样的当代人口学,必然不仅仅是局限与人口数量和生育为核心,而需要将包括人口结构、分布、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等人口过程综合地加以考虑;需要将人口、环境和发展关系内在规律的把握和可持续性的塑造作为学术的整体眼界;需要将国家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将推动现代化进程的良好实现作为学术的追求;并需要超越对中国人口的研究,将对包括国内和世界的人口状况、变动和内在规律性的认识,作为当代人口科学走向世界的路径。

古人说读史使人明智,即使是仅仅回顾复旦人口学项目30多年以来,以及中国人口学恢复以来的短暂历史,也能使人有很多收获和明智。潘纪一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眼界,是超越了当时时代的人口学,其学术贡献则远远超越于奠定和开创复旦人口学项目,并能够对未来中国人口科学发展提供借鉴。潘纪一先生的学术高峰时期是在1980和1990年代,这些思想成果,就是放之于当代人口学仍不褪色,并仍能继续指引着中国当代人口学的继续前行和进展。我想这正是前辈学人给后辈学者的最好礼物和最大期望,也是作为学术后辈仰对先贤的学术责任。

呜呼!“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以此作为对我所尊敬的潘纪一先生去世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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