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改革深水区就是制度构建，制度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改革主题。制度改革，当然宪政制度仅是制度的某一个环节，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一定是要中国宪政制度的改革如何让人们活的有希望。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分散，或者把所有的精力分散，我们如何看制度改革的问题，如何看宪政制度改革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社会来讲宪政的生存力，讲到宪政问题的时候毫无疑问受到东方和西方之间所营造的悲情主义的纠结，也受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分歧所支持的意识形态的对抗。我们一讲宪政就好像和资本主义自觉的联系在一起。简单的以西方和非西方，或者以一个非西方国家曾经遭遇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这个不争的事实来看，但是简单的生活在悲情主义情绪或意识形态视野来认识和我估价宪政在现代国家建设与制度建构中的生命力，只会使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及其价值选择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还有一个，中国社会讲到宪政问题的时候，也受到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性的思维理解。所以宪政的生命力就是意味着通过不断革命来实现。所以我觉得中国讲宪政生命力，在于如何化解中国看待宪政制度改革的问题上所面临的三个束缚：简单的悲情主义、简单的意识形态对抗来的偏见，怎么来看革命的情结。
我觉得宪政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尊重分歧的基础上，营造共识。同时也要把某些分歧成为不必要，不能把所有分歧都成为共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层面是我们怎么把社会的关系制度化的能力。这是宪政生命力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讲的各种各样的分歧也好，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也好，各种不同主张也好，各种不同追求也好，怎么把关系制度化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制度化的角度从宪政制度本身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既要去保公共权利权威的维护，同时又要实现社会成员权利的维护问题。所以说，现代国家追求宪政制度及其改革，正是因为公共权威的制度保障得以确立的最重要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与对社会成员的自主性有机联系在一起。
就局限性而言，我刚才讲宪政制度只是制度环境的一个方面，制度内部也只是一个方面。局限性在哪里？我觉得一个是制度本身有局限，往往我们研究宪法的人或者研究宪政制度的人，人类真正困难的是对看不见宪法在宪政制度中存在的把握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是想要把所有问题讲清楚，其实它是讲不清楚的。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宪政制度的外在局限性，即宪政制度的局限性一定是受到一个国家历史既有的历史沉淀影响的。这个历史也许我们可以拉得很远，无边无际。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积淀，对一个国家的宪政制度间隔以及它的生命力展现，带来很大的约束。第三个局限性，我觉得来自于制度和社会结构建设中的关系，还有社会结构间的关系。社会结构间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讲是阶级性的问题。比如阶级性对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继而对宪政的生命力实现带来无可回避的约束。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社会保障、政府责任与公共福利在西方宪政制度当代转型中的意义了。可以理解民生问题在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和宪政生命力体现中的价值了。
在社会共识缺乏、社会矛盾尖锐、民粹主义流行的背景下，我们寻找宪政在当代中国的出路。社会共识缺乏就是价值迷离，社会矛盾的尖锐就是以群体性纠纷事件不断出现为表现，民粹主义流行就是以偏激性的情绪为表证。
第一，我们讲宪法的实施也好，宪政的生命力也好，宪法本身能否被实施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整天讲宪法实施，宪法本身能否被实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宪法一定要回到它本来的含义上去。宪法本来的含义，宪法能够被实施最关键的问题是把法律关系理清楚。我们不要生活在三权分立的迷失当中、恐惧当中。其实我们真正应该恐惧的不是三权分立，我们真正恐惧的或者我们真正感到艰难之处是把宪法必须面对的法律关系能够界定清楚。法律关系讲清楚才有法律责任的分配，有责任界定我们才有所谓的权力问责问题，国家权力规范运行才能得以实现、公共权威的合法性与社会成员的可接受性有效链接。
第二，是制度共识重建的问题。我觉得制度共识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国这样复杂的，制度共识对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来讲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因为重要才艰难，当然制度共识很容易上升到宗教层面，制度共识的构建问题上来。制度共识构建的过程当中，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是有他的责任。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想自己的理论研究去说服上面，其实说服上面是重要的，但是说服人民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从来没有说过说服上面是不重要的，说服上面是重要的，但是说服人民也是重要的。制度共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另外一点，中国的出路在今天来讲，所谓的左和右的纠缠，其实任何人类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发展，一个有生命力的制度，从来都不简单的说是左和右来判断它。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讲中国的出路，从宪法本身关系的理清，从制度共识的构建过程，从宪法到第三个方面来讲有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是放弃一种简单的，或者会形成一种社会对立的一种制度架构。我觉得关键的问题一个是怎么避免对立性的问题，第二个是怎么寻找一种有效凝聚社会基本共识的问题。
（本文是作者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路径和路线图”学术沙龙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