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3月，因内部发生权力倾轧并升级，1902年才成立的震旦公学解散，马相伯带领学生从老震旦脱离，准备另立新学校。此事引起上海报界关注，陈景韩在《时报》上专门发表评论说：建立新震旦学校，“此为学界公益之事，国家前途之望”，“凡有子弟者，无一不宜协助，凡有人心者，无一不宜协助，财者助以财，能者助以能，力者助以力”，鼓励各界宜合力建成新震旦学院。
震旦退学重建事也引起两江总督周馥注意。周馥为此专门发电报给驻上海的苏松太道袁树勋，询问有关情况，“震旦生退学，闻因教习不允添课，马欲另建一校，确否？如该生等，果系可造，或拨官款，暂赁校舍，俾免逃散”，并要袁树勋查明后回复。袁树勋也迅速回电，将震旦事件的来龙去脉告诉周馥：“震旦生退学事，饬员查复。该学堂设已两年，课程中西并重，教习系教士充当，所授格致、化练各科，均用英法两国文字。学生程度颇高，主张爱国宗旨，不肯入教。近因法文教习南君忽议裁去英文，专以法文教授，意欲以教务侵入。学英文者既无所适从，习法文者亦惧教会侵入，颇不满意。后马因此辞退，遂亦退学。现该教习允复英文，惟不许马进院干预学务。诸生以学堂由马创，非马势难久持，乃散各处，意图重建改良等语。”电文最后说：“查震旦生能知爱国，恪守宗教，实为难得，自应遵谕设法维持，唔商马君，如何定办，再禀。”
或许是受到时论、周馥及上海道对震旦退学事件态度的影响，或许是自发组织，时在上海的绅商如张謇、王丹揆、曾少卿等，也纷纷关注该事件，计划成立新震旦，以解决学生无处求学的问题。他们于二十日（1905年3月25日）在“一品香”聚会，决定推选马相伯为新校校长，并讨论筹措资金办法，商借吴淞陆军公所为校舍，且立即电请两江总督周馥等人，希望得到批准，而周馥等也立即回电，答应会就借用事同军方进行讨论。稍后不久，军方即答应将驻军一律迁走，公所暂借与学生。只是鉴于“行台为外海各营会议之区，不便久假，而学堂则因屋宇住舍嫌少，本系暂为之计”，军方同马相伯、张謇、王丹揆等商定，只借一年，学校须要赶快购地兴建校舍。这时，刚担任新震旦董事的张謇，已替新震旦募得万元捐款。随后，新震旦之创办进展迅速，上海道及各绅商亦表示愿意出钱资助，并打算在四十亩吴淞公地上为之建设新校舍；江督周馥且派手下陈季同前来上海，筹划有关事宜；主事者亦一度有将之改名为“乐群公学”之议。
目睹此官绅合作情形，陈景韩在《时报》上又赞扬道，“此次新震旦之成立，官与绅俱有力焉，不争意见，不生疑忌，上下一心，更近日新事业中所寡有者。苟能事事如此，中国前途未必无望！”但也有时人在旧震旦解散之初，震旦师生及绅商向江督请求援手之时，即发表评论对此行为不以为然，“诸君独立之精神，与向学之苦衷，党无人不佩服者矣。然余谓有百余英锐青年之团体，有何事不可为，况区区觅一校舍？（有百余学生，有热心教师，无形之学校已成。）而必赖官场为赞助，甚不可解，得毋为经济之故乎？”进而，该评论还以之前南洋公学退学师生另立爱国学社为例子，表明办学“未尝藉官力为之引援”，也可以成功，现在新震旦接受官方资助，与震旦师生退学之志“未合”，“必自予官场以干涉之路。”
之后，候补道曾铸（即曾少卿）、施则敬等人禀请周馥，请求为新震旦拨款，而周馥根据袁树勋的回复，也认为“该书院办理数年，颇著成效，自应力与维持”，批复江藩司会同上海道、学务处，迅速为新震旦之建设筹措经费。但上海道库并无款可拨，后又禀请周馥，让南京、苏州两藩司、学务处迅速合拨一万两白银，给新震旦作经费。新的震旦本已改名为复旦，但在原址重建的新震旦突然呈给周馥一份震旦学堂章程，致使周馥产生疑惑，在复旦公学开学之际，专门发电向沪道询问新震旦与复旦关系。
事实上，马相伯带领学生脱离震旦之时，曾一度宣布，“震旦学院”经“全体签名解散，旧时院名同日消灭”。但仍有部分震旦教习出面维持学校，不点名批评马相伯带学生出走之行为，号召学生返校继续求学。但效果似乎不佳，故此，天主教会主动同代表新震旦的张謇、曾少卿等人沟通、商议，建议新震旦学校仍有徐汇天主教会办理，并草拟九条合同表示诚意，但未得到张、曾同意，久决不下。最终，由副主教丁出马，“再四熟商”，张謇也认为“多一学堂，未始无益”，答应帮助原震旦公学复校。丁主教询问张謇这样做是否意味着新复旦不再开办。张謇则回答说会继续创办复旦公学，而此公学“系中国自办学堂，更责无旁贷，必合力图成，与教会乐与人为善之宗旨，当不相背”。于是现教会继续袭用原震旦校名，新震旦另立“华人自主之学校”——复旦公学。确定两校分办后，复旦校方随即发布告白，宣布作为酬谢，原震旦校舍赠予教会；其余一切文具、书籍、标本等物品也早已带走，“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与教会“毫无杯葛”；且震旦公学名字已经不再使用，在原址新建之学校是否沿用旧名，与原震旦公学丝毫无关，“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殆毫无关”。同时，新的震旦公学也立即刊登广告表示，学校原有文具、书籍、标本一切如旧，学校已经新请“教育之人”为本院“名誉赞助”，学校会继续以震旦名义开学。稍后，又发布了震旦学院招考广告。随即，复旦方面也立即登报，表明震旦名义已经被人袭用，之后与己无关，所有海内外函件，不要再寄往这个震旦公学，而改寄复旦新址。
依靠官绅学商合力，复旦公学顺利创设，所谓“其时得上海官绅学商界之捐款赞助，始克成立”。立校伊始，马相伯便请包括严复在、张謇、曾少卿（铸）、袁希涛（观澜）、熊季廉内的二十八位社会名流担任复旦公学校董，以便让他们为学校募集资金，提高学校声望，并能参与到复旦校务的管理。
而在1905年5月从欧洲回到上海后，严复也积极参与了复旦公学的创办。他不但答应亲自担任复旦校董，还成功推荐了在南昌有过创办乐群学堂经验的得意门生南昌人熊季廉（元锷）成为复旦校董。随后，严复还居首署名，同二十八位复旦校董发出《复旦公学集捐公启》，述说复旦成立之来由及其意义，号召各界为复旦建造新校舍募捐。严复这时还从落实办学经费方面考虑，为复旦拟订了复旦公学管理办法、课程即《复旦公学章程》文件，尽管严复担心章程未必“切于事情”，只能“备发起诸公采择损益而已”，可他还是认真负责，感觉“须作到如此，方为正办。”据当时《时报》、《中外日报》等报刊上刊载的《复旦公学广告》也可知，严复与马相伯一起为复旦“评定”了教授法、管理法，“本学教授法、管理法由严几道、马相伯两先生详定；并请校董熊季廉、袁观澜两先生分任管理之责。”在张园对面爱文牛路复旦公学事务所，严复还和马相伯共同主持了复旦公学的招生考试，“上午八点钟至十二点钟考汉文，已习西文者下午两点至五点加考一次”，以补录四十名新生。这期间，鉴于严复的办学志向和在复旦创校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曾有不少人建议严复担任复旦公学“总教”，可严复担心“主意人太多，恐力不下”，故辞而不受。 新复旦本预计8月31日（八月初二）开学，但因“教员寝室尚未修整”，“学生亦未到齐”，故改到9月4日（八月初六）开学；另外由于屋舍不够，还拟再租住附近房屋。然而9月初的一场雨灾，让“复旦学院寄宿所坍墙一堵”。故此，直到1905年9月10日，一度又因月初风灾、雨灾延迟的复旦校舍、宿舍修复工作，终于告竣。校方遂决定于14日下午两点正式开学，并在开学当日刊登广告进行确认和宣传：“本公学于本日下午二句钟行开校式，敦请名流演说，并蒙校董萨鼎铭假军乐全部，务请学界同人暨热心教育诸君子惠然贲临，藉增光宠。谨此代东诸希公鉴。”为了庆祝复旦此次开校、开学，为观礼之人提供便利，淞沪铁路方还为此进行了调整，特意在客运火车来回经过复旦时，均停车五分钟。
综合当时亲历现场的《南方报》、《时报》记者对复旦开学典礼的报道可知：复旦此次“开校典礼”在下午二时举行，先由萨鼎铭部军乐队奏“开校军乐”，接着校长马相伯发表了演说，马相伯以泰西来沪的马戏团作比喻，说马戏团中的表演动物虎豹狮象犹可教育，人难道不如虎豹狮象。借此例子，马相伯阐述了教育的重要性。随后，作为校董及“名誉教员”的严复也发表了演说，大意为“中国员幅日狭、民族日凋，不畏外强之侵凌，须忧吾人之不振，所望全校学生，须勉力勤学，万不可有告假偷闲之举，庶几日异月新，为将来之国用云云。”最后，复旦公学“英文正教员”、寰球中国学生会会长李登辉亦用英文发表了演说，“谓中国之衰弱，皆由教育之不兴，欲为中国前途造幸福，则必以广推教育为主，所愿在学诸生，各励尔志，是则鄙人之所厚望云云。”演说完毕后，复奏军乐，“到四时，始由校员袁观澜摇铃散会。”参加此次开学仪式的复旦学生约有一百六十人，加来宾及学校职员共约三百人。
为感谢周馥的大力支持，复旦校方在开学成功后即致电周馥，表示感谢：“两江制台钧鉴：复旦十六日已开校，仰赖成全，敬电谢，全校公叩。”周馥也回电表示期望：“复旦公学开学伊始，愿教员实心训导，诸生锐意潜修。谨为全校贺，并为学界贺。馥。”
历经曲折后复旦终于正式开学，然而毕竟是借地上课，为长远发展计，复旦必须花费大量金钱建筑新校舍。鉴于此，复旦管理方就派代表到南京向江督周馥游说，《中外日报》以《复旦公学总代表来宁》为标题，报道了此事：上海现办之复旦公学，公推马相伯先生为校长，已有学生二百余人。其经费先由教员、学生倡捐，集有万金左右。唯建筑校舍，推广规制，需款浩繁。顷特举刘君郁之为总代表，来宁谒见江督，面禀办法，商请匡助，以维盛举。可能这次游说并没有取得好的结果，期待中的校舍建筑经费没有划拨，校舍问题仍困扰着复旦，直到辛亥革命后。
由上可以看出，刚刚创建的复旦公学并非完全是一所私立学校，而是众人合力创办的“公立”之校，其中，张謇、曾少卿等一部分绅商，为新复旦的建成出力不少。另外，代表官方的江督周馥的支持和资助，对于新复旦的肇建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这种官方的介入，也给以后复旦受到官方的干涉，并逐渐官办化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自复旦公学肇建，就一直依赖官方的支持。到了1907年后，更是需要官方常年拨款，才能维持运行，监督亦需要官方任免，才获承认。故此，时任复旦监督的严复在1908年年初说：“丙午以前复旦公学虽赖众擎之举，尚为私立之校。自丁未春，经两江督宪奏拨常年经费、派定监督之后，已成官立之校。今昔性质皦然不同……”
但一些学生对“官立”说法并不买账，他们公开批评严复，“反以官办二字之徽号宠锡我校，我校何幸得此？但不知我校之受官款津贴者，其体制为何如耳？”这些学生反对“官立”的说法，并不能改变此时复旦的官办身份，事实上，倘若没有官方的这些津贴与拨款，“公立”复旦公学早就难以为继，甚或根本无法成立。学生们很可能只是把反对“官立”，作为反对严复继续担任监督，进而批评严复“溺职”的口实而已。不过，显然，他们对于“公立”的坚持还是取得一定效果，从稍后于宣统元年（1909）公布的《复旦公学章程》中，即可看出官方对学生坚持的迁就——因为此时的复旦名义上并非“官立”学校，仍为“公立”：“本公学之设不别官私，不分省界，要旨乃于南北适中之地，设一完全高等学校，俾吾国有志之士得由此研究泰西专门学术，底于有成，应定为公立高等学校，一切章程详请两江总督宪咨。”可惜，这种“公立”只剩一种名义而已，“一切章程详请两江总督宪咨”，已道尽这种“公立”的实质！
（作者系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