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吴镇烽研究员编纂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下简称“《商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煌煌三十五大册，将成为商周青铜器铭文和器形图像最重要的综合性著录书。在《商周》出版之际，吴先生让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推辞的任务。
吴镇烽先生对商周青铜器及铭文有持久而深入的研究。他的著作《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四卷、《陕西金文汇编》、《金文人名汇编》（有“修订本”）等，是研究商周青铜器及铭文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在《商周》出版之前，吴先生几乎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商周金文资料通鉴》电子数据库的建设，获得了古文字学界高度评价。这个电子数据库，即是《商周》成书的基础。因此，《商周》正式出版是水到渠成的，它可以说是吴先生研究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总结。
自上个世纪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出版以来，面世的大型商周金文著录已有多部，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也是目前使用最广的，当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但因编辑年代所限，大量新出的商周金文资料未及收入，所以《集成》出版之后，海峡两岸又有几部补充《集成》未收器铭的著录应运而生。但学者查检研究须同时兼顾几部著录，无疑有不便之处。《商周》一书收器下限为2012年2月，收录传世和新出土商周有铭青铜器一万六千余件。读者有此一编，即全面掌握了现有的商周青铜器铭文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镇烽先生在商周青铜器铭文的鉴定、搜集、整理方面有深厚积累，见闻广远，有机会接触到大量一般学者不易看到的新见铜器。正因为这方面的优势，《商周》新收了数以百计的未见旧著录的器铭，其中许多新资料对古文字学和相关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例如《商周》新著录的商代的祼井父戊觚（此器与《集成》5444著录的祼井尊当出自同族），西周时代的选钟、雝方鼎、伯硕父鼎、伯上父鼎、□伯豐鼎、畯簋、伯句簋、朋叔壶，春秋时代的陬子書厷鼎（《商周》原称“建右鼎”），战国时代的吴乳（孺）子鼎（《商周》原称“吴嗣子鼎”）等等。一些旧已著录的器铭，《商周》所收的是作者自拓，或者又新发表了器铭的照片（如近年曾发表过的京师畯尊铭）。这对研究者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青铜器在铭文之外的各种信息对于铜器研究的重要性，宋人就已经注意。吕大临《考古图》即有铜器器形、尺寸、发现地、藏家等信息的记录。上个世纪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更树立了铜器铭文与器形图像综合研究的典范。但因为种种原因，影响最大的《殷周金文集成》至今未能将器形图像资料公布出版，造成研究上的不便。《商周》吸收了前人的成功经验并发扬光大，收集有铭铜器的图像多达一万一千余幅，清晰直观，同时还对铜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详细标注，省去了研究者大量查检核对之劳（有些资料一般研究者要查也无从查起），无疑将大大促进青铜器的综合研究。
下面我想对《商周》提出几点希望和建议。尽力搜罗青铜器铭文，是嘉惠学界的大好事，但在搜集整理器铭时，需要更加准确地做好铜器及铭文真伪的鉴别工作，尽量不要让伪器伪铭混杂在真器真铭中。青铜器及铭文各种属性资料的标注，图像与拓本出处的匹配对应，是极为繁琐细碎的工作，以往各种铜器及铭文著录书，在这方面都不免有一些疏失，要求《商周》这样的集大成著录做到滴水不漏，是不现实的。不过我仍衷心希望《商周》的编纂者和编辑反覆细致核对图版和相关信息，尽最大可能为研究者提供准确、有效的资料和进一步查考的线索，避免以讹传讹。
给铜器铭文做释文，是难度较高的工作，《商周》附有吴先生对铭文所作的释文，颇便于学者。有些尚无定论的字词考释，见仁见智，读者不必多作苛求；不过有一些文字的释读，也许还可以进一步斟酌考虑。如本书新著录一件出土于陕西延安地区、现藏延安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春秋时代有铭铜戈，吴先生命名为“垣桀戈”。仔细辨认，戈铭被释为“桀”之字跟“垣”字铸倒了方向，前者或应释“桼”。“桼（漆）垣”是此戈铸造或置用地，与其出土地点正合。上述意见并不一定正确，藉此机会提出来供吴先生参考、批评。
(作者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本文是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一书所撰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