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问世，人类拥有核武器即将迈入第80个年头。这把高悬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否会落下，事关全人类的前途命运，是国际关系和伦理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议题。当前，大国战略竞争逐渐加剧，国家间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国际核军控体系不断受到挑战。面对日益迫近的核风险，国际社会再次呼唤从国际关系核伦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核武器的作用。
前三十年：核伦理研究的萌芽
核武器自诞生之初就注定是一种“自我悖论”，就像“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所率领的“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试图通过掌握原子弹来彻底消除战争一样。当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这些科学家们认为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并起草了《弗兰克报告》，要求控制和消灭核武器。1955年，一大批世界各国的知名科学家和有识之士共同签署并发表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要求各方抛弃意识形态偏见，维护全人类共同的安全利益，避免自我毁灭的结局。该宣言成为国际关系核伦理学研究的早期文本。
然而，这种高度的理想主义并没有成为当时国际政治的主流。在对日本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认为，这是为了让战争更快结束并拯救大量美国士兵生命的“明智之举”。随后，以亨利·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为代表，美国战略学界开始转向“有限战争”理论，并在肯尼迪政府上台后正式提出“灵活反应”战略。与此前过分倚重甚至迷信核武器的作用不同，“有限战争”理论强调通过常规手段、外交手段与核武器的共同作用来实现战略目标。“有限战争”理论认为全面核战争无异于自杀行为，这也标志着美国战略学界开始考虑核伦理问题，拒绝动辄打全面核战争这一简单粗暴的逻辑。
后三十年：核伦理学走向成熟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国际原子能机构伦理委员会以及哈佛大学核伦理学研究小组相继成立，标志着核伦理研究逐渐趋于主流地位。1983年，“核战争以后的世界”研讨会在华盛顿召开。会上发布了著名的“核冬天”报告，并随后在《科学》杂志上刊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文章中的“核冬天”假说加剧了人们对核战争的担忧，推动了核伦理学的发展。
1986年，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知名学者约瑟夫·奈出版了《核伦理学》一书，成为核伦理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奈提出的核伦理学五条基本原则，也成为此后一段时期核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2007年，基辛格与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威廉·佩里、前参议员山姆·纳恩和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组成的“四骑士”共同发文，呼吁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同年，罗伯特·杰维斯的学生尼娜·坦嫩瓦尔德出版了《核禁忌》一书。她提出，“‘核禁忌’作为一种禁止性规范使得决策者面临巨大的伦理道德压力而无法做出使用核武器的选择”。这种禁止性规范源于多重因素，包括二战后全球性的反核运动、对于重建国际人道主义规范的诉求以及领导人自身的道德感等。在此基础上，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布拉格发表“无核世界”演说，明确提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核武器都违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违反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并重申核武器是对人类根本生存的严重威胁”。核伦理问题受到的关注程度大约在这一时期到达巅峰。
未来三十年：核伦理学面临的挑战
“核禁忌”是当前国际关系领域最受关注且最具代表性的核伦理学概念。目前，“核禁忌”主要遭受三方面挑战：一是伦理道德让位于工具理性。近年来，美国逐渐将这种利益计算推向极端的工具理性。比如，马修·克罗尼格通过计算机模拟和量化研究的方法得出结论，认为核武器的数量在决定胜负或是国家在危机中讨价还价的能力时至关重要，多一枚少一枚都可能带来天差地别的影响。这种观点对奥巴马政府末期大规模翻修核武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最近的两份《核态势评估报告》在力量建设和战略战术方面都反映出准备打核战争的消极动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进一步削弱世界范围内“核禁忌”的作用。
二是竞争性规范被误导或滥用。当存在两种规范相互冲突的时候，决策者往往会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牺牲其中一个。如果是为了一个更加崇高的目标而做出必要的牺牲，即便违反了禁忌也会得到谅解。所谓禁止性规范，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国家甚至决策者建构的概念，只要能找到足够有力的理由就能突破约束。一旦这种规范的内涵和边界比较模糊，其被解释的空间也就更大，从而使违反行为更容易被正当化。比如，冷战后美国之所以坚持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很重要的“理由”是为了打击恐怖分子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为了更加有力地打击恐怖分子，同时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美军还多次试图开发所谓更小、更精确、更“干净”的战术核武器，并以此来说服但其实是在误导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
三是历史记忆的消退以及政治精英的道德滑坡。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代际更迭，关于冷战时期核战争的阴影和恐惧回忆也随之消散。冷战后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人正在登上世界舞台，对他们而言，核战争似乎是上个世纪的问题。哪怕是在人类历史上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日本，战后一度十分牢固、在福岛核事故后得到加强的“核禁忌”如今也已残破不堪。日本国内各种试图拥有核武器的噪声不绝于耳，近年还围绕与美国开展“核共享”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与此同时，世界政治出现极化现象，政治娱乐化成为潮流。为了迎合极端选民，打破传统，选举人的明星效应越来越强，选举议题和立场也越发偏激。
国际伦理是规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在核武器这种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核禁忌”应当成为国际伦理的核心。如今，国际社会面临远比冷战时期更加复杂和脆弱的多极核结构。核武器的威力不断增强，火箭的飞行速度和精确度也不断提升，领导人在面临核战争决策时的压力日益紧迫。加之，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核武器的交缠互动，使得人为错误和意外事故造成核战争的风险与日俱增。
面对核风险的系统性压力，国际学界正呼唤以“核禁忌”为代表的核伦理学的回归，相关研究应当聚焦到禁忌衰退背后的道德滑坡、公共性缺失、国际体系失序等根源性问题上来，并从哲学层面对战争与和平、生存与发展、文明的延续和进化等终极命题进行反思。全人类共同的伦理道德目标是对当今世界和子孙后代负有责任，拥有让子孙后代生存并繁荣发展的权利是全球应当共同反思的议题。唯有如此，才能提高公众对核问题的准确认识，确保核武器不被用来危害人类文明。
（作者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砖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