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时深情而殷切地说。
103年前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柴屋首译《共产党宣言》场景
真理的味道究竟有多甘甜？时间倒流103年，还是一样的早春三月，陈望道在浙江分水塘村一间柴房中正将《共产党宣言》（下文简称“《宣言》”）翻译成中文，他日夜思索、反复推敲，把母亲送来的粽子蘸着墨汁吃下都浑然不觉。伟大的真理支撑着他、赤诚的信仰鞭策着他迅速翻译完成了这部在建党前后，传播最早、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诞生的地方——浙江义乌分水塘陈望道故居
第一部《宣言》中译本如电光划破夜幕，点燃了革命的火花，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党的早期理论建设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照亮了第一缕真理之光。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封面
《宣言》是怎样翻译出来的？首译者为什么是陈望道？背后有哪些巧合与历史的必然？中译本诞生背后有什么小细节？
为了探索这段意义非凡的翻译历史，我们采访了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翻译系主任陶友兰，请她基于对陈望道的深入研究，带领我们一探百年译家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诞生背后的故事。
1920年春，29岁的陈望道方因“一师风潮”离职，便收到上海当时的进步刊物《星期评论》的邀约函，请他试译《宣言》并发刊连载。
原来，身经五四运动和“一师风潮”，他因其进步精神、坚定信仰和出众才华而声名鹊起，又经邵力子、陈独秀等各界要员举荐，翻译《宣言》的任务就落在了他肩上。
1920年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年仅29岁的陈望道
这个翻译任务不一般。
别看《宣言》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却是共产主义“第一书”：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宣言》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思想，理论宏大，奥义无穷，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原点，翻译《宣言》的难度可想而知。自1848年首版付印便受到了广泛欢迎，被不断译成各种语言版本并广泛传播。
而在中国，已在国际上传播逾半世纪的《宣言》尚未被完整翻译。此前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学者仅对其中部分内容作节译、编译的介绍工作，翻译不充分，文体不统一，目的各有异。
这个翻译任务迫在眉睫。
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在时代风云变换中谋求新生：十月革命的捷讯激起千层浪、新文化运动催生新旧交替、五四运动带来思想急浪激荡……
革命潮起潮落，热血沸腾的中国青年，迫切希望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诞生了一些共产党早期组织。此时，片段式的马克思主义论著的译介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1920年2月，陈独秀南下上海，在他的行囊之中，最重要的文献就是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的《宣言》英译本，他迫切需要一部大众能读懂的中文的《宣言》，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此情景之下，尽快觅得翻译《宣言》人选十分重要。要知道当时试图翻译《宣言》的人不少，为何是陈望道？相比之下他有何优势？
要完成《宣言》的翻译，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要有较好的语言文学功底，能将《宣言》全文翻译成白话文。而精通日语英语、 汉语功底深厚、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这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恰恰让陈望道成为《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翻译者的最佳人选。
陈望道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追求爱国救国的路上，他积极接触西方进步思想，接触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逐渐了解、熟悉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回国后，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进一步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变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益的”，要强国兴邦，首先要进行社会革命，因此陈望道努力修习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打下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陈望道就读的日语进修学校校舍
陈望道精通英日两门外语，深厚的英语功底和留日期间沉浸式的日语造诣，让他得以熟练读写中英日三种语言，从而依据陈独秀提供的英文本、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进行多方琢磨、对照翻译，中译本表意更精确，传达更准确。
陈望道还是一位语言文学家，在浙一师出任国文教员期间，就身体力行改革国文教授，提倡白话文。所以这次，为了让《宣言》能被更广泛的年轻人和有识之士迅速学习、接受、研究、运用和传播，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成大众化、通俗化的白话文。“知识分子必须要看得懂，如果是不识字的人，读给他听，他也要听得懂”。翻译也颇为讲究，全篇译文不足两万字，但陈望道“花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并在调词遣句的过程中，有意使用了口语化、节奏感的表达。全文更有磅礴的气势，读起来令人心潮澎湃。
陶友兰认为，翻译的风格能够再现译者的主体性。相较于其他译本，陈译本“将马克思恩格斯原文的诗性和文学性更加凸显”，能够在达意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强宣传号召，体现了陈望道深厚的汉语言文学素养。
兼具多语能力、知识背景与革命热情，陈望道自然成为译制“雄文”的人选。“天时、地利、人和”，陶友兰用这三点来总结望老翻译《宣言》的偶然与必然。
如果时代洪流滚滚而来，造就势不可挡的“天时”和“地利”，那么29岁陈望道自身过硬的综合素质就合上了“人和”的最后一块拼图。
寒夜孤灯，苦苦思忖，这便是陈望道在柴房一隅译书的常态。《宣言》内容博大精深，表述文采飞扬，文中有大量的新名词、新思想、新观点从未遇到，要理解把握、准确传达，难度相当大。
开宗明义，《宣言》第一句怎么译？陈望道反复推敲，最终郑重敲定了一句未来回荡在所有被压迫的人心中的话：“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个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作为修辞学家，为了让译文更具韵律节奏、直白易懂、生动形象、朗朗上口，陈望道还将“被雇职人”换译成“佣工”，“农业的革命”换成“土地革命”，“战栗”换成“发抖”，让读者想象和理解的空间大大增加，也更易于传播。画龙点睛，于是“无产者”“阶级斗争”“土地革命”这些今天我们早已熟悉的词语，在陈望道笔下敲定翻译、出现在国人的词汇表中，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影响广泛而深远。
怎样让《宣言》更有号召力、战斗性？陈望道有意识地使用一些更尖锐的词汇，体现两种阶级的激烈斗争对立，如将“相敌视”改为“对垒”。在翻译“十大纲领”时，他还有意将日文“土地所有权の废止”译成“废止土地私有权”，“名词化”的叙事性翻译在他笔下被改成了 “动词化”的实施性翻译，每一条措施都有明确的施为动词——中译本《宣言》由此更具革命实践的感染力。
敲定“有产者”翻译，其后注释让概念更易懂
细节处见真章，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陈望道注意将复杂句子简化为短句，使用大量注释解释了一些特定的概念和历史事件，并善用例子比喻传达思想理念。这般巧思使得《宣言》中译本可以更加易读易懂，同时也更加深入人心。
知难而进，闭关数十天，陈望道夜以继日对照琢磨、苦苦攻关，这才译出这部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时值春光烂漫的4月将逝之际。
复旦大学图书馆珍藏的陈译《共产党宣言》1926年5月十七版的封面和版权页
1920年8月，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公开出版。不到一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到1926年5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已多次重印。毛泽东曾说，有三本书建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翻译传播新知”，陶友兰说。百年前，陈望道翻译了首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为黎明前夕的中国大地打开一扇明窗，投进一抹初生的明光。
“唯信仰和热爱不可辜负”，百年后的今天，电影《望道》正在热映，让我们相约影院，通过大荧幕重温先辈事迹。不忘初心，撷取历史长河中熠熠闪光的青年志气，牢记吾辈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