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在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下进入了数字化的新时代，国际体系内力量分布深刻调整，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传统大国与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深度嵌套的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中，既复合相互依存，又激烈竞争，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在行为体层面最为显著的趋势。“公平”、“包容”与“可持续”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在指导价值和目标追求层面最为显著的特点。维系深度嵌套的生产方式，管控“地缘政治”回归引发的“政治—安全”危机，以务实且有弹性的方式推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面临的艰巨任务。传统大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展开价值与路径的激烈竞争，鉴于国际体系的复杂性，不同的路径和价值的竞争，注定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进程。
以国际社会“互动能力”的“增进”为尺度，世界的“缩小”是全球化最为显著的特征。在历史早期，受科技水平制约，世界经济的空间规模是极为有限的。古罗马的世界经济空间限于最好的交通工具行驶40～60天的范围。[1]而当今世界，人类发掘了新能源，掌握了新技术，极大地提升了交通和通信效率。尤其是，以互联网及其应用高速拓展和加速迭代为典型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数字时代。就经济而言，处于数字时代的世界，不仅在极大程度上摆脱了时间、空间所造成的交易障碍；而且，作为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在资源配置、渗透融合、要素协同等方面，能力空前。[2]
根据2022年7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测算的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8.1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15.6%，占GDP比重为45.0%；其中，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8.6%、24.3%和45.3%；2021年，从规模看，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7.6万亿美元，占47个国家总量的72.5%；从占比看，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55.7%，远超发展中国家29.8%的水平；从增速看，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22.3%，高于同期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增速9.1个百分点；从发展格局来看，中美欧形成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三极格局。2021年，美国数字经济蝉联世界第一，规模达15.3万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规模为7.1万亿美元。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均超过65%。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高速增长，其中，挪威数字经济同比增长34.4%，位居全球第一。[3]
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在国际政治层面，当今世界，国际体系正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其内在含义是，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三十年后，国际体系内力量分布呈现深刻变化；以信息技术作为最前沿的生产力发展，进入了全新阶段；全球同时面临着气候变化、新冠疫情、能源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重问题的持续冲击和挑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在此新旧力量交替演化、传统国际关系秩序核心动力机制显著衰退、新型全球问题层出不穷的阶段，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时代任务。全球各方对此的认识和理解，将深刻影响全球未来发展的方向。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数字时代本身的演进，本质上还是继续处于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的宏观视野和分析框架之中，即处于不同数量尺度上的人类群体，如何在运用技术手段进行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实现效率、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再度成为当前围绕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讨论的焦点议题。回首20世纪90年代，当冷战时代以苏联解体而宣告和平结束，“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席卷全球，所谓“历史终结”（即冷战的结束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命运判断的失败）的乐观情绪在发达国家的精英群体中迅速扩散，于是，在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美西方国家以“消费冷战红利”为诉求，顺应早已进入金融垄断资本阶段的资本要素的内生需求，在全球驱动了冷战后第一轮以“西方化”为显著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进程具有显著的两面性。
一方面，这一进程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资本主义持续着力遵循效率最大化的驱动机制，在全球范围建立了精细化分工、链式布局、深度嵌套的新型体系；同时，这一进程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复刻了亚当·斯密时期的古典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凭借现代金融体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金融体系管制的显著放松，在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为资本实现了对价值最大化的攫取。在此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风险投资机制，与金融资本形成了深度的嵌套，并迅速形成了具有更强全球化属性的“数字—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实体”垄断资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迅速崛起，以及在全球数字经济名义下，数字技术形成了价值创造最主要的驱动来源。
另一方面，这一进程同样无法超越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内生机制与基本矛盾的准确把握。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均在事实上证伪了持有“历史终结论”的乐观主义者的核心假设——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数字技术的演进，能够让资本主义超越“周期律”。最终全球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尽管在价值生产，包括人类参与和实施劳动的表现形式，都因为技术（或者说，新型生产工具的创生）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基本矛盾与发展规律，并没有在内核与本体的层面表现出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事实上，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与变化，不同领域的西方学者，虽然没有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框架，但也均有所认识和理解。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的专著《21世纪资本论》中，对长时段内全球范围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差异化发展进行了基于历史和数据的深度分析，发现：在300年左右的时间范围内，资本投资回报率维持在平均每年增长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在此基础上，其得出的分析结论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不同拥有者之间，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大。[4]以“历史终结论”在冷战后获得广泛声誉的政治学者福山，则运用亨廷顿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政治衰朽”概念，来分析出现“特朗普现象”的美国；并且指出，所谓“超级全球化”，即冷战后新自由主义驱动的第一轮现代化，在美国引发的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5]这种已经呈现所谓“0.1%”和“99.9%”之间的分配矛盾，才是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进程的深层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进行长时段的分析，将观察当下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和演变的起点，拉回公元1500年，即在航海技术发展催生的地理大发现，以及西欧少数国家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第一批实现民族国家建设，并着力开始遵循利益驱动本能在全球范围推行“掠夺式现代化”的时刻，那么，这一轮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探索与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其独特性，即在以百年为尺度进行衡量的时间范围内，真正意义上出现了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非西方行为体。毋庸讳言，从1648年结束三十年宗教战争的维斯特伐利亚会议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冷战结束，一直是第一批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展开权力与地位的竞争，塑造并推动国际秩序的迭代与演进。正如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所言，国际秩序最初是被视为欧洲国家体系的延伸产物，其后又被视为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副产品。[6]甚至，在某些不那么符合严格的程序化的学术定义中，国际秩序，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对上述西方国家行为的学理化提炼与程序化包装。
西方的这些工业化先锋，依托强大的军事实力，通过垄断生产资料、支配知识传送渠道、制定货币交换条件等方式，掌握了塑造、解释国际秩序规则的主动权，构建了以“中心—边缘”为特征的、显著不平等的全球秩序结构。[7]位于中心位置的西方工业化先锋控制着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而欠发达的边缘国家则时常陷入贸易与金融上的不利境地。当前，以美国及其核心盟友为代表的先发现代化国家，与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形成了不同的偏好。
美国及其核心盟友选择以“回到过去”的方式来解决在冷战后第一轮全球化（现在被欧美媒体称为“超级全球化”）中出现的主要缺陷。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在《美国供应链再平衡》的报告中指出，在冷战结束之后的30年中，当私营部门塑造美国经济并发展出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体系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之所以大多站在一旁观望，是因为美国的主要及潜在对手的经济实力很弱，从全球经济体系中获益的能力较低，且不会对美国的经济活动产生约束。[8]所谓“回到过去”，就是美国及其盟友想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导性的“权力优势”，减少自身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以及增加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的“依赖性”。
结合2017年至今欧美国家的主张与实践，其主要表现为用“平等贸易”名义下的保护主义，取代此前倡导的自由主义多边贸易；用保障国内中产阶级就业机会以及自由民主等具有显著价值观色彩的口号，实施具有显著政府指令色彩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组，用所谓“近岸—友岸”外包，取代传统上基于利益和价值最大化的外包，继而在全球信息产业的枢纽节点和关键产业中，引入欧美自由民主价值观作为主导的新评价标准，谋求绕开中国的产能优势节点，构建被欧美政治人物定义的所谓“可信”的新产业体系。
从具体实践看，美国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以及拜登政府这三届政府遵循上述逻辑，着力对被其视为“已经过度全球化”的美国产业链进行了持续调整。
奥巴马政府在国内推行以减税为核心特征的“制造业回流计划”，在亚太地区推行所谓“升级贸易规则”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希望TPP能帮助美国重新制定对美国有利的“游戏规则”。具体而言，就是将对美国有利的、“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纳入贸易协议，以提高美国私营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获得所谓“公平”的竞争机会。2016年5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刊发了奥巴马政府的观点，“当美国工人和企业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时，没有人能够打败美国……应该由美国，而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制定这些规则”。[9]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TPP牵制“东亚合作”，重振由美国主导的“亚太合作”。2016年9月6日，奥巴马在老挝万象的一场讲话中表示，“若不推进TPP不仅会导致经济后果，而且会使美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受到质疑”。[10]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在2016年10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加入TPP谈判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自身在亚洲经济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与影响力，以及避免在亚洲区域主义进程中被边缘化。[11]奥巴马政府的“如意算盘”是，随着东亚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日本等国加盟TPP，东亚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合作动力将大大减少，则由美国领导的亚太合作将获得新的动力。[12]
特朗普在任内强势推行以关税为主要工具的单边胁迫性贸易政策，并逐渐聚焦以5G通讯技术为核心的先进通信产业，在所谓“清洁网络计划”的名义下，以“可信”为核心概念，尝试构建将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排除在外的全球通讯生态圈。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调查中国可能损害美国知识产权、创新或技术发展的任何法律、政策及行动。[13]2020年8月1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针对华为修订了“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 Rule），要求任何使用美国软件或技术的半导体“部件”、“组件”或“设备”均不能在未经美国批准的情况下向华为出口。[14]2020年12月18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又以所谓“与中国军方关联”为由，将中芯国际（SMIC）及其10家关联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其获取10nm及以下技术节点的产品或技术。[15]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这种具有明显短促突击性质的措施，极限施压中国的重点高技术企业，旨在短时间内达到遏制中国科技崛起、重塑美国供应链、推动科技产业回流的目的。从结果看，这一短促突击性的措施的效果并没有达到特朗普政府的预期，且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美国产业界与商界的担忧。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估算，若全面限制中国科技公司，则美国的供应商会损失18%的全球份额与37%的营收，并打破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创新竞争力。[16]2021年2月，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若美国公司在华的直接投资减少一半，美国的GDP将一次性遭受高达5000亿美元的损失。[17]
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在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对中国的科技遏制，并注重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与产业能力提升之间的融合，将对华科技打压与强化美国本土产业基础、供应链韧性等政策目标相互捆绑、并行推进。在方式上，拜登政府强调与盟友的协同，进一步聚焦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所谓前沿产业，大搞“小院高墙”，借助《芯片与科学法案》等国内法律工具，以及强推所谓“未来互联网联盟”，企图谋求构建实质性排除中国的全球芯片产业和互联网高端应用领域的“新型”生态。2022年4月，拜登政府与60多个“盟伴”签署了《未来互联网宣言》（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该“宣言”称，在共同增进数字生态信任这一愿景下，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应综合考虑供应链来源的技术与非技术风险，在国内市场准入可靠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供应商。[18]2022年6月26日，拜登与七国集团（G7）领导人宣布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19]其中的一项优先任务是，打造多元化的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和基础设施供应链，并通过资金支持的方式鼓励企业放弃所谓“不值得信赖”的网络设备及服务供应商。同时，在工具上，拜登政府希望以“半导体”为抓手，切断中国从外部获取先进芯片制造技术的渠道，从而为中国关键与新兴技术的发展制造障碍，以及为美国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基础建设上创造有利的竞争条件。当前，拜登政府正着手拉拢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 4），计划整合“盟伴”在半导体产业上、中、下游及不同细分领域的技术垄断优势，打造一个排除中国的、封闭式的半导体供应链联盟。[20]
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则更倾向于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秩序的渐进改良。这些国家希望继续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但也希望能够对其运行机制进行完善，使其更多地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但遗憾的是，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盛行，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趋势加剧，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议题选择和议题界定也朝着政治化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大国竞争日趋紧张的背景下，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在经济体制、发展中国家地位、价值观、知识产权等议题领域达成改革共识将更为艰难。[21]在这一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相对欠发达、没有能够在冷战后第一轮全球化中获得应有发展红利的发展中国家，更加信任和看好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2022年1～10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7%；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国—柬埔寨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累计与32个共建国家和地区签署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协议，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22]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未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将继续不断增多，关系日益巩固，稳步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新型“南南合作”，为这些国家提供了规避旧秩序缺陷，推动实现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的可能。新兴市场国家也由此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间，找到了推进信息技术产业以及新型货币—金融体系的战略突破口。
与美国的偏好相比，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偏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即偏好于推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良性变革、渐进调整，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认识比较客观和全面。尤其是中国，特别重视自身为国际体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且在维持国际体系稳定、推动国际体系变化的过程中，比美西方国家更好地平衡了本国合理诉求与国际社会时代特征之间的张力。从路径上看，与美西方国家基于“维系现状”出发的、立足于盟友、伙伴关系之上的“个体自我中心—寡头小圈子”不同，中国尤其强调“共同体”意识，而且超越了传统国际体系对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认知框架，真正意义上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务实推进的目标，在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上予以扎实推进。这种现象，对国际体系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来说，是从1648年以来，在国际体系演进中极少，乃至可以说，从未出现过的全新现象。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上述两种偏好不断碰撞、交锋以及演进的结果。从人类历史发展和演进的总体趋势来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归根结底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产物。当今世界，生产力前沿的代表，就是以互联网高速发展以及由此塑造的全球网络空间的普遍形成与高速扩散为典型的信息通信—数字化技术。这种具有时代性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方式，使得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构有了自己的新趋势、新特点，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机会，也因此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的新趋势、新特点与新任务
构建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相比历史上的类似阶段而言，呈现出尤为显著的新趋势、新特点，同时也面临着艰巨任务。
传统大国与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深度嵌套的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中，既复合相互依存，又激烈竞争，是这一轮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在行为体层面最为显著的新趋势。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一轮全球化进程，客观上催生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单一霸权国家及其核心盟友在全球经济体量中占据的相对份额持续下降。而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始陆续脱胎于殖民地体系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态势显著。由此客观上出现的力量在国际体系中的重新分布，具有了一种新的趋势，即各方在保持深度嵌套与联系的同时，展开激烈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传统大国无法轻易找到任何一种单一有效的政策工具，或是完全切断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或者对相互依存的产业链进行颠覆性的调整，而只能是在可以有效控制的关键点位上，凭借历史积累形成的先发优势，进行有限度的局部调整，且这种产业链点位调整的额外成本与实际效果均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作为竞争另一方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挑战现状的国家，具有更强的维护而非颠覆国际秩序的意愿。在实践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凭借自身在价值创造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复合型中长期优势，能够更多地主动选择建设性与合作性更强的方式，从而对竞争的烈度进行有效且务实的管控。这种趋势，在此前历次国际体系主要国家地位变迁的实践中，从未出现过。对今天的世界来说，这种趋势又是至关重要的，其有助于维持整个体系处于相对稳定状态，避免出现此前国际秩序变化过程中的剧烈动荡与冲突。
从这种大国竞争的时代具象，即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来看，这种新趋势的鲜明体现，就是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的竞争战略，由“全面脱钩”转向了“小院高墙”。“小院高墙”原本是一个军事防御概念，来自于奥巴马执政时期前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提出的美国太空防御战略。[23]2018年10月，“新美国”（New America）智库研究员拉斯凯（Lorand Laskai）和萨克斯（Samm Sacks）将“小院高墙”这一概念引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策略，称美国对于限制中国获取技术的行动需具有选择性，但在采取具体的限制行动时则应足够积极。[24]而后，随着特朗普政府“全面脱钩”策略对美国自身反噬影响的加剧，“小院高墙”逐步成为美国国会所推崇的对华竞争战略。作为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旁观者”，拜登及其政府团队成员清晰地认识到，并承认了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有限性”。即，美国无法在不顾中美相互间高度依存并从中抽身的情况下，与中国开展竞争。[25]拜登政府认为，应明确在哪些方面中美双方应继续保持联系，避免过度脱钩而造成预期之外的冲突。
另外，有趣的是，在今天美国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大讨论中，华盛顿决策圈对历史隐喻与类比的运用非常普遍，其中有三种中美关系的类比最为流行：修昔底德陷阱、1914年“梦游者”们与冷战。[26]尽管在这三种过时的大国阵营争夺实力范围的认知路径下，美国将中国视为“唯一有能力挑战现行国际体系”的国家，而且对中国已经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采取“预防性”行动的强烈冲动和敌意的情况下，也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审慎”，着力反复强调“管控”中美关系的必要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曾在《没有灾难的竞争》一文中表示，中美战略竞争是一种共存下的竞争。[27]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2022年5月、副国务卿舍曼于2023年2月也分别在阐述美国对华方针的活动中表示，希望与中国在诸如气候、健康、禁毒等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必要的接触。[28]
虽然从实际行动看，美国的表态具有“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以及“无法落实和兑现承诺”等显著特征，但其也确实在设置中美关系底线，尽量尝试与中国保持最低限度的危机管控与信息沟通机制等，避免滑向军事冲突。至少，美国的行政分支，包括总统及其核心外交、安全团队，在开展所谓“激烈竞争”的同时，在管理中美关系方面一直尝试采取各种动作，尽管这种动作往往仅停留于“口头表态”。例如，在中美首脑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向中方作出“四不一无意”的表态，即不寻求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29]2022年1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美国竞争力与中国挑战》的讲话中，表示美方并不寻求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30]2023年1月18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双边会谈时也表示，中美双方不应让误解，尤其是缺乏沟通造成的误解，不必要地导致中美经济和金融关系恶化。[31]客观而言，尤其是对于拜登政府这样一个“弱势”政府而言，美国对华战略成效不彰、中美关系持续“自由落体”、中美关系“护栏”无法落实的核心关键因素，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国内政治结构以及政治人物个人的利益计算。
在中国一侧，这种“既复合依存，又激烈竞争”的新趋势就体现得更加鲜明。即，在战略博弈与利益碰撞中，中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与审慎，着力避免中美关系紧张、政治体制差异与错误知觉及战略误判之间的恶性循环。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具有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与认知框架，中国能够比美国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这种新趋势背后的深层机制，即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的复杂互动。因此，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展开阶段，中国表现出了远比美国稳健、成熟以及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战略博弈能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自2018年以来，面对美方频繁以所谓“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利益”为由，将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开展投资审查、限制商品交易、吊销运营许可证等行径，中国政府保持了极大的耐心与克制，并没有在数量上实施对等反制，仅对于在台湾问题上突破中美关系红线的美国企业、政客个人实施制裁。中国的这种自觉，也是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演进历史中极为罕见，甚至前所未见的。在此之前，参与到大国战略博弈的主要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基本的核心特征就是遵循本能，以某种自发而非自觉的状态，进入战略博弈、利益碰撞之中。美国国际政治问题研究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注定一战》中写到，相比美国人喜欢“解决问题”，中国人倾向于“管控问题”，故而中国人在战略上更有耐心，愿意等待“问题”向中方有利的方向发展。[32]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虽然客观上中国的实力相比美国继续处于较为弱势的阶段，但在控制整体事态走向和发展的过程中，实事求是地说，是中国而非美国，对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过程中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公平”、“包容”与“可持续”成为这一轮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在指导价值和目标追求层面最为显著的新特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是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内生矛盾与结构性缺陷充分暴露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一矛盾和缺陷，即对于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通过金融资本在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进行利润最大化为唯一标准的分配，从冷战结束之后，狂飙突进超过30年的时间。甚至，当市场内生规律通过周期性危机的方式，试图在2007～2008年对这一矛盾进行矫正时，强大的上层建筑通过系统性的量化宽松等政策工具，硬性对冲了这一自我矫正机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从2016年开始，利益分配层面产生的危机已经渗透到政治层面，优先通过美西方国内政治过程，从观念层面进行了一种另类的矫正。“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由此也极为微妙且具有某种结构性的，成为这一轮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中必须坚持的价值性导向。无论是传统大国，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在自身战略规划、政策制定以及具体实践中，突出和强调了“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重要性。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传统大国更多地是将这些概念作为一种包装性的话语和标签，用来包装本国的政策，以获得更高的支持；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将这些概念作为一种必须实现的价值目标，将其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对行为和活动进行有效的矫正与调整。
维系深度嵌套的生产方式，管控“地缘政治”回归引发的“政治—安全”危机，以务实且有弹性的方式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是这一轮建设面临的艰巨任务。从1648年以来的国际关系体系演化历史看，所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阶段性调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通过“大国战争—国际和会”的模式交替进行的。这一模式的顶峰，就是1914年到1945年这30余年时间内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1945年以来，伴随核武器技术的突破，大国之间相互确保毁灭能力的形成，以及冷战后第一轮全球进程形成的具有刚性的深度嵌套的“经济—贸易—金融”复合相存体系，三者共同支撑起了一套从冷战后期延续至今的大国竞争新模式。
当前，持续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无论是哪个行为体，都没有兴趣实质性地“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但也都深刻地认识到原有的秩序如果不进行充分的改造和调整，已经无法继续有效运行下去。目前，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要任务包括：（1）管控“地缘政治回归”名义下的“政治—安全”危机；（2）以务实且有理性的方式推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功能性调整与渐进变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技术革命进入数字时代，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新型生产方式所支撑乃至决定的。但是，从冷战后至2022年的实践发展来看，传统大国支撑和维系的安全体系相对衰退的程度，要超乎人们的预期，尤其是在被认为传统大国影响力占据显著优势的欧洲。
2014年美欧对乌克兰国内选举政治过程的粗暴干涉催生了克里米亚危机，回头去看，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欧洲地缘政治安全结构无力满足需求的早期征兆。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如中国外交部反复多次指出的，具有“复杂的历史经纬”，其源头更是可以追溯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欧推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肆意消费“冷战红利”，在地缘政治结构中挤压俄罗斯的长期行动的最终结果。这一危机被欧美称为“地缘政治因素”的回归，但本质上，其是欧美在推动第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无视地缘政治因素的某种必然结果。一如美国的战略家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以及国际关系研究者米尔斯海默教授等人，在不同场合，反复、多次提及的那样，不能以简单化的“历史终结”来片面和一厢情愿地理解冷战结束的战略意涵，更不应该将严肃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议题，作为美欧国内选举政治中的筹码与话题，进行不符合此类问题内生规律的政治化炒作。如何对乌克兰危机进行有效管控，避免其升级和扩散，避免诱发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的“大国战争”，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乃至决定构建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在东亚，作为数字时代的基础产业，芯片生产制造的关键节点与美国远东地缘战略“桥头堡”在地理意义上的重合，放大了美国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两大安全焦虑：（1）对代工芯片对美供应受阻的不安；（2）对丢失东亚地缘战略支点的担忧。在二者的同频共振下，在“地缘政治”回归的气氛烘托下，中国与美西方国家在数字领域、芯片产业的“经济—科技”之争，被华盛顿决策圈升格为“政治—安全”之争。相对理性、务实的产业界也越发担心，“地缘政治”的回归将破坏经过30年时间全球专业化分工所形成的芯片产业链、供应链结构。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当前中美战略竞争趋于紧张的态势，可能刺激中国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利用东亚半导体制造的薄弱环节，堵塞美国从外部获取芯片的渠道，从而实现战略报复。[33]世界的经济发展已然进入了数字时代，中国和美西方国家如何在利益碰撞中重新定义“竞争”，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要件”，诸如芯片供应链，与大国战略博弈的竞争“抓手”相分隔，避免发展“要件”被简单化地视为赢得最终胜利的“符号”，是保证未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动能与秩序稳定的前提。
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的原则与路径竞争
基于上述新趋势、新特点与艰巨任务，人们越来越将目光聚焦在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上，更具体地说，就是聚焦于建设这种新秩序的原则与路径竞争。
从数字时代的总体发展来看，当前，信息技术革命在经历了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的长足发展之后，持续向着数字化的方向前进。亦即新一代的数字技术，在信息化、网络化的基础上，持续实现数字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深度嵌套。具体而言，在经济上，其深度嵌入全球范围价值的生产、创造、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内生动力；在社会和政治领域，数字系统对人类共同体的运行模式产生持续挑战，推动政治权力、社会活动、人际互动从传统领域向新型的数字领域延伸；在外交和军事领域，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对传统外交与军事活动的模式形成了在某些方面堪称颠覆性的冲击，同时，也为外交与军事活动的变革性跃迁，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基础。
在数字时代的发展中，目前，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构成了最引人关注的领域。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互联网在全球扩展所创造的全球网络空间，进入了具有某种自我可持续性的迭代演进状态。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接入互联网，在网络空间以数字化方式进行互动，由此产生了持续动态更新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在技术赋能的背景下，对人类而言，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的战略性资源。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获取数据，对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在加工基础上形成新的服务和应用；然后，通过这些服务和应用牵引更多的用户，汲取更多的数据，构建具有粘性的用户和依赖关系，继而攫取更多的数据，已经成为数字时代中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相互牵引，互动迭代，继而实现价值创造的典型模式。
从数字技术及其商业应用实践来看，2022年末2023年初，OpenAI公司推出的人工智能应用ChatGPT在人工智能底层算法、拥有海量参数的大型数据模型，以及足够资金制成的软件、硬件和人力的支撑下，全球第一次以具象化的方式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在应用场景上可能实现的巨大突破，并迅速引发了关于其未来发展可能对人类日常工作与生活带来冲击的热烈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美国霸权的困境》一书中指出的，信息技术革命不是发生在一片真空之中。换言之，信息技术革命，对其诞生之前已经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天然具有重大的影响。以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来说，其未来的用途虽然还有待具体实践的发展，但可能产生的影响已经清晰显现。如果这类创新，继续被用于追求利润、效率、价值创造的最大化，而丝毫不加管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后果，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在数字时代持续演绎新版本的“机器吃人”，扩大而非缩小原本已经非常显著的数字鸿沟。但如果这类创新，能够被真正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索与实践，那么也有理由相信，其将对人类社会共同福祉的追求，产生更加积极、全面和建设性的影响。
尽管自信息技术革命在全球扩展，以及进入数字时代以来，以公司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推动创新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正如在人类历史中反复证明的那样，从现在到可见的将来，任何一项技术创新及其实践应用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最终仍然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权国家的战略、政策以及实践所决定的。这其中，主权国家在技术创新刺激下的偏好设定与行为选择，也就是原则与路径，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意味着构建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原则与路径的竞争，再一次被推到了舞台的中央。目前看，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已经各自逐渐完善了一套对应的原则与路径。
传统大国偏好巩固优势，强化并巩固从前数字时代遗留下来的“霸权”秩序，遵循利己主义自我中心的原则，尝试继续走一条寡头国家“抱团”的“西方中心主义”道路，追寻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不受外部威胁的安全感。最为关键的策略就是更加频繁地从既有的国际秩序中提取西方累积的先发优势，防止竞争对手控制充足的资源从而将西方阵营的安全置于危险境地，其范围涵盖人们通常所说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等诸多方面。
在具体行动中，丝毫不加以掩饰的多重标准，持续迭代且具有个案弹性的规范体系，以及日趋强烈的认知失调，是传统大国选择的路径的主要特征。作为其中典型的案例，如前文已经提及的，传统大国单独或者协同其核心战略盟友，已经在较长时间范围内，试图在剥离主要挑战者的情况下，实现规则和秩序的“再霸权化”改造。其在确立事实上的新准入标准等至关重要的游戏规则的基础上，以非对称性竞争的方式，在数字时代关键技术、核心产业、战略性数据资源、前沿核心动态等方面，聚焦“互联网自由”、“清洁网络”与“未来互联网联盟”等核心战略概念，谋求确立对挑战者集体的压倒性优势，继而企图通过消除新兴大国敢于与传统大国进行有效竞争的意愿，构建具有结构化特征的防护屏障与进攻性的压制体系。传统大国在数字化时代，塑造、强化和巩固原有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确保其在数字时代的持续延续。但同样，如实践已经证明的那样，其中绝大多数的实践和努力，均遭遇了严重的挫折，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处于或者将要进入实质性失败的状态。虽然霸权国及其核心盟友在短期内确实可以继续保持显著的先发优势，但是生产方式演进的内生规律，不是个别或者少数国家能够简单抗拒的。
美国冷战史权威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总结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教益”中写道，“遏制绝不可毁坏它在试图捍卫的事情”。[34]然而，现在的美国，似乎在战略规划与实践的过程中，越发偏离这一历史结论。无论是2018～2019年期间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抑或是2022～2023年兰德公司、新美国安全中心等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均已经认识到了这样的现实，即纯粹以“脱钩”换“冻结”的战略，确实可以在短期内给竞争者在核心领域制造巨大的压力，但如果竞争者在被打压的情况下能够实现科技研发、技术转化、产业布局与生态建构的跃迁，那么从中长期来看，霸权国及其核心盟友反而将失去其最有效的战略杠杆与结构性战略技术优势，甚至会因为过度对冲数字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内生规律，而遭遇来自盟友的不同程度的抵制乃至反对。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华战略竞争成本的“持续高涨”，从2022年底至今，美国的政策评论届对沙利文所主导的对华脱钩战略的批评逐步增多。2022年12月，具有美国国务院就职经历的丹兹曼（Sarah Bauerle-Danzman）与具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职经历的基尔克雷斯（Emily Kilcrease）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批评沙利文在没有建成对华多边的出口管制联盟的情况下，其对华单边主义的相互依赖“武器化”政策将走向失败。[35]同样，曾在美国国防部任职的沙雷（Paul Scharre）2023年1月在《外交政策》发文，指责沙利文的“脱钩”战略浪费了中国对美保持技术依赖的战略筹码。[36]
新兴市场国家统筹安全与发展，以建设性方式向全球提供公共物品，持续探索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全新路径。从2015年提出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到2020年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再到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典型代表的中国，初步形成并完善了一条以建设性方式推进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良性变革的务实路径。相比传统大国偏好的原则与路径，新兴市场国家根据自身经验的归纳，更加偏好聚焦可持续发展，侧重在现有的以联合国以及国际法为核心的国际多边体系内，遵循尊重主权平等原则等基本原则，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务实合作，继而让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造福人类。
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体系新的权力结构的产物。鉴于国际体系的复杂性，不同的价值和路径的竞争，注定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进程。但也正如巴尼特（Michael Barnett）所言，世界秩序的创建和维护并不仅仅取决于大国的偏好，也取决于对“什么构成了合法的国际秩序”这一问题的不断变化的认知。[37]而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又取决于其代表性和参与度。[38]或者说，该秩序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国际体系内的大部分成员，其是否能获得绝大多数行为体，包括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在内的支持和参与。各国人民追求实质性意义上的“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幸福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是持久且稳固的存在。故而，有理由对未来的发展，保持谨慎的乐观，并为之进行持续的努力与奋斗。
【作者简介】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全球治理与发展研判研究室主任、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研究方向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网络安全、网络主权、中美网络安全关系。主要著作有《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网络治理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7ZDA106；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莫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