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文化成的核心思想，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深深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演化为人们普遍性思维和生活习俗，成为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无可置疑的应有之义。正是中华文明“人文化成”如此深厚的沃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在中国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极大地激活了中华文明之魂。
【关键词】中华文明 人文化成 历史自信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2022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指出：“当高楼大厦在中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我们将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做到家家仓廪实衣食足，又让人人知礼节明荣辱。”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以及“仓廪实衣食足，知礼节明荣辱”，不约而同地都指向中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所坚持的“人文化成”，而这正是中华文明之魂。
人文化成的历史基因和核心思想
人文化成，出自《周易》之《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指的是通过观察、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矛盾运动，掌握它们的变化规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的是在深入观察与研究人、人类、人类社会创造的自己所独有的文明基础上，推动文明由天下人所共创，文明的成果为天下人所共享，从而保障人、人类、人类社会得以沿着正确的路径向前发展。
人文化成，就是以人、人类、人类社会为本位，而不是以超越人间的神明为本位，也不是以和人的存在毫无联系的物的世界为本位。《尚书·泰誓》记述周武王一段名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的本质，从来都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中华文明中，人很早就已经深刻认识到，人的存在，乃是社会性的存在，群体性的存在。中华人文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人从草昧到文明，中华文明的不断前行，都和人的群体性联系的不断扩大、不断强化，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多层次化，人越来越能够自觉合理地处理好这些关系联系在一起。
人为贵，尤其民为本，是全部人文化成的起始点。《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庄公十四年》中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都明白无误地说明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民众而非神灵。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孟子》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论述都非常清晰地说明，正是这些现实的具体的人，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这些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方才是文明生成和成长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
人文化成，就是人与人之间要讲仁爱。孔子说：“仁者，人也。”指的就是人具有“仁”的品格，人也只有在具备了这种“仁”的品格时，方才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人。什么是“仁”的品格？孔子说：“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对于社会群体中的其他人应当做到爱人、立人、达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成为社会的主体，群体方才能够稳固地真正形成，社会方才能够健康有序地运行和积极成长。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以“天下为公”为根基的大同世界，是几千年来人与人之间讲仁爱而希冀达到的最高理想，是“文明以止”的“人文化成”的最高境界，或终极奋斗目标和必然归趋。这是历代有识见者所憧憬的理想世界，也是一代代民众强烈要求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赋、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深厚历史基因。
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为“文明以止”的“人文化成”提供政治和社会保证。
为政以德，出自《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德政、德治，要求执政者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民为本、以民生为本，使民众都能够仓廪实衣食足，知礼节明荣辱。德政、德治，又要求发挥道德教化对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引领作用，而非仅仅依靠严刑峻法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说的是仅靠政令和刑罚，确实可以防止人们犯罪，但难以使人们树立正确的是非、善恶、荣辱观，如果用道德教化引导人们向善，用礼制统一人们的言行，老百姓就能自觉产生羞耻之心，恪守正道。德政、德治，更要求执政者重视自身品德修养，严以律己，方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普遍的拥护、拥戴和支持。
革故鼎新，出自《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故鼎新，就是要适应时代和形势的变化，革除那些已经过时的制度、法令、礼仪、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创立新的制度、法令、礼仪、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保证自身能够及时发现问题，修正错误，勇于自我革新，从而不断增强自身的生命力。
任人唯贤，出自《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说苑》中有言：“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郑玄注解《周礼》曰：“贤，有德行者。能，多才艺者。”孔颖达《毛诗正义》云：“有德谓之贤，有伎(技)谓之能。”《资治通鉴》中论德与才的关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中国自古就以任人唯贤为治国之要诀，而以任人唯亲为治国之大忌。
天人合一，将人文化成提升到一个新境界、新水平。天人合一，出自《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孤立地存在，人性既有超越自然性的一面，同时，又具有与自然性互相统一的一面。《周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能够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对自然规律的正确了解和尊重，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既可以使自身的自然本性得到提升，又能够确保自身与自然和谐地共生共长，并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水平，和宇宙万物融为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天人合一，并不是泯灭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异和界限，唐代刘禹锡说：“天与人交相胜耳。”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是共存关系，即相互包容、相互依存，人类必须善待自然，按照自然规律活动，对自然心存敬畏，对自然资源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维护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平衡共生。
人文化成，落实到每一个人，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出自《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君子处事，就应该像天那样刚毅坚卓，发愤图强，不畏艰险、不屈不挠，再接再厉，英勇斗争，奋斗不止。同时，应当增厚美德，像大地那样容载万事万物。这是中华文明影响极为深远的人生观、历史观、实践观。
人文化成，落实到人与人、国与国相处，就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出自《礼记·礼运》：“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也就是中华文明所一贯崇尚的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精神在人与人、国与国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文明朝着平衡、积极、向善的方向发展提供助力；坚持亲诚惠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深化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都正是对中华文明“人文化成”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人文化成的所有这些核心思想，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极为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核心观念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压舱石作用，因为它们已经深深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已经演化为人们普遍性思维和生活习俗，成为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无可置疑的应有之义。也正因为如此，人文化成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华文明之灵魂。
正是中华文明“人文化成”如此深厚的沃土，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这里深深扎根并茁壮成长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充分吸取了西方文明优秀成果，更对西方文明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欧洲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宗教信仰的普及和教会支配地位的确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勃兴，使人文主义逐渐取代原先宗教与教会的绝对主导地位。但是，欧洲的人文主义由于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紧密结合，人的本质仍然不脱离原先的宗教本质，仍然是原子式的、孤立的、自利的个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尖锐地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布鲁诺、施蒂纳时指出：德国人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它预先把宗教的人当作是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来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马克思针对这一思潮特别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和中华文明以现实的人、社会的人、人的现实社会、现实生活为原点可谓高度契合。
中华文明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超越人间的神明为本位，以现实的、世俗的、有生有死的此岸世界为本位，而不是以无法验证的超越现实、超越世俗、超脱生死的彼岸世界为本位。不是预先设定有一个超验的绝对者，神圣世界与现实世界、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互相对立，将彼岸的神灵世界推崇为具有绝对的神圣性，否定此岸的世俗世界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人的存在价值并非禁欲主义或神秘主义的所谓自我救赎。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说，中国“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马克思主义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人类全部活动的主体，这和中华文明坚持以人为本、以群体的人为本，以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直至天下的实际生活为本，互相印证、互相融通。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指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做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马克思又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以“天下为公”所代表的“大道”相对应。“天下为公”是中华文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高理想，但在漫长岁月中，它一直同“天下为家”乃至“天下为私”的社会现实紧密相伴，由于一家一户是社会由以构成的细胞，是人们追逐当下利益、实际利益的主要立足点。“天下为公”“天下为家”与“天下为私”的并行和纠缠，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如何从现有的前提出发，使“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及“天下为私”三者合理合法地形成优势互补，而不再彼此对抗，发生激烈冲突，乃至完全破裂，人们进行了极为艰巨的探索。传承并极大地弘扬了中国“天下为公”的优秀传统，又尊重中国几千年来“天下为家”根深蒂固的现实。充分确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重视人的社会性、群体性，同时，亦不忽视人的个体性、私人性。
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和中华文明“人文化成”中的“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相得益彰。马克思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面对特别强大、特别凶残的革命敌人和特别复杂、特别困难的革命任务，坚持和极大地发扬“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对革命者来说自然特别重要，而在成为执政者以后，面对来自内部与外部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一权力，使这一权力受到有效的监督，更加需要继续不懈地坚持和极大地发扬“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时不过百年，晚于世界其他许多国家，这棵真理之树在中国所结出的硕果令世界为之瞩目，为之赞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历程充分证明，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在中国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极大地激活了中华文明之魂人文化成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