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存良:理论发祥地、政策提出地、实践发端地: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端中的历史定位

作者:肖存良摄影: 视频: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22年第4期发布时间:2022-09-02

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统一战线政策,至今恰好100周年。100年来,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端于上海,然后影响全国。

一、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发祥地

1840年10月,恩格斯在《唯理论和虔诚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统一战线”概念。他写道:“迄今为止,虔诚主义认为它的对手被分为许多派别是上帝的善行,但愿它终究会感到,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法德农民问题》等系列著作中提出了丰富的统一战线思想。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直接影响的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而是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把注意力由西方转向东方,提出了著名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因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统一战线的理论源泉在于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本文也根据此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时间与地点,来考察统一战线的理论发祥。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介绍十月革命,寻找同志,推动建党。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来上海拜访陈独秀,上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工人阶级集中地,聚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见面之后,经过酝酿,推动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即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选举陈独秀为书记,主要成员包括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年纪轻,文化程度高,大都担任教师、编辑、编译等社会职务,他们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逐步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他们继续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力度,主要方式是创办刊物,撰写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等。

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旧址

中共一大召开之后,中国共产党更为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发行工作,于同年9月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设立人民出版社,李达担任出版社主编,负责马列主义全书和丛书的出版发行工作。1921年9月,上海发行的《新青年》月刊第9卷第5号刊登了一则《人民出版社通告》,通告一批经过本社挑选的社会主义丛书即将出版。李达在回忆这一事件时说,当时“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共产主义者(康民尼斯特)丛书十一种,其他九种,但在这一年内,只出版了十五种,如:《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苏维埃论》《共产党星期六》《哥达纲领批判》等书”。这批丛书中的《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一书是共产国际二大文件汇编,刊登了11个文件,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翻译了共产国际二大的核心文件《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全文,这是国内最早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翻译介绍,该书作者成则人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沈泽民。该书在上海出版,说明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最早在上海翻译和传播。

1921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5号发表的《人民出版社通告》

关于《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的出版时间,李达回忆是1921年,陆米强在找到《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书籍珍本时,发现该书初版于1922年4月。田子渝和杨荣在进行课题研究时也查到了该书,但他们认为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实际上就已经传入中国。张文琳和吕建云也赞成这一观点。本文认为,任何书籍的翻译和出版都需要一定时间,尤其对于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更是需要较长时间。即便《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一书初版于1922年4月,也有可能翻译于1921年乃至1920年。无论该书翻译于何时,都说明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就已经在上海进行了有效传播。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作为列宁东方革命战略的核心内容,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之源,起源于上海,传播于上海。因此,上海可称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发祥地。

二、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地

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主要指出:民族与殖民地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要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联合起来,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民族与殖民地地区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革命发展状况各异,因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需要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联合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明确哪个政党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明确跟哪个政党合作,则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进行具体探索。共产国际在寻找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过程中,先后与吴佩孚、陈炯明等人接触,最终确定孙中山和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并推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经历了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发展历程,从时间维度看,其起点在于党外合作,因而本文把确定与宣示党外合作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发端。 

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上,代表们广泛讨论了本党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围绕国共两党能否合作展开了激烈争论。中共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驻在上海的国民党总部进行接触并拜会了张继,开始对国民党有了初步了解。1921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返回上海之后,初步探讨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问题。马林“建议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中共决定由马林出面同孙中山商谈。此时适逢共产国际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国民党是受邀参加会议的民族革命团体之一,马林为此亲自联系上海国民党总部负责人张继,孙中山随即邀请马林前往桂林。12月,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达到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关于会谈内容,马林回忆道:“我与孙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等。我告诉他爪哇民族主义性质的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发展;孙则向我讲述了国民党的策略、它的历史、袁世凯时期在国外的非法活动、与太平洋各国华侨的联系和他们对国民党的帮助。他还利用这个机会与张太雷就需要青年更加积极地参加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马林在回忆中没有提及是否与孙中山探讨过国共合作问题,但是张国焘在回忆中却提到,双方“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似也获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谅解”,并说这个意见“很可能还是出于孙先生的主动”。有些资料也表示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会晤时,曾向孙提出三条建议,其中一条即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基于马林还在上海时就与陈独秀探讨了国共合作可能性问题,建议“建立民主运动的国共联合战线”,本文认为桂林会谈应该提到了国共合作,而且由原来的党外合作转向为党内合作。

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离开桂林之后,马林抵达广州,恰遇香港海员罢工爆发,他在那里发现国民党与罢工工人有密切联系,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楚的。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们所领导。罢工工人参加了党的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广州之行结束后,马林辗转经汕头回到上海,这时已经是1922年3月上旬了。马林认为这次南方之行是他“留居中国的最重要的部分”,只有“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通过对国民党几个月的实地考察,马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主要由知识分子、侨民、南方军队中的士兵和工人4类人员组成,其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大多数都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国民党的党纲使得这些各种不同的团体都能加入进去,它主要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因而中共也可以加入进去,他由此向中共建议以党内合作方式来推动国共合作,但是党内合作违背了前述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党外合作共识,因而遭到了中共的反对,陈独秀专门写信给维经斯基,陈述反对党内合作的6条理由。马林随即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并寻求共产国际对党内合作的支持。

1922年4月,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抵达广州,并与孙中山讨论国共两党党外合作问题,由于不同于此前与马林达成的党内合作共识,遭到了孙中山的严辞拒绝。此时,参加远东民族会议的中共代表们陆续回国,带回了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军阀统一战线的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即于4月底在广州召开党团负责干部工作会议,讨论国共合作,并进行了长时间争论,但没有取得最终结果。陈独秀在作结论时,“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国民党内部既有斗争,我们现在应先观察清楚,再作决定”。但经过这次会议之后,大多数与会者都同意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党外合作。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第一次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表示“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是中共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公开提出愿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正式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它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通过上述对国共合作政策提出历程的历史梳理,可以看到,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酝酿于上海和桂林,争论和转折于广州,最终定型和宣示于上海,经历了上海—桂林—广州—上海的发展历程,上海是政策提出的起始点,也是最终通过文件形式确定政策的终点。因此,本文认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地。

三、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的发端地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发祥地、政策的提出地,也必然会是实践的始发地。具体而言,统一战线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转化为国共合作的实际政治行为,只要中国共产党明确把中国国民党作为团结合作对象,就会主动开展合作行为;只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同开展社会政治行为,创办社会事业,就属于统一战线实践范畴。在中共三大召开之前,国共双方就在上海共同开展了大量统战实践活动。

上海大学西摩路校址

第一,国共合作共同创办上海大学。1922年8月,位于上海闸北青岛路的东南专科师范学校发生驱逐校长事件,“这时学生中有与党有联系的,就来找党,要党来接办这所学校。但中央考虑,还是请国民党出名办这学校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且筹款也方便些,就告诉原东南高等师范闹风潮的学生,应由他们派代表请于右任出来担任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于右任接任校长之后,商请李大钊协助办学,再由李大钊推荐邓中夏与瞿秋白参与。“一九二三年春,邓中夏到上海大学任总务长(总务长职权是管理全校行政事务),决定设立社会学系,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和俄国文学系。随后瞿秋白也来了,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邓中夏的领导下,上海大学引进了不少共产党员,一批共产党人或与共产党亲近的人士进入上大任教。上大社会学系主任先后为瞿秋白、施存统等,教员有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董亦湘、周建人等人。中文系主任为陈望道,教员有邵力子、叶楚伧、刘大白、田汉、俞平伯、沈雁冰等人。在国共双方共同经营之下,上海大学成为了一所著名的“赤色的大学”,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为黄埔军校输送了一大批学员,在五卅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大学由此被称为“东南革命文化火药库”,也成为国共两党在上海的重要活动根据地。国共合作共建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

第二,中国共产党坚定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登永丰舰讨伐陈炯明。中国共产党确定孙中山为同盟者之后,即照顾同盟者利益,陈独秀当即对张继表示:“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他还声明:“中共将不因孙中山先生所受到的暂时挫折而改变其与孙合作的原有立场。中共将更积极地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但是,当时“广东的共产党人陈公博、谭植棠、谭鸣谦(谭平山的原名)等违反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同陈炯明搞在一起”。陈公博和谭植棠仍在广州《群报》工作,并发表了一些支持陈炯明的文章。为了表示对孙中山的支持,“党中央将陈公博、谭植棠开除党籍,谭平山也受了处分,要他到北京听候分配工作”。中国共产党为了同盟者的利益不惜开除本党党员的做法,让处于困难之中的孙中山分外感动。8月14日,孙中山抵达上海,此时他内受国民党人员掣肘,外遭军阀和帝国主义反对,处于内外交困之际。在孙中山如此的困难时刻,陈独秀、李大钊先后拜访孙中山,向他表示慰问和支持,共同商讨“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这更加坚定了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决心,决定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改组国民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又一次成功的统战实践。 

《民国日报》对《中国国民党宣言》的报道

第三,国共合作推动国民党改组。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影响之下,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着手改组国民党。9月至12月,孙中山在上海先后三次召开国民党中央和各省负责人会议,研究改组国民党问题。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各省国民党负责党员共53人开会,商讨如何改进国民党的问题。6日,孙中山指定茅祖权、陈独秀等9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经过1个多月的工作,起草委员会拟定了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经孙中山修正定稿。11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再次召集有国民党各省代表和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审查并修改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党纲和总章,同时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起草国民党宣言。12月16日,孙中山第三次召集会议,审查中国国民党宣言和总纲章程,参加会议者有国共双方共65人。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国家建设计划及斗争方针,并对三民主义作了新解释。1月2日,国民党总部又召集在沪党员大会,正式宣布党纲和总章,重新推选中央干部,陈独秀被推为参议,林伯渠为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协助孙中山办理改组国民党的有关事宜,孙中山发表长篇讲话。“从国民党这次发布的宣言、党纲、总章以及孙中山的讲话等文件来看,其内容明显地受到中共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的影响,它表明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正在逐步向新三民主义转变。”这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功的统战实践。

从1922年中共确立与国民党合作起,到1923年中共三大正式确立与国民党开展党内合作止,在这近1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坚定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与国民党一道建设发展上海大学,推动国民党改组,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统战实践活动,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上述统战实践活动都发生在上海。因此,本文认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的始发地。

综上所述,当我们从时间和空间上追溯统一战线发端之时,就会发现: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发祥地,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地,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的始发地。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发祥地,这是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历史中的基本定位。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副秘书长。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2年第4期,文章略作删减,注释从略。)

制图:实习编辑:项天鸽责任编辑:李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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