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以积疑而起悟，学以渐博而相通
今年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余源培先生的本命年。
一辈子学习哲学、研究哲学，余源培始终保持一颗热诚之心，也以个人经历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新中国的前进与发展。
耄耋之年，他一方面深感自己的局限，一方面坚信新时代是大有可为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相信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一定会做得更好”。
我名字里的“源”字取自湖南桃源
上观新闻：您是江苏人，却在湖南出生，后来又去了四川，时局的动荡早早地就在您身上留下了印记。
余源培：是的，我是在抗日战争的风云中出生与度过幼年时光的。1938年4月，我出生于湖南桃源，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二。我名字里的“源”字，就取自这里。
我的父亲余俊生，一生献身于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在四川大学、安徽师范学院等高校任职；我的母亲张淑宜节俭持家，心地善良。父母一生为教育子女成长，含辛茹苦。如今我人到老年，倍增对父母养育的感恩和对生命坎坷的敬畏。
抗战时期，我们一家人和全国亿万同胞一样历经劫难，还在重庆大轰炸中死里逃生。1945年，我尚年幼，国人欢庆抗战胜利的热烈场景仍然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决定回到江苏泰兴，与祖辈团聚。因此，我的小学教育是在苏北农村完成的。1949年前的苏北农村生活十分艰苦。我享受到了田野的乐趣，对农村的自然性、本根性有一些接触，也经历了贫穷、落后生活的磨炼，萌生了发愤读书以“跳出农门”的想法。
上观新闻：读中学的时候，您是不是已经算“进城”了？
余源培：是的，我跟随父亲工作变动来到安徽，在芜湖第一中学读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创建于清乾隆三十年的中江书院。在此工作、学习过的名人，有严复、陈独秀、恽代英、蒋光慈等等。
和当时的很多进步学校一样，芜湖一中重视人文培养教化。沐浴在“励学、远志、修身、笃行”的校风下，我接触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感到书中讲的道理十分生动。此外，我还从父亲的书架上发现了苏联学者尤金和罗森塔尔合著的《简明哲学辞典》，由此产生了对哲学思辨性的兴趣。
上观新闻：您的父亲也是老师，还记得他是怎样教您的吗？
余源培：父亲为人严肃，勤恳认真，有着严谨的科学精神，将教育当作一生的事业、救国的事业。他对子女是比较宽容的，但有件小事对我影响颇深：中学时期，我疯玩了好一阵。父亲虽然没有责言批评，却在我书桌玻璃板下压了张纸条，上面写着“玩耍的时候好好玩耍，学习的时候好好学习”。当时看到这张纸条，我的心智似乎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激励起主动学习的自觉性。
上观新闻：后来，作为老师，您又是如何教育学生的，有什么经验之谈吗？
余源培：青年人有不成熟的一面，在成长过程中也有可能试错、犯错，因而尤其需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要理解、包容、鼓励和引导他们，允许他们有更多的自主发展可能性。我也常常勉励大家保持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遇到一时挫折和困难不要消沉，不要半途而废。我自己一辈子教书育人，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青年人的顺利成长。
比如俞吾金，他刚进哲学系学习时，花了很多精力阅读世界名著。我作为班主任，和他们相处更像是朋友。一天晚上，俞吾金向我倾诉对文学的热爱。我对他说，对文学感兴趣是好事情，因为哲学和文学是相通的。传世的经典文学作品，往往都有它的哲学内核和内涵。我的导师胡曲园先生早期就对德国文学很感兴趣，这对他研究哲学很有帮助。俞吾金后来说我是他转向哲学的一个“引路人”。每每追忆这段月光下的谈心，我都对他的英年早逝倍感痛惜。
“哲学发展意味着人的思想解放”
上观新闻：您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第一届学生？
余源培：我是1956年考上复旦大学的，以第一志愿被哲学系录取。
那年初，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接着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的八大也在这年9月召开，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在这种生机勃勃的形势下，复旦大学哲学系应运创立。经过5年学习，我成为第一届毕业生。可能因为我学习比较努力，又表现出一定的思辨能力，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可以说，历史给了我一个从事哲学工作的宝贵机遇。
上观新闻：建系之初的复旦哲学系是什么样的？
余源培：记得建系之初，学校请来三位苏联专家，分别担任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的讲课。哲学方面的专家是来自莫斯科大学的柯西切夫，他还担任复旦大学校长顾问，同时是哲学系建系顾问，介绍和提供了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这位专家的讲课，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第一，比较注重搞清原理；第二，联系哲学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事例较多。
可以说，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办学风格，一开始明显受到苏联的影响。与之相对应，胡曲园先生则注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内容，编写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讲义。他给我们上课，联系的多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革命的事情，听来感到亲切，入耳入脑，印象深刻。
上观新闻：胡曲园先生是您的研究生导师，他是一位怎样的学者？
余源培：胡曲园先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一届系主任。他学识渊博，在哲学的各个领域都有精深研究，却毅然将重心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传播上。他认为，哲学不能只是工具性知识的传授，而要帮助人们解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哲学发展意味着人的思想解放”。
1924年，胡曲园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德国文学系。在听到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课程，特别是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后，为了探求中国向何处去的真理，他决心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是时代重大问题引导他完成了这一转向。
2021年6月，陈望道雕塑亮相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
这尊雕塑还原了陈望道在工人夜校宣讲马克思主义时的情景，由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设计创作。新华社发
胡曲园先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观察问题眼光十分敏锐，常常走在时代的前沿。1957年，他在《学术月刊》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的一些哲学家“对于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一原理，只从对立的方面加以观察，而没有从统一或同一的方面去了解”，而一旦忽视对立面的统一，“那就有可能，在现实的斗争中，把认识上的矛盾（差异）扩大为阶级的对立，进而把阶级对立扩大成为政治阴谋”。
这一分析，可谓深得辩证法的精髓，在历史转折时期发出了哲学家的睿智声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可以概括成“三句话”
上观新闻：除教学工作之外，您还长期担任《辞海》编委、分科主编。您当初是如何与《辞海》结缘的？
余源培：1959年，经党中央同意，上海组织对1936年出版的《辞海》进行修订。那时，复旦大学正轰轰烈烈搞教育革命，鼓励“学生上讲台、教授下讲台”，便顺势将《辞海》条目先行层层分解下去，让我们学生先弄。然后，老师们不厌其烦地传授知识、提供资料，对写出的稿子提出修改意见。
1964年，包括哲学卷在内的《辞海》（未定稿）得以内部发行。之后，《辞海》进行大修订，听取工人、农民代表等各方面的意见，我也参与其中。1959年到1979年参加《辞海》编写的这段经历，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能近距离接受上海哲学界一流专家的指导，包括冯契、周抗、周原冰、胡曲园、全增嘏、严北溟等。
《辞海》每10年修订一次，我一直担任编委和分科主编，具体负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词条。作为分科主编，我要全面审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全部词条。如果不合格，要么与作者联系，要么自己动手改写，每一条都要签字。在这一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了“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并且不断得以更新知识，为自己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上观新闻：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进入中学、大学课堂。这门“必修课”应该怎么学？
余源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多次参加上海思想理论界的“双月座谈会”。有一次，座谈会的主题是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问题。我在会上是这样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主义真”——确立正确的政治信仰；“品德正”——塑造良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道德；“方法对”——培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这三句话，是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切身感悟。
“主义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功能。20世纪的一个重要历史主题就是社会主义问题，关于其中的实践和理论，包括苏联的兴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很多人在反思、在前瞻。解决“主义真”，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上的“应然”变成实践中的“实然”，是非常艰难复杂的过程。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但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恰恰说明，科学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创新发展。
“品德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伦理功能。哲学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哲学家是为人生而研究哲学的，把人生的意义和美德当作主要的哲学问题，如苏格拉底和康德。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就写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作中，一直倡导“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生观真谛。
“方法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功能。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也是方法论、认识论。列宁出色地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俄国革命，留下不少著作，如《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列宁的这一做法，对中国共产党影响很大。
有些人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误解，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包罗万象的终极真理，一切现实问题都能从中得到现成答案。其实，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不能抽象地谈世情，也不能封闭地讲国情
上观新闻：伴随改革开放拉开大幕，哲学研究是不是也迎来了“春天”？
余源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带动下，哲学界愈发明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不能用孤立、片面、凝固的观点理解，而必须加以联系、全面、动态地把握。在学科建设上，要努力做到如实反映历史的真相、澄清对历史的曲解。为此，必须掌握大量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而不能仅仅罗列历史事例或者任意抓住个别事例。
1982年初，我在《复旦学报》发表《真理标准研究中应当重视的两个理论问题》，提出人们认识真理、把握真理、运用真理、发展真理，不能囫囵吞枣，不能思想僵化，都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确定具体真理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在实践的基础上，真理的形成和真理的检验应当是统一的，不能用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真理。
上观新闻：为何要强调“掌握大量第一手的历史资料”？
余源培：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入门需正，取法要高”，从事研究更不能脱离对原著的钻研。这是最好的根本途径。学习原著不仅能够直接掌握原汁原味的原理，而且能够锻炼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第二手”的各种材料，虽然读起来容易懂，但就其准确性、精华性、科学性来说，是无法与原著相比拟的，其中难免有片面性甚至错误。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曾认为，马克思缺少哲学著作，有的是经济学或历史学著作。旧传统将哲学与经济学分离开来，所以他们要用新康德主义来填补马克思的哲学空白。其实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存在于“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物质生活中”。马克思是从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中走向历史深处，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他把经济学看成哲学联系现实最佳的、最直接的途径，《资本论》就是这种双向批判和建构的结晶。
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发行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蒋迪雯摄
上观新闻：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您有哪些体会？
余源培：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举毛泽东的治学主张为例。
毛泽东早年选择的为学之道，是“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列出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目，包括“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指出“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但同时，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中的黑暗与愚昧面也是深恶痛绝的。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希望国人中“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出现，“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为此，他花精力来学习西方文化，“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比如，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写下了1.2万字的批语，糅合进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用以思考人生和宇宙问题。
当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态度更加趋向革命性和科学性。《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他在马哲与中哲相互激发之下的思想结晶。
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果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会产生“水土不服”，就会失去生命力，就会出现教条化。在历史紧要关头，我们既不能离开“国情”抽象地谈“世情”，也不能脱离“世情”封闭地讲“国情”。认识“国情”是为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认识“世情”是为了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怀疑是为了追求真理、热爱真理、献身真理
上观新闻：今年是统一战线政策明确提出100周年。您曾获“上海市统一战线优秀个人”嘉奖，背后有哪些故事？
余源培：1990年，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很快成为区政协委员，随后被推荐进入市政协。在人民政协的舞台上，我抱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志，努力发挥专长，积极参政议政，力争做到讲真话、做诤友。
在市政协八届一次的小组讨论会上，大家纷纷围绕浦东开发与经济发展提出建议。我虽是新委员，但也大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即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即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要以经济为基础，经济发展应当服务于人的健康发展。
有段时间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政协委员就是各方面的“知名人士”。我一开始也未能免俗，后来逐步修正认识，认识到履行好政协委员的职责，更应当提高自己的“知民度”和“知情度”，要关注民生、关注社会。
一天晚上，我看完歌剧走出大剧院，演出确实很精彩，但票价也确实很“高档”。怎样让广大市民也能享受到“文化大餐”？我受到触动，写了一份《舞台艺术呼唤“平民意识”》的提案，后来以《“文化大餐”应当名副其实》为题进行发表，《人民日报》随后加以转载并配了漫画。
上观新闻：一面翱翔于哲学殿堂中，一面贴近鲜活的现实世界，在这过程中，您有什么心得？
余源培：胡曲园先生晚年曾用张居正的名句鼓励学生：“心以积疑而起悟，学以渐博而相通”。这是他一生追求真理、献身哲学、勤于思考、求真求是的生动写照，也是我研究、宣传、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深切体会。
“心以积疑而起悟”，说的是做学问要有怀疑精神。怀疑是为了追求真理、热爱真理、献身真理，而不是主张怀疑一切。问题如同一块强磁场，能够将人的注意力凝聚而不至于分散，能够积极调动思考和悟性。哲学需要怀疑和独立思考精神，在此基础上渗入自己的主体感受，给出具有新意的视野。哲学思维不仅是求同思维，而且要有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
“学以渐博而相通”，特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大精深，不断与人类文明和社会实践与时俱进，不断由时代实践赋予其活力。新时代，要掌握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一定要理论联系实践，更好地推进马哲、中哲、西哲的对话。
今年是虎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我一辈子从事哲学工作，深感知识结构和思想视野都有局限，既有时代的局限，也有个人层面的局限。新时代是大有可为的时代。我相信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一定会做得更好。
（余源培：1938年出生，复旦大学教授，任《辞海》编委、分科主编和《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常务副主编，多次获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优秀论文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