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复旦大学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凛认为，在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之际，深刻把握百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的总命题、时代命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对于新时代加强理论武装、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核心观点：
1、百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的“总命题”，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与人民之问；“总要求”与根本遵循即以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为首的“四个坚持”。
2、百年来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命题”、“总要求”与根本遵循的基础上，立足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主要矛盾与时代要求，先后分别回答了时代之问与人民之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历史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大理论命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理论创新时代命题的“历史集结”与“时代综合”，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基本历史经验的时代凝结，具有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显著特点。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既充分反映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继承与丰富发展，又反映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
01 百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的“总命题”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与人民之问
综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特点，即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四大历史时期，都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然后围绕主要任务阐述奋斗过程，进而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阐述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成就。那么，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与总任务是什么？《决议》在开篇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这一论述，一方面明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即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也明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总任务，那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与总任务相对应，党百年理论创新的总命题是什么？《决议》在强调“坚持理论创新”时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既深刻阐明了“坚持理论创新”作为百年奋斗基本经验的根本依据，也深刻阐明了百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的“总命题”、“总要求”与根本遵循。其中，百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的“总命题”，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与人民之问；百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的“总要求”与根本遵循，就是“四个坚持”，即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政治产物，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业已树立起“人民立场”与“群众观点”；在筹建过程中，就致力于建设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型、大众型、群众性、使命型、先进型政党；从党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因此，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所有理论创新，都应该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之上的理论创新，都应该是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目标指向与价值归依的理论创新， 都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总命题”与“总要求”之下的理论创新。这应该成为研究党的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与基本分析框架。
02 紧扣时代命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
从根本上看，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僵化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理论品格。在不同历史时期，党面临的形势任务、现实目标、主要矛盾不同，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明显有所不同。从一定意义上看，时代主题与理论命题不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界碑”与“时代标志”。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与判断，一百年来，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要求”与根本遵循的基础之上，立足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主要矛盾与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 科学回答时代之问与人民之间，先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历史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与之相对应，中国共产党需要回答与解决好四大时代命题，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生产力明显落后的旧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党、怎样建立与建设革命党”，“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进行什么样的革命、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国体）、采取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政体）”。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并成功解决了革命时期党面临的四大时代命题，才在革命时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与之相对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客观上成为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创新的时代命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进行了艰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明确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理论命题。正如毛泽东同志1956年所言：“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未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出科学而系统的回答，这一理论创新任务历史性地延迟到改革开放以后。《决议》明确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无疑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接续与发展。与这一主要任务相对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依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两大理论命题；同时，以理论创新引领党的事业创新发展、科学发展成为时代之需，“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客观上成为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创新面临的重大命题。
这一历史阶段，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同时，对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实行制度治党、民主法治建设等进行了开拓性探索，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进行了深入思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并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提出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改革开放迈向新台阶，“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出并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理论体系建设，着力强调大兴“求真务实作风”，着力强调科学发展与党的建设科学化，着力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说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面对世情、国情与党情的发展变化，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面对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紧迫性，面对“两个大局”的历史机遇，严重的环境污染、显著的贫富差距、权力腐败的滋生与“四风问题”等，不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的环境状态、经济状态与政治状态，故“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及“怎样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自然成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时代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严整“四风”、严惩腐败、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命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内政外交等重大时代命题，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3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之关系是拾级而上、继承和发展的
百年来党的理论创新面临的八大主要命题。从百年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与理论创新时代命题看，主要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建立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进行什么样的革命、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国体）、采取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政体）”“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建立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进行什么样的革命、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国体）、采取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政体）”这四大基本理论命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然而，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国家政权建设等党和国家事业都具有连续性、继承性与发展性，都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创新与发展。
在全面执政以后，由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两大根本理论命题，故顺延或曰继续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面临的两大理论命题。同时，改革创新的时代要求历史性地提出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科学发展”这一时代之问。从一定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成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理论命题。同样，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三大理论命题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继承性与发展性，也都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创新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双百”目标的“拾级而上”以及“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时代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审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事关党的领导、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基本命题，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从而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大理论命题，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根本上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理论创新时代命题的“历史集结”与“时代综合”，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基本历史经验的时代凝结，具有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显著特点。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的基本历程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明显呈现出继往开来之势。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都是建立在百年来党的理论创新的“总命题”基础之上的时代命题，也都是在党的理论创新的“总要求”指导下需要正确回答的时代命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拾级而上的；三者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既充分反映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继承与丰富发展，又反映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在新时代，面对时代发展与中国伟大社会变革，唯有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持续推进理论创新，才能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ZDA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