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阅书，间暇随手翻览馆藏金石拓本的目录卡片，不经意看到一卡题曰《番经厂铁钟铭》（编号：北京7756，尺寸：44×115cm）。此前曾对明代北京的番经厂有所留意，知其隶属司礼监，系由宦官掌管，不仅是内府造印藏文佛经的所在，而且具备藏传佛教道场的功能，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很值得称道。遂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调出这件拓本摩挲研读。方知钟身以阳文铸有两体文字，包括汉文正书2组、藏文梵字5组。卡片就此而题作“汉藏文”，看来尚不完全准确。拓本的年代似较晚近，原钟或许仍存于某处。今对钟铭略加考述如下，以供雅好掌故者之谈助。
对于这座番经厂钟，迄今未见相关书志著录。查检史料可知，番经厂曾有铜钟一座。清代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明番经厂、汉经厂，今为嵩祝、法渊、智珠三寺。考嵩祝寺东廊下有铜钟一，铸‘番经厂’字；西廊下有铜云板一，铸‘汉经厂’字。又法渊寺有张居正撰番经厂碑记云。番经厂与汉经厂并列，是可据也”（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39《皇城》，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页616）。清代嵩祝寺，与雍和宫齐名，其东、西两邻分别是法渊寺、智珠寺，如上三寺，位于明清皇城东北，在今北京景山东侧、沙滩北街。今法渊寺已毁，嵩祝寺与智珠寺尚存。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御制《法渊寺碑记》（原碑现存嵩祝寺）记载，章嘉国师住持嵩祝寺时，重修“前明经厂”，取名曰“法渊寺”。根据近人调查，法渊寺“寺内曾有铜钟一座，上铸‘番经厂’字样，此钟至1934年时仍存”（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页22）。推断嵩祝寺东廊下的铜钟，与法渊寺内的铜钟应是同物。然而，目录卡片所著录者为“铁钟”，而且钟身铭文繁多，当与那座“铜钟”无涉。
根据番经厂钟扇形拓本所示，钟身旋绕一周分作4瓣，各瓣之间均有隔段，每瓣分作上下两栏。每组铭文，各占一栏或一隔段。汉文铭文字数较多，占据上下两栏（如录文Ⅱ所示）。遗憾的是，拓本原件着墨不匀、褶皱太甚，无法拍照。故将汉文、梵咒铭文，细加迻录、转写如图。
根据汉文铭文，可知此钟是为重修番经厂而铸。至于梵咒铭文，实以藏字转写梵文。这种方法，能同梵文音节保持对应，较之汉字音译更为精确。其中2组，正是六字明咒。另外3组，则与永乐大钟（1418—1420年铸造）钟顶内壁和钟口唇边上的两处梵字无名咒语（张保胜：《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24、164）内容相同，仅是个别音节略有出入。所不同者，永乐大钟上的梵咒为兰扎体梵文，番经厂钟上的梵咒则为藏字梵文。明代刘若愚所撰《酌中志》记载，“番经厂，习念西方梵呗经咒”（刘若愚：《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118）。通过以上5组藏文梵字，颇能想见厂内梵呗赞叹、法事隆重的情景。
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所撰《番经厂记》记载，“番经来自乌思藏，即今喇嘛教，达摩目为旁支曲窦者也。成祖文皇帝贻书西天大宝法王，廷（延）致法尊尚师等，取其经缮写以传。……。厂在禁内东偏，与汉经[厂]并列，岁久亦渐圮矣。穆宗庄皇帝尝出帑金，命司礼监修葺。今上登大宝，复以慈圣皇太后之命，命终其事。经始隆庆壬申，至八月而告成事。因为文镵于石，垂诸久远焉。万历元年四月八日，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撰”（《日下旧闻考》卷39《皇城》，页617）。这一碑记，乃是迄今所知最早使用“喇嘛教”之名的汉文文献（沈卫荣：《“怀柔远夷”话语中的明代汉、藏政治与文化关系》，《国际汉学》第13辑，2005年，页237）。根据碑记可知，番经厂设置于永乐（成祖）年间，最初当在南京，且与永乐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的雕印有关。所谓“厂在禁内东偏”，则指迁都后的北京皇城东北。嘉靖年间，由于皇帝笃信道教，番经厂近乎废圮。隆庆（穆宗）年间，复又出资修葺。隆庆六年（壬申，1572年）某月开工，同年六月穆宗驾崩，首辅张居正执掌朝纲，八月工程告成。万历元年（1573年）四月，张居正亲撰碑记，以重其事。
明朝之所以急于重修弃用多年的番经厂，即便遭逢穆宗之丧亦未停顿，实与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与蒙古俺答汗议和这一背景有关，这在当时是关乎明朝与蒙古关系的大事（陈楠：《法渊寺与明代番经厂杂考》，《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页141-142）。根据《明实录》，隆庆六年正月，俺答汗向明朝“请金字番经，及遣剌麻（喇嘛）番僧传习经咒”，宣大总督王崇古奏称“虏欲事佛戒杀”，“宜顺夷情，以维互市”；十月，王崇古积极倡言遵循永乐、宣德年间建寺洮河等地、颁赐“金字藏经”的旧制，奏称“今虏王请鞑靼（西番）字番经，以便诵习，似应查给”；万历元年三月，“颁送番经于虏酋”（《明穆宗实录》卷65，《明神宗实录》卷6、卷10）。对于此事，《酌中志》记载略有出入：“万历元年四月，顺义王俺答奏，选得金字番经，并喇嘛僧为传诵经典。礼部通行顺天府，造金字经三部、黑字经五部，选得番僧兼日早回，毋得淹滞。……。至十一月，礼部如督臣王崇古之请，给俺答佛像、番经，赏去传经番僧二人禅衣、坐具并靴袜”（《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页120）。在此背景下，明朝迅速修葺了番经厂，使之承担印制藏文佛经这一急务。就在此后不久的万历四年（1576年），俺答汗迎请三世达赖喇嘛传教于青海，揭开了蒙藏关系史的新篇章。
番经厂钟中的2组汉文铭文，即可丰富当时重修番经厂的若干细节。显然由于情势紧迫、铸工不审，铭文在上下栏中的对应位置出现错乱。笔者将其顺读如下：
[1]隆庆六年二月内，奉[2]圣旨重修西番经厂。屡奉[3]钦依，启造好事，节省银两。于万历元年八月内，[14]添修天王殿[4]宇虎座二座。前虎座绘画三官圣像，置立[15]供龛。后虎座[5]创塑观音菩萨。开设方丈三间，塑供三大[16]士圣像。仍修[6]钟鼓二楼，并绘伽蓝殿壁、龙王井亭。修葺[11]影壁，石刻达[7]摩。铸造风铃八挂、净钟四口，安置悬挂。晨[12]钟夕鼓，祝延[8]圣寿。佛日增辉，法轮常转。[9]西番经厂掌教事内官监等衙门佥书太[13]监等官[10]毕敬等八十七员名，发心置立。
如上钟铭，可与张居正《番经厂记》相互印证。根据钟铭可知，番经厂修葺工程的开工时间，是在隆庆六年二月。该年二月开工，八月告成。万历元年四月，张居正亲撰碑记；八月，添修建筑、绘塑，铸造铃、钟。这件铁钟，正是铸于此时。钟铭所谓“番经厂掌教事内官监等衙门佥书太监等官”，表明番经厂的主事者正是宦官。明代中后期的番经厂，罕有雕印佛经任务，因此这些宦官的工作，主要是扮成藏僧模样参与各类法事活动（陈楠：《法渊寺与明代番经厂杂考》，页142-143）。
以上汉文钟铭，详述番经厂内钟鼓楼、天王殿等布局设施。据此可知，番经厂是按汉地寺院样式而建，设钟鼓楼、天王殿、方丈殿、伽蓝殿等，兼有寺院与经厂之功能。乾隆十五年（1750年）内府所造《乾隆京城全图》，详细绘制了北京城各个宫殿、王府、寺宇、院落的格局。其中即有这两座始建于明代的经厂，仍用旧名标为“繙（番）经厂”、“汉经厂”。我们可以略窥其原始规模和配置。据图可知，番、汉二经厂一北一南紧密相依。番经厂规模较大，自山门入口处始，左右两侧为钟鼓楼，中轴线上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东西两侧配殿，数量较多。藏经楼后方，另设一小院落，或为雕印佛经之地。此后，番经厂被改建为法渊寺。
根据番经厂钟铭，天王殿前虎座绘画三官圣像，后虎座供奉观音菩萨。所谓三官圣像，当指道教所尊奉的三位天神，分别掌管天、地、水三界。明清时期，三官信仰颇为流行。根据统计，北京城内当时有三官庙19座，数量仅次于关帝庙，其内多供天、地、水三官塑像（北京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档号J181-15-571）。然而，汉地佛教寺院天王殿前座一般供奉弥勒，后座供奉观音，供奉三官天神之例极为少见，这大概反映了嘉靖皇帝时期崇道风尚的影响。乾隆御制《法渊寺碑记》记载，“大雄宝殿，虔奉梵经，供大持金刚等”。大持金刚为密教本初佛，当系大雄宝殿主供佛像，同时供奉梵经，或许因袭了明代番经厂的旧制。方丈殿和伽蓝殿，一般作为大雄宝殿东西配殿。方丈殿内供奉三大士，亦即文殊、观音、普贤三位菩萨。此外，影壁一般位于山门内外。根据番经厂钟铭，影壁上石刻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像。可见当时虽名为番经厂，造像配置却融合了汉地佛道思想。
清代所建的法渊寺，位于明代番经厂原址，现已无存。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估修法渊寺时，勘得“殿宇房屋共一百四间”，并对“天王殿三间”、“钟鼓楼二座”等殿宇，以及“各殿内佛像、龛案、陈设、供器等项”、“各座油饰、彩画、裱糊等项”予以修葺（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估修法渊寺需用工料银折》，《内务府奏销档》第307册，
页201-205）。可以想见，清代法渊寺内相当一批建筑、陈设，应是对明代番经厂故物的袭用。纵历鼎革易代、世事变迁，番经厂和法渊寺日渐荒废，这座铁钟则因此机缘而存世。及至近代，此钟铭文复为某位好古者所捶拓，从而昭示出一段历史故实的遗韵。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
来源：《文汇报》2019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