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
提到海派文化，人们常常会联想到“时尚”“洋派”。但与此同时，坊间对于海派文化也存在不少误解。比如，以为海派文化“崇洋媚外”，似乎是靠了晚近的西方化才出名的，并没有什么根基。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
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江南地区的传统文化都非常发达，上海也不例外。当然，上海有一点比较特别，那就是在400年间西洋文化输入中国的过程中，确实承担了一个“桥头堡”的作用，领“西学东渐”之先。
在海派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前后有两个上海人可以作为代表：一个是明末的徐光启，另一个是出生于清末的马相伯。
这两位思想家、学问家和政治家，都是在江南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但同时具有贯通中西的禀赋，而且都和徐家汇有着密切关系。概括来说，徐光启、马相伯都是精通旧学的传统士大夫，却又领导了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的西学运动。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开放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机缘巧合，才产生了一种新的学问，继而逐渐演变成独特的海派文化。
无论赞同还是批评“洋派”都不应该片面讲
常听到有人说，海派文化很“洋派”。言下之意，海派文化似乎靠了西方化才出名。过去，也有人试图将海派文化污名化，说它是“洋场文化”。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海派”确实与西洋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我曾经把开埠以后的上海文化划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初期由外侨主导的“维多利亚时代”文化，那是引进为主；另一个是上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化”，那是华洋一体，以本土创新为主。
我认为，无论赞同还是批评“洋派”，都不能片面讲。海派文化和传统文化、江南文化并不冲突，反而有着更深的渊源。还有很多人误会上海历史，说这里的文化没有什么根基，全靠“西方化”，是“洋泾浜”。这些都是不对的。
上海文化有深厚的传统，深到什么程度，当然和历史有关。上海的历史到底有多久呢？1991年，几位上海史研究的前辈学者，如唐振常、吴云甫、施宣圆、周振鹤等先生，以及我们几个当时的年轻人，一起讨论上海的历史到底怎么算？当时确定了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镇”变成“上海县”，为“建城七百年”。
“七百年”的城市已经是美国建国历史的三倍了，但与苏州、南京、杭州、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古城相比不算很久。然而，一个地方的文化渊源，通常都早过它的行政建制。没有上海县的时候，本地区的文化其实也已相当发达了。
仅就儒、道、佛学的影响来看，宋元时代上海地区已是“南方之强”，明清时期更是达到鼎盛。例如，金泽镇在宋代已经极盛，镇上的颐浩寺香火甚至超过杭州灵隐寺；朱家角镇在明清时期有万户人家，出了几十个进士，比某些地方的一府一省还要多。
江南文化源远流长、人文荟萃，也许不用多说。但有一点需要辨析，即在海派文化还没有成形的时候，明清时期就已有一股强劲的西方文化汇入。上海在鸦片战争之前，就以传播西学而闻名江南，这为以后海派学术的兴起作出了重要铺垫。
明末清初，上海在江南地区出类拔萃，是外来文化的“输入地”。上海徐家、乔家、潘家以及华亭许家、嘉定孙家，都传习西学。
一般以为，上海是在1843年开埠后才成为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明万历年间，上海就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人物，如董其昌、陈继儒、陈子龙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讲的徐光启。徐光启这位入葬徐家汇的先贤，使上海在明代就成为当时文化开放的中心。
鸦片战争爆发前200多年，被称为“徐上海”“徐阁老”的徐光启，就已经是一位翻译先驱、西学泰斗。同时，他还是文渊阁大学士，实学（经学）同样一流，堪称表率全国。在徐光启那里，西学和经学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两个“徐家汇人”勾勒出上海文化开放轨迹
徐光启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祖父经商，生在城里。徐家在南城（属原南市区，现并入黄浦区）太卿坊，后来盖了“九间楼”的住宅。徐家在上海西郊有农田别业，徐光启生前在此耕耘，身后受谕旨，赐葬建茔。徐家后人守墓持学、聚族而居，“徐家汇”因此得名。
徐光启是万历年进士、崇祯年文渊阁大学士，既研究经学，又翻译和传播西学。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遇见了意大利人利玛窦，从此学问突飞猛进。
徐光启有科学家、政治家、翻译家的名声。说是政治家，因为他抗清；说是科学家，因为他研究天文、历法、农学；说是翻译家，因为他翻译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还有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即《灵言蠡勺》。徐光启还被认为是一个能救明朝的人，修历、造炮、练兵全靠他；他去世后，明朝就没救了。
徐光启是翻译家，他为什么翻译，又是怎样翻译的呢？翻看《几何原本》可以了解到，这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人从阿拉伯地区找回来的重要著作，经过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的研究和整理。克拉维乌斯制订了《格里高利历》，一下子就让欧洲的天文、历法变得先进了。
欧洲中世纪的历法曾比中国落后，汉代、唐代、宋代、元代的历法都曾好过欧洲。但到了明代，《大统历》就不及欧洲了。于是，徐光启、利玛窦决定翻译《几何原本》、编著《崇祯历书》。1644年，清朝人把它改名为《西洋新历》，基本框架一直沿用到现在。
徐光启能够翻译这些著作，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和利玛窦是朋友。我喜欢称他俩是“搭档”，是指两人相互学习、交流对话的师友关系。
在徐家汇天主堂、土山湾博物馆，17世纪以后的欧洲各种文字著作中，都有利玛窦、徐光启两人并列的画像。1672年，在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中，第一次出现《利徐谈道图》。画中的两个人，一样高低，列在两侧，表明两人地位是平等的；画面是巴洛克式的结构，对称、平衡、反复。
利玛窦曾向徐光启请教中国的学问，并把儒家经典翻译到欧洲。“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都由利玛窦翻译成了拉丁文。
他们的同道后学金尼阁写了《利玛窦中国札记》，对中国文化更是有很多溢美之词。如“地大物博”“礼仪之邦”“四千年文明”等，最初都出现在这本书里。这些都是他们宣扬出去，再传回中国的。
利玛窦还说：中国3000年前就有造纸术、有了书籍，而欧洲在15世纪才有了古登堡印刷术；还强调，中国的历史记载从周代以后就没有中断、长期延续、至今不绝，等等。
马相伯更是一个有意思的代表性人物。如果说徐光启在明末为中国奠定了西学基础，那马相伯则在清末继往开来，为海派文化注入了19世纪、20世纪新的西学。
马相伯原名建常，江苏丹阳人。1851年，他从家乡来到上海，入学徐家汇依纳爵公学（后改名徐汇公学），成为“新上海人”。此后，在徐家汇、土山湾住了大半辈子，参与筹建徐家汇天文台、气象台、博物馆、藏书楼等，可谓典型的“徐家汇人”。1876年，他还参加了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
马相伯懂七八种文字，如希腊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朝鲜文、日文。在19世纪的中国，马相伯算得上是懂外语最多的人。
章太炎是国学家，尤为看不起“买办学问”，但他认可四位西学家：严马辜伍——严复、马相伯、辜鸿铭、伍廷芳。一般人是留学学外语，马相伯没出国就学会了多国语言，可见当时徐家汇的文化和学习氛围之好。
马相伯的老师叫晁德莅，是一位精通中文的意大利人。他用拉丁文翻译“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编成《中国文学教程》。他当徐汇公学校长的时候，搭档就是马相伯。
马相伯的眼光和能力也值得讲一讲。他曾经在戊戌变法高潮中，通过梁启超说服清朝在徐家汇设立“译书局”。晚年时光，主要从事翻译——《新史合编直讲》是其翻译的；《致知浅说》是介绍欧洲经院哲学；《拉丁文通》是用来教梁启超、麦孟华、蔡元培、张元济、于右任、黄炎培的教材。
徐光启、马相伯的治学轨迹，勾勒出400年来上海文化开放的轨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江南文化是如何一步步走出困境、步入现代的。
这两个“徐家汇人”，中学造诣之好自不必多说；可贵的是，他们还能力排众议，学习自己并不熟悉的西学。同时，他们的学问和人格都很完整。正是基于这样的品格，上海才能海纳百川、中西汇通，海派文化才能成就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城市。
“翻译、会通、超胜”是学术创造的三个阶段
上海是最早传播外来文化的地方。如果说海派文化也包括科学、哲学、艺术、教育等内容，或者说确实有一种海派学术的话，那徐家汇当然是最重要的渊源之一。徐光启、马相伯等本乡先贤，可以说是海派学术的肇端与始创。
1619年，利玛窦的学生金尼阁从欧洲回来，带来“西书七千部”。徐光启闻讯，立即奏请朝廷开创译局，在江南地区翻译、刊刻西方著作。久议不决之下，徐光启就自己动手翻译，还自筹资金在民间刊刻。
一些中国哲学史论著提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著作的翻译是20世纪开始的，晚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在大学里讲授经院哲学、古希腊哲学。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明朝的时候，徐光启就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徐光启不懂拉丁文，但他有一个助手毕方济，之前在南京作研究，后来跑到上海跟他一起翻译。
徐光启研究中世纪哲学，提到“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他把“四因说”翻译成“四所以然”，是知其所以然（原因）的意思。
徐光启还把人类经验形而上学化，归结成对真理和本体的讨论，并启用宋明理学，即朱熹、王阳明的概念，来翻译西方哲学。这比今天一些“白开水”似的寡淡翻译有意思得多了。
在松江，还有一个传教士叫柏应理，是徐光启家族供养的耶稣会士。柏应理写了一本书《中国哲学家孔子》，第一次完整地向欧洲人介绍孔子和儒家。所以说，上海人喜欢西洋文化，但并不为外国人所驱使。相反，我们是出钱请人来做事的。
19世纪、20世纪的徐家汇，进一步成为海派学术的重镇。1876年，耶稣会决定放弃北京，不再谋求获取“内廷供奉”的机会，转而一心在上海从事精英学术研究，因此启动了规模庞大的“江南科学计划”。
伴随这一计划，徐家汇地区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西式中等教育学校——徐汇公学、第一座西式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第一座博物馆——震旦博物院、第一座天文台——徐家汇天文台、第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汉学研究所，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由马相伯在徐家汇地区创建的震旦学院、复旦公学，也是“江南科学计划”的产物或者说延续性成果。徐家汇地区的科学、教育、文化和学术机构，都成为海派学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徐光启生活的明末到马相伯生活的19世纪，海派文化中确实有很多外来文化的内容注入。徐家汇是上海地区精英文化发端的一个重要渊源，主要提供的是教、科、文、卫高端学术，其文脉传承至今仍然清晰可辨。
坦率地讲，徐光启、马相伯研究西学，“崇洋”是有的。毕竟，当时西方的科学、哲学、文化、艺术、技术确实比较先进，比清朝的八股文章要好得多。但说他们“媚外”，是没有真正根据的。看看徐光启、马相伯的生平，哪有一点媚骨，何曾讨外国人的营生？
他们是实事求是、学习先进、服从真理，并不是单单传播外来文化，而是把外来文化和传统学术交融，各取所长之后交融会通，产生了一种新的学问，演变成了海派文化。
徐光启在写于1631年的《历书总目表》中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要超过西学，就必须好好学习；学习之前，首先还要翻译。
“翻译”“会通”“超胜”是学术创造的三个阶段。“超胜”，并不是要把西学踩在脚下，海派文化的创新逻辑不是这样的。徐光启的“超胜”，是一种创新，意味着创造出一种“新文化”、作出新贡献。这是400年来上海文化的大格局、大抱负、大目标。
来源：《解放日报》2019年10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