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来到闵行区“修齐讲堂”，讲述了400多年前一位“了不起的上海人”———徐光启的故事。
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老城厢，就是后来的南市区（现黄浦区）。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家族已经在上海定居了十几代，所以徐光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徐光启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进士，也是一名天主教徒。徐光启学习西方科学，但你不能说他是崇洋媚外的人。“崇洋”有的，“媚外”却不见得。他翻译欧洲科学知识的同时，他的朋友意大利人利玛窦也请他帮忙，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所以，他对中国的文化是很自信的。
其实，在徐光启那个时代，西方还没有后来那么强大。欧洲学者的研究显示，一直到1800年，中国的GDP仍是世界第一。徐光启的了不起，在于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现，遥远的西方有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于是他接触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勤奋著述，被称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徐光启是1633年去世的，但直到1641年，他才被安葬于今天徐家汇的光启公园。他是在北京任上去世的，死后被发现身边只留下一些银两，“盖棺之日，囊无余之”，一时办不起合适的葬礼。徐光启位居文渊阁大学士，可见他确是一位清官。
1641年，崇祯皇帝用御制安葬徐光启，牌坊上的对联“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概括了他一生的重要功绩。
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400多年前，除了翻译西方著作、整理中国古代文献外，他还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变革。首先，数学革命。
“几何”这个词是谁发明的？就是徐光启。中国古代的图形计算叫作勾股，并不是几何。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时，翻译Geometry（几何学）的词头“Geo”（形状），用上海方言念，“Geo”就是“几何”。《几何原本》的翻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习惯，改变了中国数学发展的方向，这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外，徐光启还撰写了《勾股义》和《测量异同》两本书，重建了古代“汉学”的勾股、推步、测算之学。
其次，历法革命。
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崇祯历书》是一部比较全面的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著作，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汤若望等人编译，共有46种，137卷。
欧洲实行24小时制，而中国古代则把一昼夜划分成12个时辰。《崇祯历书》把12个时辰再一分为二，分成24个小时辰，每个小时辰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小时”。原来中国历法体系中还以“刻”计时,一昼夜共100刻，1刻等于现在的14分24秒。《崇祯历书》直接效法欧洲，取15分钟为1刻，1小时4刻。这些都一直沿用至今。
望远镜是1608年发明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得知这个消息后，于次年自制了第一台天文望远镜，用于观察月球。1616年，望远镜被引入中国，而徐光启是中国最早使用望远镜观察天体的科学家。
再次，农业革命。
天启年间，徐光启遭到排挤，告假回上海闲住，开始专门致力于农业研究。他把番薯引进上海种植，在上海推广后，又发展到全国。此外，徐光启还把南方水稻引种到天津。
这场农业革命使农作物产量大增，粮食问题解决以后，中国的人口呈爆炸式增长。明末中国人口降至四五千万，至100多年后的乾隆年间，中国人口达到了两三亿。可以说，那时的徐光启就相当于今天的袁隆平。
由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汉族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和西汉氾胜之的《氾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农书》合称“四大农书”。中国历史上的这“四大农书”，其他三本农书都是中国经验，而徐光启的农书中也有欧洲经验，比如《甘薯疏》《泰西水法》，《农政全书》是一本全球化的著作。
徐光启在1631年的《历书总目表》中，表达了自己翻译国外书籍的初衷：“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他说，翻译国外的书籍，手段是要“会通”，就是要学习外来的学问，与自己的学问融会贯通；目的则是要“超胜”，超越和争胜，即在原有的学问之上再创新学问。
所以我认为，徐光启是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上海人，他留下的遗产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中国学习西学的进程，在清朝中叶以后慢慢停滞了，大部分读书人又回到固有的旧学问中去了，而江南文化中对待科学、对待西学的包容精神却被继承了下来，比如鸦片战争以后继续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的李善兰就是上海附近的海宁人。
400多年前，徐光启把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西文化互相交流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从江南文化一直延续到海派文化。19世纪以后，上海成为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前沿，引导了清朝的现代化。上海知识分子不排外，善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才成就了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
回望历史，我们真的要感谢徐光启，正是这位了不起的上海人，带领我们走出故步自封，开阔眼界，以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解放日报记者 徐蓓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