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从“胡人识宝”到“徽州朝奉来取宝”

作者:王振忠摄影: 视频: 责任编辑: 来源:《文汇报》2019-09-06发布时间:2019-09-19

在明代以及之前,“回回识宝”的故事流传很广,但在此后,相关的传说逐渐消失。而与此同时,在江南一带,有关“徽州朝奉识宝”或“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则广为流传,这一点,应当与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之崛起密切相关。有关“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从其内容、结构上看,应当是江南人利用传统历史记忆中固有的“识宝”主题,稍加变换而逐渐形成的。

在传统中国,“识宝”和“取宝”是个历久弥新的古老话题,一些故事可以上溯至六朝甚至先秦,而在唐宋以后则出现了诸多变形。不过,尽管岁月流逝,但不少故事的基本类型与框架并未有太大的变化。及至晚近,“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在江南各地广泛流传,这与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之崛起密切相关。此类“识宝”和 “取宝”的故事,与“无徽不成典”局面之形成以及徽州典当的经营特性亦息息相关。

中国人久远的寻宝梦想

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中,有不少 “识宝”和 “取宝”的传说,这在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例如,程蔷所著《中国识宝传说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就是民俗学界相关成果的专书。

简单说来,所谓识宝传说,其故事的基本模式是:某人家中有一种物品,他自己并不知道这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后来,被偶然经过、善于识宝的胡人看到,后者请求购买此物,此一买卖有的成交,有的则并未成功,但最后无一例外都是由胡人说出宝物的价值及其用途。此类传说随着时代变迁,出现了很多变形。唐宋以后的“回回识宝”、“江西人觅宝”、“南蛮子憋宝”乃至近代以后“洋人盗宝”之类的传说,都与此一母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渊源关系。其中,以“回回识宝”的传说流传最为广泛。

“回回”主要是指来自西域的那些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各国人以及后来的回族人(按:“回回”虽是历史书写中常见的称谓,但今天不宜用“回回”指称回族),他们携来异域的珠宝,而且通常都擅长于珠宝经营。在明代以及之前,“回回识宝”的故事流传很广,但在此后,相关的传说逐渐消失。而与此同时,在江南一带,有关“徽州朝奉识宝”或“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则广为流传,这一点,应当与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之崛起密切相关。

在江南,有关“徽州朝奉识宝”的故事相当不少,我这里先举一个涉及西湖龙井茶由来的传说:

龙井茶闻名天下,但真正的龙井茶发源地其实不在龙井,而是在西湖西南面的狮子峰一带。相传,山峰上有一座寺庙,每天前来烧香的人很多。寺旁有一片茶园。某日,有位徽州朝奉前来烧香,他看到墙边有只破缸,里面盛有半缸污水,上面长满青苔。朝奉先生一看就知道是宝贝,他找来和尚,希望买下这只破缸。双方约定,明天朝奉再来抬走破缸。当天,朝奉走后,寺里和尚觉得破缸太脏,抬起来不方便,就动手将缸洗刷干净,并将其中的污水连同青苔,一起倒在茶园里作为肥料,最后,将缸抬回寺里,倒扣在墙角边。翌日,徽州朝奉带人前来抬缸。到寺里一看,缸已倒扣在地,急得惊呼:“哎呀,宝贝呢?宝贝呢?”他连忙找到和尚,询问缸中的污水和青苔究竟倒到什么地方去了。和尚遂带着朝奉来到寺边的茶园里,朝奉一看果真在那,他数了数,被污水浇着的茶树共有十八棵。朝奉告诉和尚:“这十八棵茶树,长大以后一定会产出上等的茶叶。”果真,到了采茶时节,狮子峰上的那十八棵茶树与其他茶树不同,用它们炒出的茶叶,香气浓郁,开水一泡,颜色碧绿,当地人遂将之取名为“狮峰茶”。后来,周围的龙井、杨梅岭、茅家埠的茶农都用狮峰山上的茶种培育新茶,所以,狮峰茶实际上是龙井茶的祖宗……

上述的故事,见厉剑飞编著的《西湖龙井茶采摘和制作技艺》一书 (浙江摄影出版社,2012年版,页139。因避免冗长与拖沓,笔者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对引文作了精简、缩写)。这个故事还有不同的版本,如临安北乡径山云雾茶之来历,也有颇相类似的故事(临安市茶叶局、临安茶叶协会编《临安市茶叶史》,2005年版)。

前引故事之真伪无从考证,但其内容与唐宋以来“回回识宝”或“回回取宝”的结构基本相同,只是将故事的主角从“回回”改换成“徽州朝奉”而已。

在江南民间传说中,有关徽州朝奉 “识宝”、 “取宝”的故事相当之多,所以“徽州朝奉来取宝”的俗谚,为一般民众耳熟能详。在杭州,就流传着不少类似的故事。例如,杭州平津桥东堍有个鞋匠,收养了一只奄奄一息的邋遢猫,经他精心调理,很快恢复了元气。某日,来了位文绉绉的朝奉先生,开口便出高价要买这只猫。被断然拒绝后,他婉言说家里老鼠造反,咬坏米囤、撕破衣衫,希望能借该猫一用,并约定一段时间后归还。果然,届时朝奉如约前来归还,还拿出银子酬谢,并道出实情:原来,上天一神仙羡慕人间烟火,擅自下凡,化为一只玉老鼠,藏身于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中,而这只猫则是玉帝派出的天将之化身。此次,朝奉先生是奉旨前来收回这两个活宝……于是,“平津桥畔癞皮猫,徽州朝奉来取宝”之传说,就在武林的街衢坊巷间流传,人们亦遂将平津桥称作“猫儿桥”。

类似的故事情节,在江南各地都相当普遍。例如,浙江湖州有句民谚称:“徽州人识宝,湖州人识天。船上人会看潮,种田人会看天。”这句俗谚意思是说湖州当地人主要以种田为生,故而看云识天气十分在行;而徽州人则以商贾为业,见多识广,也非常精明,能够很好地估量各种商品的价值,及时找到发财致富的门道。另外,在浙江兰溪市诸葛村,因在传统时代有不少游方郎中,所以当地一句俗谚称:“徽州人识宝,诸葛人识草。”“草”也就是中草药的意思。在这里,“识草”与徽州人之“识宝”亦对举并称。

上述谚语中的“徽州人”,有时也写作“徽州朝奉”。所谓朝奉,通常说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典当铺中的职员,广义的则泛指所有的徽商以及徽州的绅士。浙江越剧《九斤姑娘》(又名《箍桶记》)中,有财主石二佬与九斤姑娘斗嘴的片断:

 [九斤唱]观音竹来无价宝,

独一无二世间少。

观音竹,箍面桶,

洗洗面,丑脸会变好相貌;

观音竹,箍脚桶,

洗洗脚,跷脚会得打虎跳;

观音竹,箍蒸桶,

蒸蒸年糕会得变金条;

观音竹,箍米桶,

满桶白米会变珠宝。

[石]喔唷!

[九斤唱]徽州朝奉来取宝。

 [石]还过多少铜钿?

[九斤唱]铜钿还过六万吊。

……

上揭对话引自 《越剧戏考》 (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页246),故事是反映九斤姑娘之机智大胆,口才过人。在《箍桶记》中,财主石二佬以张箍桶吃了他家的“元宝鸡”为由,要挟后者将新生女儿嫁给他愚蠢的小儿子。九斤姑娘见状,针锋相对地要石二佬赔偿被他媳妇拿去烧火的“观音竹”(竹篾)。在上引对话中,她列举了“观音竹”的诸多神奇之处。见此情状,石二佬计拙,只得无奈作罢。在这一段唇枪舌剑中,就提到“徽州朝奉来取宝”的俗谚。在江南的诸多民间故事中,“徽州朝奉来取宝,还过…… (钱)”的说法,成了人们讨价还价的口头禅,意思是说 “识宝”的徽商早已出过某一高价格了,从而藉此自抬身份。

有关“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从其内容、结构上看,应当是江南人利用传统历史记忆中固有的“识宝”主题,稍加变换而逐渐形成的。在这里,还可以举出杭州涌金门的传说:

杭州西湖原名金牛湖。当时,城内有家大当铺,里面有个徽州朝奉,人称“识宝太师”。有一天,识宝太师在拱宸桥一家豆腐作坊里发现一把破蒲扇,他看出这是件宝物。就向作坊主购买。后者询问其用途,识宝太师说: “这把破蒲扇是金牛爱吃的好饲料,有了它,就能将金牛湖里的金牛引上岸来。”双方约定次日成交。不过到了晚上,作坊主决定先行下手,他悄悄拿着破蒲扇,来到金牛湖边,用破蒲扇变成的金色兰花草,真将金牛引上了岸。正当他想拖走金牛时,却差点被后者拖落水中,只能铩羽而归。翌日,识宝太师带了银子前来取扇,作坊主只好将实情说出。识宝太师在叹息之余解释说:“光有兰花草,没有牛鼻栓,怎么能拉得住金牛呢?”从此,金牛再也没有出现过,但金牛涌现之处,后人遂称之为“涌金门”。

此外,杭州“三潭印月”风景之形成,也有类似的金牛传说(上述二例,见杭州图书馆编《西湖传说故事集成》名胜古迹卷,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页115-116、页59)。如果我们参照民俗学界的研究,此一故事应源自六朝的“金牛”型传说(参见顾希佳撰《世纪寻宝梦——“石门开”型故事解析》一文,《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反映了中国人久远的寻宝梦想。

徽州朝奉挟其巨资,在江南各地频繁“识宝”

程蔷教授在《中国识宝传说研究》中曾指出,晚近江浙一带流传的“识宝”故事中,识宝者又往往被称为 “徽州人”或“徽州朝奉”,她也对此一转变之原因略有申说(见该书页141—146)。不过,对于此一问题,显然仍有进一步探讨及诠释的空间。

由于 “识宝”、 “取宝”之类的故事,皆是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它们虽然流传很广,但要找到此类传说出现的源头显然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关于这一点,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踪迹可以追寻。

17世纪初的明万历晚期,松江府华亭县李绍文编撰的《云间杂识》,是一部反映江南社会生活的笔记。在这部书里,他讲了一个故事:

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者,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官骇问故,对曰:“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惭不能答。

此一故事,明显是个讽刺性的寓言,故事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那位老人所说的——我们松江百姓的财产,多被徽商搬去。根据笔者此前的研究,《云间杂识》中的该段记载实际上源自更早的一部笔记——嘉靖九年(1530年)五月之前成书的《淞故述》。在这部由另一华亭人杨枢所撰的笔记中,搬走“松民之财”的主角也并非 “徽商”,而是 “官府”。而此一主角置换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徽商在江南活动的日趋频繁(参见拙文《明清文献中“徽商”一词的初步考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揆诸史实,《云间杂识》中的那个故事除了讽刺贪脏枉法的本地官员之外,更主要的还是流露出对于江南地区的外来者——徽商的强烈不满:这些人来自异地他乡,但却将江南的宝物——许多财富席卷一空。据此似可推断,江南各地出现大批“徽州朝奉识宝”或 “徽州朝奉来取宝”之类的故事,应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所反映的,既是一种既成的客观现实,又折射出江南人基于大批徽商活跃的现实而产生的严重焦虑情绪。

清初绍兴人张岱在所著《陶庵梦忆》中有一篇“齐景公墓花樽”,其中提及:“霞头沈佥事宦游时,有发掘齐景公墓者,迹之,得铜豆三,大花樽二。豆朴素无奇。花樽高三尺,束腰拱起,口方而敞,四面戟楞,花纹兽面,粗细得款,自是三代法物。……后为驵侩所啖,竟以百金售去,可惜!今闻在歙县某氏家庙。”从最后提及的徽州某姓家庙来看,文中的“驵侩”大概便是识宝朝奉之流。此一个案,便是江南人眼中徽商搬走当地宝物的典型例子。

从明代中叶以来,在江南的盐业、木材、典当、布业等的经营中,有相当多的徽商活跃其间。在当时,一些席丰履厚的徽商财富多达数百万两白银。及至清代,更高至千万以上,他们位居中国财富排行榜的最顶端。这些徽商,对于江南而言是囊丰箧盈的外来者,他们与六朝时代的“胡人”以及唐宋元时期财大气粗之“回回”商人也颇相类似。所以,江南民间传说中以“徽州朝奉”取代先前的 “胡人”及 “回回”,显然亦顺理成章。

明人沈德符在 《万历野获编》中指出:“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资,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在这种背景下,“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是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此处的“钟家兄弟之伪书”,典出《世说新语》,说的是钟繇之子钟会擅长模仿他人笔迹;“米海岳之假帖”,则是指北宋书法家米芾的传世伪帖,如 《捕蝗帖》 《离骚经》《天马赋》《鹤林甘露帖》和《评纸帖》等。此外,还提及宋朝王辟之所撰的《渑水燕谈录》,该书所记皆为绍圣二年(1095年)以前的北宋杂事,其中提及唐琴轶事。沈德符所举的这三个典故,意在烘托徽商对于江南鉴藏之风的推波助澜。当时,在徽州朝奉“珍为异宝”的过程中,文物真赝可谓鱼目混珠。在晚明时期,“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沈氏笔下的“吴门”,亦即位于江南核心地带的苏州,而“新都”则是皖南徽州之古称。这两个地方,都是古董鉴藏及文物买卖最为发达的地区。板桥三娘子的故事出自《太平广记》,它与“幻人之化黄龙”及 “改换人肢体面目”之传说,皆反映了其时古玩市场的波谲云诡。在16世纪的东南文化市场上,徽商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而在万历前后,江南一带的西汉玉章纷纷被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尽管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极尽讽刺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是“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甚至还刻薄地喻之为官印堕于毛厕。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朝奉挟其巨资,在江南各地频繁“识宝”和大规模“取宝”的过程。

除了文人雅玩之外,自明代中叶以还,徽州典当商与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为:在“无徽不成镇”的江南,民间素有“无徽不成典”或“无典不徽”的说法,此一说法是指江南一带的典当铺多是徽州人所开,即使不是徽州人所开的典当铺,其中的职员也大多是徽州人。狭义的徽州朝奉,就是指徽州典当铺里的职员。在江南,尽管典当铺中的徽州朝奉一向为人所诟病,但在另一方面,江南一带又素有“典当是穷人的后门”的说法。当地人进出典当铺,认为是 “上娘舅家”。如在上海,人们昵称大当铺为“大娘舅”,小当铺为“小娘舅”,而当铺亦称其顾客为“外甥”。这些,都说明典当业与日用民生关系极为密切。而在传统时代,一般民众挣扎于贫困线上下,他们于青黄不接之时,总要进出典当铺,以典押财物暂渡难关。久而久之,许多人就将自己的穷困潦倒,与徽商之财聚力厚比照而观,由此认为自己的苦难皆是徽商之重利盘剥所促成——这就是“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之类寓言出现的原因,也是“徽州朝奉来取宝”故事大批涌现的背景。

“腰上生了眼睛”

中国的典当业源远流长,一般认为,典当业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佛教寺庙的质贷。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典当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时,出现了以福建、山西、徽州为代表的地域性典当业行帮。其中,徽州典当铺以其薄利经营而得以迅速扩充,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典当业行帮。根据《明实录》的记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前后,河南巡抚沈季文就曾透露:“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三十家。”可见,在十七世纪初,仅在河南省境内就有汪充等典当商所开的典当铺多达二百三十家。这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从中可以窥见徽州典当在江北的活跃程度。

在明代,徽州典当商在北方的广泛分布,与徽商在北中国频繁的经济活动息息相关。因为在明代,南方的棉布、茶叶等物产大批北运,而北方的棉花也源源不断地运往江南,为江南的棉布制造业提供充足的原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徽商(包括典当商)在北方的活动极为频繁。到了清代,随着南北经济格局的变化,徽州典当商的活动开始主要集中在江南各地。乾隆六十年(1795年),山西学政幕僚李燧就指出:当时全国各地的典当铺经营者,“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这说明,在长江以南的典当铺经营者,基本上都是徽州人。另外,民国时期的徽商书信抄本,记录了一位典当业者的评论:“愚思典业,吾乡之人胜在江南,不利于江北。”也就是说,徽州人在江南一带从事典当业经营如鱼得水,但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则并没有充分的优势。这虽然是民国年间典当中人的看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晚清以来的社会现实。

其实,所谓的“识宝”或“取宝”,与徽州朝奉的职业密切相关。近数十年来,各地陆续发现不少民间抄本,其中有一些是徽州典当商的商业秘籍。从这些昔日的秘本可以看出,典当职业的技能涉及之面极广。以验看绸绢为例,据《典务必要》称:凡是绸绢衣服,先看份量轻重,再看颜色之深浅,以及样式的新旧。如果份量重的,虽然旧些也可拆改它用;颜色浅的,虽然旧了也可以加染。缎以南京的为佳,苏、广次之。绫绸以濮院镇的为上等,盛泽镇出产的其次。……而从《当行杂记》的记载中,更可了解当时作为典当铺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该书依次是看衣规则、西藏土产、看珠规则类、看宝石规则、看磁器规则和看字画谱等。“看字画谱”中,不仅要记住“天下驰名写画名人”,而且还必须将自唐代以迄清代近百位著名画家的籍贯、特长等一一牢记。书中还时常夹杂着几句作为经验之谈的口诀,如朝衣蟒袍类的“武补职”,就有如下的文字:“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裘。一二绣狮子,三四虎豹优。五六熊罴俊,七品定为彪。八九是海马,花样有犀牛。”“武补”是指明清武官所着的补服(因胸前和背后缀有补子而得名),补子(亦作黼子、绣胸等,即纹样标识)上织绣有野兽的纹样,以区别于织绣禽纹的文补(文官补服)。具体说来,不同的补子代表着文武职别及品级高低。当铺学徒只有通过掌握这些基本常识,再经过对当物长期的察颜观色,以及临场的随机应变等,方能成为典当业的行家里手。因此,在传统时代一般民众的眼中,典当铺里的朝奉是很有学问的,江南民间广泛流传着“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显然并非空穴来风,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典当铺从业人员的专业特点。

严格说来,典当铺有典、当、质、押等不同的等级,但笼统地皆可称之为典当铺。与“典”相关的“質”字,近代有一个字谜这样刻画:

头上只有两斤,脚下称来半斤,人都说道奇怪,腰间一目眼精。

这里的“腰间一目眼精”,从字体上看是“質”字繁体中部的那个“目”字,意思是指徽州朝奉除了头上所长的两个眼睛外,柜台之下的腰间还暗藏着一个一目了然的眼睛,言外之意就是徽州朝奉为人特别精于算计,他们通过柜台后的暗箱操作,想方设法低估出典人的宝物,并进而寻找机会据为己有。

另外,旧时度量衡为一斤十六两,所以“質”字也被拆作:“头戴三十二两,脚下只有半斤,这个东西古怪,腰上生了眼睛。”——这同样是说典业中人的眼界往往很高,眼光独到乃至刁钻。在当时人眼中,“徽州朝奉”都是些见多识广、智力超群的人物,所以说“腰间一目眼精”或“腰上生了眼睛”。由于有了“第三只眼”,他们能看得出别人所看不到的宝物。

在传统时代,“第三只眼”被称为“内在眼”或“天眼”(慧眼),这在佛教、道教中都有类似的描述,颇具神秘意味。在民间宗教中,具备“第三只眼”的人,往往具有透视事物本质、预言未来的本领。另外,典当业者在登记典当品时,往往以“当字”书写,通常冠以“破烂”、“碎废”等恶劣字眼,殚精竭虑地将典当品描绘成不值钱的物品,藉以避免日后因典当品损坏而引发的纠纷。书写此类的当字(亦称“当草”)需经过专门的训练,在一般人看来则犹如符箓天书,这就更增加了徽州朝奉的神秘色彩。在高高的柜台前,出典者总是认为自己吃亏不浅,在他们看来,神秘当字的背后,典当品的价值被精明的“识宝”朝奉大大地低估了。大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徽州朝奉来取宝”的故事,在江南各地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制图:实习编辑: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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