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科举是当时人向往成为社会卓越分子或进入成功领域的一个途径。唐代人孟郊讲：“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所以当时一般的官绅家庭生活中，十分重视读书进学，构成培养家族子弟最重要的方面。
“学问大事，在养心”
出生于今天上海陆家嘴的陆深，是明代弘治十八年的进士，任职翰林院编修等官。陆深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可以其给儿子的两封信为例。一封信是他到江西做官，告诫儿子在上海家中要好好读书，重视科考，不要在社会上多管闲事：“须要节量读书，学问大事，在养心，养心先须养气，元气充足，百事可办……家中闲杂，不必管，接见人，务要拣择，无益之事，足以费日力、害身心，当畏之如蛇蝎，可也。”另外一封信是陆深在九江，写信告诫儿子如何从上海到南京赶考，待人接物须注意陆家的体面。
弘治十八年陆深的同科进士昆山顾鼎臣，则是状元。其父生平经历一般，不过是投身至户部吴主事家的女婿，平时只在城里开店买线为生。顾鼎臣科举成功后，顾家由此崛起。有人统计过，从公元1400年至1750年，顾家一共产生了9个进士、6个举人、6个贡生。维持这个家族长期攀升、兴盛的一个重要基础，当然仍在读书进学。
顾鼎臣的长子履方、女婿归本，在当时的举业学习中都较有希望。顾鼎臣给长子履方的家信中，强调了“读书谨行以图出身”，是为“上策”。另外还写信说“汝可奋然励志，以读书修行为首务……读书以体认道理、变化气质为本，日用间遂能随事用得……若只以此为牟利、窃名誉之资，便非好人。”对大女婿归本，顾鼎臣则希望他与履方百倍用功，在科考上“以图必中”，是关系顾家沉浮荣辱的头等大事。值得一提的是，归本就是归有光的从祖父。归有光回忆，顾鼎臣乡居，曾经“率乡人子弟释菜于学宫”，他也曾参与其间习学。
“浮华易谢，行谊为重”
万历十四年进士、嘉善人袁黄，父亲袁仁不过是一名布衣之士，但十分博学，深得世人尊崇。袁仁给妹夫沈扬的信，就很关心沈家的科考前程，但他强调要以行谊为重。毕竟科举制度的压力，弥漫了整个明代文人文化，除准备应试者外，其亲友也感同身受。袁仁一直强调“浮华易谢”，“行谊为重”。在四子袁黄尚未成人前，袁仁已将袁家举业振兴的希望，寄托于次子袁襄、外甥沈科这一代人身上，不过仍时时强调袁家祖训中对于志节秉持的意义。令人安慰的是，沈科身登嘉靖二十三年进士。
可惜的是，袁仁身故太早，没有见到万历十四年袁黄等人的成功。不过可以推知，博学又善于教育的袁仁，对童年的袁黄应该是存在影响的。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初四，弥留之际的袁仁留下了两万余卷丰富的藏书，除分赐部分给侄儿辈外，都传给了袁黄。母亲李氏告诫袁黄说：“汝父博极群书，犹手不释卷。汝若受书而不能读，则为罪人矣。”
“人之立品，须自小做起”
钱萼是袁黄祖父袁祥的女婿，育有五子，都能世其业。孙子钱贞选贡后登应天乡榜。而钱贞的曾孙，就是万历四十四年考中状元的钱士升。他的成功，为钱家带来了无上的荣光。
钱士升在给长子钱栻的信中说：“汝在家，只宜杜门读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徳，人之立品，须自小做起，比之匪人圣贤，垂戒慎之勉之。”另一封信中又强调：“儿辈在家，只管闭户读书，勿见要人，勿谈朝事，勿落近日名士气习，严以律己，谦以下人。至于奴仆，务须约束，毋得放恣，庶几弗玷高、曾清白家风，切嘱切嘱。”钱士升还赞扬钱栻能追随师友同学辈讨论学术，“不独造就德业，兼可收摄精神，较之家中独坐矻矻，所见所闻，不出帷墙几案之间，如蝇触窗，如蚋鼓瓮，真不啻天渊之辽绝矣”。这些信中，明晰地体现出高地位家庭中对于家族子弟的规范和约束。
钱士升的次子钱棅是明末嘉善大乡绅陈龙正的女婿，在明清之际的声望更著。钱士升在给他奉为师长的松江名士陈继儒的信中，曾提及已在陈继儒那里习学的这位小儿，希望他处事“宁静”，主要在“欲其不见要人，不谈朝事，不落近日名士气习”。他觉得在这方面，陈继儒会给其小儿很好的教诲。钱士升对年轻有为而且举业顺畅的钱棅，写信表示其安慰的心情，又对钱棅将来的发展，作了一番劝勉：“趁此时急急收敛精神，打迭向上何难，若精神一放倒，便不可支矣。勉之，勉之！”
“一体到身心上来”
钱士升的同科进士、有着多年塾师生活经验的魏大中，在教育上当然较士升更为细致具体，像他对考中秀才的次子学濂的教育，就说“秀才大难，经书有一句理会不来，做不得；有一题拈弄不来，做不得”，能理会、拈弄的，只是求通，而求通全在穷理，穷理全在看书、作文，从零碎处积渐至成片段，就通而熟了；经书必须从头到尾“字字揩磨”，“一体到身心上来”，看过再看，思之又思，从而能够达到豁然的境界，才有进步。魏大中要求学濂平时“不可出外走动，不可空过日子”，步步跟着大哥学洢，“不得自寻朋友”，句句听着大哥，“不得自由自性”。
像顾鼎臣、钱士升、陆深等这样的人物，可能是个别，也可能代表一个群体。或者像顾鼎臣的子孙们评价的那样，他们这位祖上，本乎忠孝，泽乎仁义。那些家族庞大而支系丰富的家庭，像钱家子孙，在明清王朝更替之际，确实多有闻人，甚至十分耀眼。其原因，当如松江华亭人何良俊强调的那样，不是让子弟依赖家世与财富地位而随俗放荡，而是比较重视子孙的培育与教诲，不仅要求“知孝悌忠信”，而且强化“读书”观念，“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这样的“知教”且“知学”的家族文化，在今天是否也可作为借鉴呢？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