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宾礼仪的文化与践行一直延续到今天，出现在国际外交事务间，也出现在日常生活交往间。但是，“礼”的作用不止于此。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谈谈中国之“礼”对于全球治理能贡献什么独特良方。
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要谈全球治理，先要了解世界大势。我们知道，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变化很大，这让世界各国的观察家和研究者们有点摸不着头脑。中国提出了对世界大势的判断，那就是八个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要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切入，这其实也是三对主要矛盾。
第一，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如今全球“西降东升”的总体政治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与百年之前“西升东降”的格局正好相反。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西方列强就已经牢牢占据了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以古代东亚国际秩序为代表的传统国际秩序形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西升东降”格局达到顶峰。
但此后，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危害是全方面的，全球各国几乎都难以幸免，出现了“西降东降”格局。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庭抗礼。同时，民族独立运动兴起，世界经济总量以乘数效应增长，非西方世界获得了更多平等的发展机会，联合国等机制创立，世界格局进入“西升东升”阶段。从“西降东降”到“西升东升”，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整个人类发展的“触底反弹”。
上世纪末，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美国独霸的“单极时刻”，世界格局短暂地回到了“西升东降”状态。但不久美国就先后遭遇“9·11事件”和金融危机，自身实力和领导权遭受巨大削弱，并在西方世界内部引起一系列负面反应。而非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稳步上升。世界格局于是第一次进入“西降东升”阶段。
第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南来北往”的全球化主流趋势应当仍会继续保持，在程度上也要比百年之前要加深许多。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起在推动这种趋势。
毫无疑问，数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推动和创造精神大大加深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交流融合。尤其是先后引领三次生产力革命，率先开创全球治理体系，促进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但西方从崛起之时便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逻辑奉为圭臬，也屡屡陷入战争和金融危机的泥潭。靠发战争财或者牺牲他国的方式来推动全球化，明显是落后于时代潮流的。
近年来，美国还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连连挑战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贸易体系等国际机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种种做法即便是其盟友也叫苦不迭，给世界发展增添了变数。仅仅在2017年和2018年，美国就退出了8个“国际群”，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万国邮政联盟。
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要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入人心，不少国家还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能够在现代化过程中以进步的眼光看问题。这些国家有很大潜力去学习西方国家促进全球化的积极一面，也有足够的实力和意愿去更积极主动地融入甚至带动全球化进程、参与全球宏观经济协调、解决全球性问题。这些是全球化进入新时代的力量源泉。尽管过去大部分国家长期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但以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全球各国带来了全新机遇。
第三，中国百年与世界百年。当今“西降东升”总体格局正在强化“南来北往”的主流趋势。促成这种变化的核心因素有不少，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当时的晚清朝野上下被迫“睁眼看世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类的观点迅速蔓延开来，“变局”“奇变”“创局”“世变”“运会”等词汇也纷纷出炉。但中国实在是实力不济，只能任人宰割。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我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既坚持原则又勇于改革，既讲究开放又强调自主，为中华文明焕发新生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和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旅游消费国。仅中国一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超过了美欧日之和。
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用非常积极和主动的态度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收获了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这充分说明“强中国”和“利天下”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当今世界局势也处在分化动荡之中，许多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乱局”在一些地区和领域频频出现或者层层叠加，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成为常态。这就需要中国保持好充分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因地制宜、因国而异、因时求新，既要判断好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变化趋势，又要用及时必要的变通和调适来防止日积月累的“异变”，主动确保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方向是“稳中求进”。
礼仪的功能及在国际秩序构建中的作用
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角看，中国正在进行着从全球治理“后来者”到“引领者”的身份蜕变。如果从更广阔的、长达数千年的维度看，中国在维护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文明基因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礼和天下”。
《礼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中国是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周公制礼作乐。随着汉语的发展，“礼仪”一词包含了“礼”和“仪”的含义，因为“礼”字诞生更早、影响力更广、重要性更大，所以现在多可用“礼”指代“礼仪”。
中国传统礼仪有着两面性。五四运动时候批判的“礼教吃人”，还有清代通过三跪九叩将君臣关系扭曲成主奴关系等，其实是封闭僵化、不与时俱进、违背礼义精神本质的糟粕部分。根据经学与美学的诠释，礼有四大价值追求：节制人性、达到仁爱、实现有序、促进和谐。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第一个礼便是葬礼，古人对于葬礼非常重视并不是因为他们只是注重仪式，而是出于对人的尊重，他们认为葬礼可以帮助人超生。并且，葬礼的礼要求大家恰当表现情绪，节制情感。而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频繁的战争，战争让国家分崩离析，儒家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国与国之间的仁爱，以进入一种和谐的状态，而礼在这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
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解释看，礼的两种社会功能是整合与互惠。综合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分析，礼与权力建构了三组关系，分别是展示权力、建构权力和维系权力。
现代外交礼仪是各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权力的重要途径。从宏观层面看，现代外交礼仪是国际行为体开展对外关系、实施外交政策、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全权代表达成协议后，在其获得批准成为法律之前，还要经过外交礼仪的强化（比如举行隆重的仪式）。从微观角度看，现代外交礼仪主要用来协调主权国家及相应国际行为主体代表的顺序，并根据代表受到承认的级别不同，对其给予区别待遇。在欧洲，外交官们非常关注仪式上的先后次序，他们掌握整个宫廷不同的礼仪形式，以避免对外交官所代表的君主及其本人的冒犯。
礼仪建构权力的过程主要表现为通过礼仪程序建构政治合法性。在传统西欧秩序中，帝王往往需要得到教廷庄重肃穆的加冕礼才能获得国际政治合法性，例如，拿破仑一世在1804年被教皇加冕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从此拥有了巨大的政治合法性。传统东亚秩序中国际合法性的构建趋同于国内合法性的构建，亦是通过复杂的礼治化途径来实现。到了清朝，中国对周边政权的册封礼仪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和庄重。
通过组织、举行和控制仪式来维系权力具有以下几种特性： (1)政治权力常常具有剧烈变动性，而礼仪则具有相对稳定性；(2)礼仪本身具有弹性，可以为政治行为的长久延续提供一套办法；(3)礼仪制度革新的延迟性使得权力的变革过程不那么激烈和暴力；(4)礼仪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可以有效维系权力分配。比如在清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督抚执行宾礼的方式，大致以《仪礼·觐礼》为原则，遵守六项程序，并由中央和地方各自执礼。但是，在晚清东西方国际秩序发生激烈交锋的过程中，宾礼作为一种权力的体现，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例如，对于英国使节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之争，两国僵持不下。清政府原本希望西方各国服从传统东亚秩序的各项礼仪规范，但在各国态度强硬地拒绝接受后，清政府为了使得自身的权力得以维系，便在礼仪方面进行了“妥协”，选择了调整宾礼的弹性方案。
古代中国礼宾礼仪的主要历史渊源
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虽然没有用西方式的国际法来对国家间的关系进行约束，却孕育出了一套颇具东方特色的国际规范，我们暂且称为“天下礼”。
“天下礼”的礼节内涵和仪式形式的根本基础是国内礼仪思想和制度的发展，渊源包括各国礼典、国际习惯和一般礼仪原则，核心礼仪规范是“五礼”之一的宾礼，在操作过程中是由礼部等政府机构负责管理和实施，并被详细记录在历朝历代的会要、礼典等经典文献中。
施行礼宾的过程具有庄重严密的一套程序安排，譬如中国历朝对朝贡国家的贡期、贡道、贡物、朝贡规模等都有明确规定，这都详细记录在相关文献之中。
自唐宋开始，宾礼和其他重要礼仪一起，在中国国内实现了礼典化，由礼部统筹负责。这些成文的礼仪规范一方面记录在《会要》等历朝历代根本典章之中，例如《唐会要》《宋会要》《元经世大典》《明会典》《清会典》；另一方面则记录在独立的礼仪典章之中，例如《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集礼》《大清通礼》。其他东亚国家的相关政府部门也会据此制定本国的礼典，对如何实行宾礼进行进一步规范，例如朝鲜王朝的《国朝五礼仪》。
同时，中央王朝等也会在二十四史等官方文献中详细记录前朝实施宾礼的情况。东亚各国政府的核心中央机构（如中国历朝历代的礼部，以及清朝的理藩院等）负责管理和推行宾礼。这些机构不仅负责宾礼的制订和执行，也负责转呈属国国王的奏疏，办理属国的册封、修贡、进贺、告丧等事务，承担着外交部门的功能和角色。例如，明朝在中央设礼部主客司，具体主管朝贡事务；设立鸿胪寺，掌管朝会、册封等方面的礼仪；设立行人司，奉命对朝贡国国王进行诏谕、册封、赏赐等外交事务；在京师设立会同馆，负责接待各国朝贡使者；设立四夷馆，承担翻译事务；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设立市舶司，负责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辨别表文、勘合真伪等事宜。
许多流传至今的图像资料也展现了古代宾礼的演变历程。比如，《职贡图》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一种特殊门类，生动记载了古代外国外交使节来华交流的情境。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职贡图》是南朝梁萧绎所绘，此后历代相沿，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唐朝阎立本《职贡图》、宋代李公麟《万国职贡图》、元代赵孟頫《贡獒图》、明代仇英《职贡图》、清代《皇清职贡图》等。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礼尚往来的繁荣景象，更能体会到求同存异的精神内涵。
在更宏观的国际秩序层面，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的规律：实力逐步壮大使中国具有越来越高的国际威望（也叫“天下正统”），但中国并没有成为霸权国或者殖民国，而是运用更多能力和意愿在国际层面推行礼治。理念构建的礼治原则、权力运用的礼仪逻辑、利益分配的天下礼制不断发展成熟。由此，“天下礼”进入规范的礼典化和组织化进程，内涵不断深化，形式愈加丰富，各国普遍接受，从而使整个东方国际秩序（也叫“天下秩序”）始终保持在长期稳定和平的状态，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
然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给原本较为封闭的东方世界带来了不少“意外”。从西方远道而来、风格迥异的人员、思想、传统、技术、货物等，逐步引发了18世纪东西方国际秩序的剧烈碰撞，典型标志便是两次“礼仪之争”，我前面提到的马戛尔尼拒绝“入乡随俗”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之礼为全球治理提供哪些经典智慧
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工业革命的到来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成就，给具有丰富精神文明含义的礼仪的普及打下了基础。但西方对于礼仪的重视，主要侧重于个人的行为规范，在整体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追求方面都比较欠缺。在国际关系领域，西方国家十分关注国际礼仪的外在形式，但却很少去理解和把握礼仪的精神内涵。而中国在这方面，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思想，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和各国学者要相互交流、相互切磋，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
2018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出发提出来的，也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
中国有3000多年蔚为大观的礼仪发展历史，这其中包括不少成功经验，也有不足和教训，我们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进一步去提炼中国之礼的现代内涵，为解决当今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古今对比的维度看，从前“礼和天下”的具体做法显然不能完全复制了，但中国之礼所蕴含的经典智慧依然可以带来许多独特的现实启示。在当今全球治理领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政治领域的仁礼存心，也就是避免滥用权力、以“礼”制“力”。“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中国不趋附于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也不追求某些大国一贯的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从古到今，中国一直坚信，每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强国，尤其要注意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有所节制、有的放矢，避免对他国发展做出过度反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
其次，经济领域的礼尚往来，也就是扩大各国利益、以“礼”促“利”。中国从不把发展红利“藏着掖着”，始终愿意与各国互利互惠，共赢共享。我们希望广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在新的合作机制、框架下实现共同发展，同时也欢迎所有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我们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普惠理念，讲求持续互动与回报的良性循环，指向的正是各国一道实现长远利益。
第三，文化领域的礼乐相成，也就是提升文明理念、以“礼”倡“理”。中国推动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中国正不断挖掘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厦门金砖国家峰会当中传承优雅、高贵的待客之礼，以柔性力量让全世界人民的心相连、情相通。
当今国际社会正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破解治理赤字，需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在这方面，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积极提供良方，从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