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不接地气”的通识教育,真的需要改良了

来源:《文汇报》2019年3月22日发布时间:2019-03-28

国内大学传统上以专业教育见长,以通识教育见短——这似乎是近几年从事通识教育的同仁的普遍见解,也是推行中国版通识教育的主要动机。

问题在于,有关通识教育的必要性,似乎一直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鲜有系统性的反思。

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与通识教育所承担的巨大教学负担之间,必须有所割舍

通识教育往往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文科生多上一点理科科目”“理科生多上一点文科科目”,并由此成为大学既有学科体系在授课对象方面的扩张。

但严格地说,这种做法比较粗糙。笔者虽然原则上也赞成文、理科学生得多了解对方在做什么,但彼此了解的基础,应该是一些具有共通性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满足“通识教育”的形式要求。

举个类似的例子来说。虽然我们不反对大龄未婚男女积极相亲找对象,但也不能“拉到篮子里就是菜”,简单粗暴地配对。这道理放到文理汇通这个领域,也是说得通的。一名有机化学专业的学生,为何一定要对《大学》《中庸》有深刻研读?一个搞数论的学生为何一定要背无数首唐诗?这些本事,除了在功成名就之后,在大众面前展示自己颇具人文素养之外,很难说在其长远的职业发展中有什么本质帮助。

 然而,一名为法院建立自动化推理系统的计算机专家,确实需要懂点法学常识;一位试图研究曹操家族血缘遗传路线图的遗传学专家,也得具备一定的文言文阅读水平,有能力通读与曹氏家族有关的古代文献。

 换言之,泛泛层面上的文理汇通缺乏“实战价值”的,而真正能够兑现为实际科研成果的,则是特定文科的特定路数与特定理科的特定路数之间的“精准对接”。不幸的是,大而泛之的经典阅读计划,往往难以提供此类“精准对接”。

 当然,部分学术同行或许会认为上述意见过于功利。但大学本科一共才四年时间,屈指数来,第一年熟悉大学教育环境,第二年进入专业学习,第三年刚刚找到点入门的感觉,第四年就要忙着找工作,再刨去中间参加社团、社会实践和谈恋爱的时间,青年学子究竟还有多少时间熟悉中西人文基础经典,畅游于人类先贤思想的海洋呢?

笔者在大学教授西方哲学与科学哲学。坦率地说,很多哲学专业的学生到本科毕业也不具备有关黑格尔、胡塞尔哲学等艰深哲学体系的入门级知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能对非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提出更高要求吗?

因此,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与通识教育所承担的巨大教学负担之间,我们必须有所割舍。

抓住“实战性”与“接地气”目标,向大学生提供新通识教育方案

 从当下实际出发,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紧紧抓住“实战性”与“接地气”这个目标,向大学生提供文理兼适、且对日后职业生涯也会产生助益的新通识教育方案。

 通识教育首先要突出的,是逻辑思维训练。逻辑思维或批判性思维训练对所有学科都具有普适性,却不是大多数中国大学新生的必修课。我遇到过不少理科朋友,在超出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时候,就基本不讲逻辑了。此外,对于自认为逻辑感不错却缺乏系统逻辑训练的人来说,是否能够在复杂的三段论推理中遵循“中项必周延过”等微妙的逻辑规则,也很难说。

其次是修辞学训练。修辞学这门学问,研究的是怎样的话在怎样的语境下能够起到更好的表达效果。修辞学在西方的鼻祖乃是亚里士多德,可现在的通识教育往往强调学习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却不强调出于同一作者、实用价值更高的《修辞学》,殊为可惜。

现在,一些大学纷纷开始要求部分文科生学习微积分,而实际上对文科更为实用的数理知识乃是统计学基础。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都需要使用统计学手段,而且统计推理的方法正在向某些新锐哲学分支渗透,实验哲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更重要的是,许多日常生活中的推理谬误不仅与逻辑相关,也与统计学相关。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训练并非目前通识教育的核心部分。

在笔者看来,除了上面几个部分,各校的通识教育还可纳入以下板块:

1.认知心理学入门

认知心理学是心理学研究中最为“硬核”的部分,却与人工智能等新锐学科的关系非常密切,亦在一定程度上与神经科学有交叉。对于认知心理学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理解文科交融的现实案例,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基本的心理学素养。

2.新闻英语翻译训练

大学英语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实用性不强,对于经典英语作家的解读难以迅速提高学生理解英语报刊的能力。大学英语教育应当朝着科技英语、新闻英语的方向调整,而将文学类英语阅读留给外文系的专业学生。

3.世界历史、地理知识

缺乏世界历史、地理方面的素养,是当下大学教育缺失的另一个维度。仅仅让学生阅读古代作家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的作品,并不能帮助他们读懂今天的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托克维尔的阅读也无法帮助大学生迅速理解“黄背心”运动的本质。以最有效的方式补足这些知识短板,这是通识教育应该考虑的问题。

4.职业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

 伦理学是一门很精深的学问,更直接有效的教学方法,是讨论与职业和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伦理学问题。这样,理科、工科与医科学生更容易从相关案例之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要执行如上通识教育方案,显然需要大学管理层重新调配既有的教学资源,而不能被既有的各科系教师的学术偏好“牵着鼻子走”。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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