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晖明教授长期观察思考研究，新近在《学术界》发表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与“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的发育》，围绕中国68年社会主义实践两个大的阶段关系展开讨论，强调他们之间的不断探索的一贯性、连续性。言之有理有据。特予推荐分享。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何建华研究员在推荐语中指出，张教授的文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视角所做的系统梳理，彻底否定了那种简单认为两个阶段是“矛盾”或“相悖”的错误观点，这也是当下积极推进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
张晖明教授的文章从理论与实践结合层面对我们党在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对这种制度的实现途径可能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对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不同社会主体所展开的经济活动机制等三个层次关系的阐述。正是伴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丰富展开，这中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试错”的探索，但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宗旨始终不变，这是68年来一贯的“底蕴”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实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相互联系的。前后两个阶段所存在的“重要区别”表现在，前一个阶段实践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为后面的阶段做了“测试”，起到了铺垫的作用。正是由前一个阶段所付出的价格不菲的“学费”，才使得后一个阶段，举改革大旗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年，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理论研究，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发表，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确立。此后，伴随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的社会化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一直是一门“显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其兼具“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或者说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学术特质，在回答财富增长原因的同时，也对财富增长的性质进行了系统分析。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以其创新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方法论，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上科学的轨道，通过发现概括社会再生产经济运行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基本范畴，并揭示出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相互作用的机理，用以分析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全面系统地解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性质，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和矛盾演化的制度前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分析，通过“统一战线”有效整合和组织社会进步力量，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带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由此开创了一条在生产力相对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征程。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自觉应用和积极创新探索。
现实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充满着马克思主义自身所特有的“创新”特质。依据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和研究任务加以考察，六十多年的历程，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制订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从如何组织农村经济到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从“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认识被清理纠正到“全党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解应用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到“解放思想”、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模仿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积极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形式；从简单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自我封闭”到主动“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潮流，分享“全球化红利”；等等。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进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不可避免存在某些不成功的地方或者说是教训。正确面对既有实践所走过的历程和经验教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总是坚守着一种信念，保持着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贯穿其中的是对既往自身所理解和应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地接受实践检验，不断探索、总结提高获取启发；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自身国情的有机结合。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从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出发，抓住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要矛盾，找准推进社会主义实践的工作重点，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自身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为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和能力。
一、68年实践探索的“一贯性”：前三十年努力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始终坚持了从中国自身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续写政治经济学新篇章。
“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实践的进程始终坚持了问题导向。我们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68年的历史，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发展演进的轨迹。从经济体制模式分析的视角进行考察，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可谓“走进”、“走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前面三十年为什么会选择“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模式？选择中央政府集中控制资源的“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对于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提供了什么经验启示？以至于今天在实践着的“走出”传统模式，以“改革、开放”方针驱动引领，推进经济体制的转轨，变革“计划”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经济关系，探索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加快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步伐的路径，开辟符合中国自身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定意义上说，改革的进程就是“市场深化”的进程。从改革起步的重视商品货币关系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到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明确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改革实践使我们加深了对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的理解。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得到拓展、不断丰富发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总是前行在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途上。把前后两个阶段的实践放在这样的场景下加以考察，就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科学的动态的认识和把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1.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历史和理论原因剖析
从1949年10月到1978年12月的30年时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第一阶段。准确认识这一阶段的实践，需要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复杂矛盾的解剖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取得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借助中央政府的权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启动工业化进程，建设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
但是，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确立，现实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作为“先行示范”可以学习模仿，当时的苏联，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以后，曾经提出过不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性的见解。可是，列宁没有能够具体展开对探索思考的贯彻实施，就过早地去世了。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因素和斯大林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苏联的经济体制被斯大林塑型，具有高度集权的特点，并冠之以“计划经济”的标签，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国的新生的政权自然只能是选择追随“苏联模式”。或者说，学样模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在这个阶段里，我们一直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认识框架里摸索。
细细考察，实际上，我们又可以将这30年分解成几个小的阶段。首先，在1949年10月到1953年“三年恢复时期”，我们的国民经济经过了短暂的“休养生息”。此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起步，着力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凭借政权的力量，推进实现工业化，致力于建设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通过集中手段控制资源解决结构性问题，能够更快地解决替补经济结构存在的空白、克服经济结构瓶颈。“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通过当时的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的上马，形成工业化的“骨架”和进一步拓展工业体系的基础，经济发展取得明显的成绩，这也强化了我们对集中计划经济的“迷信”。到了“二五”时期（1958-1962），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就出现了巨大的波动。“二五计划”开始时，国内经济状况较好，重工业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得以建立，加之“三大改造”相继完成，被认为公有制主体地位已经基本确立。由于“一五计划”的成就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导致对客观经济自然规律没有深入的研究，对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复杂性缺乏十分自觉清醒的认识，“二五计划”制定了超高的发展指标，甚至是以“大跃进”的动员方式搞经济建设，变成完全是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这种理想化的朴素的愿望自然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由此产生了对领导人治理国家能力的压力和焦虑，强化了领导人“运动式”动员社会，解决经济问题的“集权”工作方式，使整个国民经济进入“收死放乱”的循环。在“集中计划”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里打转转。
实际上，对于如何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思想的探索与实践的展开似乎没有能够契合。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曾经明确指出，“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思想和认识上秉持着一种比较谨慎稳健的工作态度和探索精神。
然而，回到具体的工作场景，实践是不能等待、不能停下来的。客观上说，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我们党不可能有充分的理论研究储备，提出完全独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设计蓝图”，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也缺乏十分全面的研究。况且当时的理论环境也不允许有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理论出现。因此，只能是向已经先行步入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老大哥”学习，模仿其经济体制模式；以至于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安排，原来规划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推进完成的任务，只用了三年就“走过场”完成了。与此同时，在农业部门，原来设计的组织农民走集体化规模经营路径方式，要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分阶段推进设计。同样也受到苏式体制中的“集体农庄”模式的影响。原计划分阶段梯次推进的工作安排也很快被放弃，在1958年就全面推进“人民公社”制度。不仅如此，我们在如何推进工业化的努力中也只有寻求与苏联合作，以至于安排由苏联帮助建设引进其156个工业项目。一方面，这些项目的建设，确实是对于我们加快建设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些项目的安排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们对工业化理解上的简单化。可以看到，在经济结构比较简单、所面临的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以计划手段集中配置资源，安排投资建设大的工程项目，可以获取比较明显的工作效果。而仓促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方式，显然是存在诸多的“夹生”现象，造成具体工作开展中的矛盾累积，对此也引起领导层的警觉和重视。1956年2月后，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形成了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在1956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紧接着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又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同样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一直是抱有对现实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的探索精神。
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规定性和特征是什么？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性如何转化为体制性安排？具体的体制运行中又应该如何处理处在这一体制中的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体制运行的具体机制又是怎样？所有这些，都还是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认识和成熟的运行体系，总是处在一种探索和“试错”的工作方式中。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对既往经济工作进行了总结检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计划指标如果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那就不会发生过重、过死的问题了。今后订计划，一方面要有统一的计划，另一方面，在统一的计划内，要给下面留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使下面能够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去安排，特别是在因地制宜方面，在发挥地方积极性方面，都要做得更好”。可见，当时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对如何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提出工作内容方式上总是保持着不断总结改进完善的思想诉求倾向。
但是，本来的探索讨论选择中存在的认识分歧，受斯大林主义的“强势”的影响，党内存在的“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逐渐占得“上风”，特别是1955年6月斯大林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版）出版，以后还有第二、第三版，1959年到1960年，毛泽东还组织有关理论人物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正是这样，斯大林所建构的对社会主义规定性的教科书解释，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该书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三个基本特征：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成为对社会主义制度规定性权威性的解释，中国后来相当一段时间里经济制度演进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依据这样的理论展开的。
2.传统体制运行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征的探索
现实社会主义的图像如何描绘，具体的实践推进如何有序开展，涉及到经济理论的多层次内容：如何贯彻和体现“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则要求；在一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社会再生产的资源配置方式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还有，这种体制运行中又具体表现为什么样的“经济机制”？这三个方面相互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在理论上有充分的讨论，从而能够形成清晰的认识理解。换句话说，对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理论认识只能是简单地接受斯大林的“理论模式”，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的概括，成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工作的“范本”被采用。
具体说来，就如何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对城市小手工业者和对广大农民组织起来的做法，形成“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公有制生产关系迅速被推开固化下来。这一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过程把公有制生产关系注入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前所述，必然存在着“简单化”的问题。笔者记得在《陈毅市长》电影中有一个镜头：民族工商业者白天敲锣打鼓到市政府报喜，“公私合营”了，晚间回到家里抱头痛哭，表现出对家族多年积攒形成的资产难以割舍。这一镜头就是对“改造运动”“夹生饭”的一个注脚。根据斯大林的说法，即使是“全民”和“集体”这两种公有制形式，还附加有所谓“高级”、“低级”之分，认为全民所有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高级形式。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这种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具体的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活动内容的担当主体，又只能是由政府出面。也就是说，“全民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实际的经济活动当事人，必然就落在了“政府”身上，由此形成“政府所有制”，全社会经济社会事务全由政府包了下来，表现为“政府全能主义”。因为“集体所有制”需要向“全民所有制”看齐，实际上成了“二全民”。本来意义上的“公有制”的规定性，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形式追求性的工作任务，不顾生产力自身的条件和劳动者当事人的接受参与方式、不顾所有制关系与产业领域和产业经济活动具体内容，完全与现实生产力相脱节。除此之外，对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公有制难以覆盖的经济活动内容，对于居民个人可能从事的生产流通行为，则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加以限制和批判，且一再强调要加以割除。足见在处理配置公有制生产关系时的“过于简单、宽泛”的问题。
其次，关于计划经济，即如何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和在一定配置方式下的经济运行机制问题。由于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所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视作经济制度基本内容，采用简单对立的思想方法，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需要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处理资源配置的工具，采用直接的实物分配方式，以纵向的直接计划调节对全社会再生产活动进行管理，似乎这样就可以消除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再生产的“盲目性”。况且，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当时国民经济生活中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中央政府的直接计划对于克服比较明显的结构性问题相对有效，进一步滋长了对于“计划经济”的迷信和膜拜。本来国民经济活动中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关系的处理在微观场合的许多事情，都集中到中央政府的直接计划管理。这又与对公有制的简单理解和简单处理相叠加，政府的直接计划把国民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都管起来、包下来。表现为财政的统收统支、生产资料资源配置的统购包销（统包统配）、劳动力就业和薪酬处理的统分统配，计划经济、实物配置的经济运行滋生出全社会对政府的依赖，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个人吃企业的大锅饭，国民经济运行低效率和“短缺经济”相伴相生。
计划经济的见证：粮票
再之，关于按劳分配，从形式上说，按劳分配隐含着对于劳动者劳动贡献的重视和相应激励。但是，如何客观地评价劳动者的劳动贡献，缺乏合适的评价工具和客观的尺度，加之对劳动力资源的统分统配，自然就滑向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呼隆”薪酬处理方式，导致大生产作业方式下，“团队作业”条件下的“搭便车”行为成为常态，形成对劳动者行为的“逆向激励”，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不高，“按劳分配”原则难以得到贯彻落实。尽管“按劳分配”原则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各尽所能”，实际上，全社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在中央计划部门不可能事先获取每一位劳动力的“所能”，并科学客观地加以配置。更何况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充分动员各类资源，特别是对于稀缺资源（包括技术、资金等）形成正向激励以充分调动资源开发利用，形成对稀缺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和经济补偿。形式上，传统的分配方式表现为关注了“公平”，但是，“大呼隆”、“大锅饭”的薪酬处理，挫伤了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损害了劳动生产效率。最终只能是全社会劳动者工资收入提高不快，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改善不明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前三十年的实践，依据斯大林所概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原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被作为“命题作业式”的解答推进，转化为资源配置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正是围绕集中计划管理的工作方式展开，形成“集中计划管理体制”。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环境条件缺乏客观全面了解，简单以“三大特征”去衡量一切经济活动的做法，隐含着追求“纯而又纯”的思想倾向、“宁左勿右”的“左倾”，以至于“左”成为工作主基调。脱离中国实际的经济政策必然带来对生产力的破坏和国民经济的低效率运行，产生了对领导人治理国家能力的压力和焦虑，进一步强化了领导人“运动式”动员社会，解决经济问题“集权”的工作方式，使整个国民经济进入“收死放乱”循环。实际上，这种焦虑和以集权工作方式消化存在问题的努力，潜意识总是想找到一个新的“出路”。联系上世纪60年代面对经济运行中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我们也尝试过对企业管理体制的“上收”“下放”，但是，这种企业隶属关系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企业作为政府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效率。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从根本上跳出既有的对现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中的“当事人”关系和行为机制的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完整理解。实践证明，要摆脱旧有的对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的俗臼，必须跳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思想理论上彻底清理，摈弃教条主义，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
二、68年实践探索的“一贯性”：在既有努力基础上校准新发展路向
经过前三十年的艰苦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也留有诸多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实践证明，简单地以“拿来主义”的理论指导、模仿式地展开经济建设工作方式，存在着明显的经济运行管理方式与中国自身实际之间的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抑制了社会主义制度本来所具有的引领和容纳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优越性。对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既往的探索尝试主观上的努力与中国经济社会客观存在实际之间的脱节就十分清楚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需要认真全面深刻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年所做的种种努力加以总结，需要有“实事求是”的原则方法，需要有思想解放和扎根中国自身实践土壤的理论创新，以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自身特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质。正如邓小平在1984年10月26日会见马尔代夫总统时的谈话中所指出的，“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理论和工作实践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重要岗位上，及时发起全党，尤其是党内的高层领导开展理论务虚，以一种宽松的研讨方式呼唤和推动“实事求是”的党的优良传统的回归，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工作指导方针。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思想理论的“交锋”中使“实事求是”重新扎下了根
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正是有了“实事求是”的方法武器，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重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解放”大讨论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不断提升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类社会主体都听从于中央政府计划。难以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反而养成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吃“大锅饭”，形成主体自身的行为惰性和“逆淘汰”机制，以至于整个经济运行的低效率、经济生活失去活力。前已述及，尽管针对国民经济低效运行，特别是企业活力不足问题，我们也有所觉察并尝试改变，但总是在原有的认识框架下，被束缚在“斯大林模式”中没有突破。那种脱离实际的“左”的诉求，甚至是一味强调“政治挂帅”，把经济工作丢在脑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将整个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换句话说，总是在低效率状态徘徊，没有能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发挥，这种状态如不改变，最终必然会葬送掉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讨论，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经过多场讨论会议的“思想风暴”，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要善于学习，要研究新问题”。这次会议促动党的高级干部对既已开展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完整的总结反思，在“解放思想”的口号引领下，党的思想路线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轨道。再一次体现出我们党重视理论学习，善于在实践进程中及时总结检讨，对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矫正前行方向，不断提高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央工作会议的理论务虚，为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讨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会议明确了“改革开放”方针。从此，中国经济揭开新的一页。从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总结回眸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摆脱僵化教条的对社会主义规定性的理解，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蹴而就的跳跃性的事情能够做到的，长期积淀形成的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理解，需要用改革开放实践带来变化的事实加以“开悟”和“启智”，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驱动能量，去逐步消解旧有的思想理论观念与经济体制改革举措的羁绊，摆脱由这些旧观念产生的“路径依赖”惰性，使得改革事业总是以一种渐进的、不断深化递次展开、分阶段推进的图像展现出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人民日报》1983年7月1日第1版
2.理论创新及时产生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产品价格调整起步，一方面通过价格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对城市居民劳动者施以调价补贴，由此松动经济运行体系中的价格体系。而后逐渐将改革的重点转到城市经济中来。针对传统体制的弊端，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不尊重企业的法人地位和劳动群众的创造能力，改革从触动计划管理的力度和范围开始，以“扩大企业自主权”起步，唤起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理性”复归，承认和尊重经济主体的独立利益，形成了千军万马主动积极关心劳动绩效的局面，国民经济活力大大增强。驱动着中国经济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从1979年以来保持了连续三十多年的10%左右的发展速度，到2010年，GDP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
我们可以从经济体制建构的几个主要侧面对渐进的改革进程做一个概要的总结性描述。就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变革而言，先后经过了从原来的“统收统支”、“国有国营”，到“放权让利”的经济责任制、所有权经营权“适度分离”，以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企业改革的工作重点是“搞活企业”；再到“利改税”，视国有企业为市场活动中的“独立纳税人”，由此提出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创新”概念（1992年，“十四大”），形成政府与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新型主体关系，以“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政府与企业关系是“出资人”与“用资人”之间的新型市场关系。以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标志，可以称之为“搞活国有经济”阶段；一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混合所有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解决好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由此探索形成“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新体制。
与此相伴随的改革，在劳动者就业制度方面，从传统的“统包统配”，走向逐步放开“自主择业”，用人单位的“自主招聘录用”，实行“劳动合同制”，劳动者薪酬水平管理也从统一的工资薪酬标准，走向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议工资”，工资水平逐渐走向由市场决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此后，《劳动法》和一系列配套法规相继颁布，养老保险制度初步建立，企业自主用工制度进一步落实，全员劳动合同制全面推行。对于国有企业，政府有关部门只是控制薪酬总额，非国有部门则是完全放开。在发育劳动力市场的同时，承认劳动力个人禀赋的差异，特别是鼓励科技要素和“管理”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有机结合，将之与“一般劳动”分开，从而导入“人力资本”概念。与此同时，结合市场对生产要素资源“稀缺性”作用机制的评价，逐渐引入各类生产要素对产出贡献的独立意义，将之导入报酬分配体系，形成“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分配关系模式。借此刺激调动各类要素的活力释放。
进一步展开，在尊重个人利益和经济理性，允许劳动力自主择业的基础上，我国经济生活中逐渐出现了“个人出资、自我就业”兴办企业的“非公经济”现象，与摆脱“短缺”、填补市场空白的市场机会相联系，“非公经济”被允许存在和发展。从传统体制下追求“一大二公”，视“非公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到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主动吸引外资进入，发展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经济，到允许私人注册兴办企业，以至于将“非公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力量，“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2年）。到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这一提法予以采纳。从过去的“有益补充”、“必要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跨过一道道藩篱，走进了“阳光地带”。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对不同竞争主体要实现“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标志着所有制关系的改革进入一个全新的理论认识和时间推进的新阶段、新境界。
我们再来看反映经济体制特征的资源配置方式又是如何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轨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路径。如前所述，在引入商品货币关系，赋予企业自主经营权利，允许企业在既有的计划安排之外自主采购、自主生产和自主销售，实际上就是一种“计划外”的市场行为。同样地，允许居民个人自主择业创业，相对于传统体制追求“一大二公”，排斥非公经济行为而言，也是一种“计划外”的开放投资准入的市场行为。因此，“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发生变革，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一直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强调“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由此，逐步厘清得出在社会再生产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问题上，如何处理“政府”的作用与“市场”的作用是一对彼此融合、彼此互补嵌套的经济关系。“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2012年11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中，更是清晰地表述为“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得在具体开展各项经济工作时，首先要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作为基础性的作用先行，这就是要在尊重经济规律基础上施以政府宏观管理措施，使市场与政府作用互洽互补，相得益彰。
以上我们叙述了1978年底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缘起，全面总结检讨既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确立起“改革开放”方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篇章。我们着重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主要方面的推进和与之相伴的对体制内容的认识进行了梳理。包括，赋予各类经济主体的自主地位、尊重主体理性；探索公有制实现的新形式，解决好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开放非公经济；在发育劳动力市场的同时逐渐导入“要素稀缺”产生的“要素报酬”评价，形成收入分配关系上的“按劳分配”为主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分配体制。由此必然有经济体制其他各个方面的相应变革。不难发现，改革推进进程的理论深化引领，以我们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节点，从1978年底确立“改革开放”方针，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市场取向”改革全面启动，极大地解放了各类社会主体的创造性力量，提高了全社会对于市场配置资源特性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因此，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改革目标的具体内容在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具体化设计，遵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任务所推进的改革深化，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框架已经初步生成，在此基础上，如何以经济体制改革引领改革走向纵深，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其他领域展开配套改革，一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表，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总体目标，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引领作用，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体制的全面改革。进入“深层次的”“啃硬骨头”“涉险滩”攻坚阶段，以全面建构经济社会治理的“四梁八柱”。可见，近四十年的改革进程的分阶段推进，凸显出鲜明的改革深化的节奏，成功地实现经济体制的顺利转轨。反映出我们党积极进取、主动有所作为，不断探索前行在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清晰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三、改革开放实践催生发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上述对中国68年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前后两个阶段的考察，我们党在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对这种制度的实现途径可能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对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不同社会主体所展开的经济活动机制，这样三个层次的关系，正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展开，其中必然存在一定的“试错”的探索，但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宗旨始终不变，这是68年来一贯的“底蕴”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实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相互联系的。前后两个阶段所存在的“重要区别”表现在，前一个阶段实践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为后面的阶段做了“测试”，起到了铺垫的作用。正是由前一个阶段所付出的价格不菲的“学费”，才使得后一个阶段，举改革大旗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这些都是我们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理论研究工作必须重视的对比参照的“活教材”。
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摈弃僵化教条的思想方法，摆脱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束缚，以“市场取向”、“增量改革”推进，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部单项试点，到区域推进深化；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拓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贯穿改革开放进程的思想理论的不断创新演进，蕴含着丰富鲜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养料，需要我们扎根中国土壤，潜心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总结，从事实、案例和时间阶段进程总结得出经验，从经验概括分析得出理论归纳见解，从理论见解提炼得到概念范畴，从概念范畴的逻辑关系发现规律，逐步丰富发育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境界。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近几年来对经济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工作目标任务。
理论的创新引领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深化所面临的难点又刺激了理论研究的创新，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在经济社会运行的多个领域、经济体制建构的多个侧面产生变革，提升了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领导能力、对社会建构复杂关系的驾驭能力，同时也锻炼了经济生活中的多个主体对体制变革带来的震动影响的承受能力。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素材养料，相关专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发育形成较为清晰成熟的理论成果。理论的发育走向成熟也促成“新经济体制”的“四梁八柱”架构的设计施工能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发展的新阶段。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做一个梳理总结概括。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中国实践的现实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新认识，明确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程的系统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明确回答现实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和务实前行的出发点，才能更好地找准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工作任务，才能准确判断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也正是在经过现实社会主义第一个阶段的实践认真总结反思基础上，对于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的扎实前行得出的重要判断。
实践告诉我们，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马恩所预言的“未来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社会，她的第一［初级］阶段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先出现的理论逻辑轨迹不同，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因此，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差异，当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得以实现，现实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必然面临更加艰辛的探索和努力。如何借助社会主义制度条件，解决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状况，加快发展生产力，必然就是一个最为迫切、最具现实意义的工作任务。正是在认真总结反思既往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方针，全党的工作重心回到经济建设上来。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的论断，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会议上（1982年9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命题，1987年8月，邓小平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到了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会议上，对于“我国还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作了充分的阐述，形成全党的共识。基于这一基本判断，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避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出现“左”或右两种错误倾向。由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明确了方向，开拓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正是这种对现实社会主义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得以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即使是经过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持续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已经攀升至全球第二位，中国经济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我国现实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使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不忘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第一要务”，不忘初心，行稳致远。
第二，新国际环境与新全球化理论。准确认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由此形成发展的“重要机遇期”的判断。基于这一判断，动员全党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邓小平在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的基础上，将世界的主要矛盾精辟地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明确“和平和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对于自觉抓住发展“机遇期”树立“紧迫感”，强化工作责任，鼓舞工作干劲，具有特别的意义。正是基于这种对于时代发展主题的清醒认识，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有助于思考如何充分用好国际经济环境，处理好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促成我们更加自觉地认识世界经济发展分工机会，主动自觉地学会善于利用“两个市场”和资金、技术比较优势。
第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理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工作”，经过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也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到的全党的共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命题，也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工作“抓手”。邓小平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我们“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68年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经济体制机制的变革可以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制度条件，引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第四，新发展理念。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形成“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和共享”指导经济发展的成熟完整的理念。特别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主动积极加入世界分工体系，积极应对新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在推进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于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内容和处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条战线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整体协调能力，不断摸索总结积累推进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规律。对于不断开发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量，全面认识并妥善处理发展进程中与时空维度相关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社会阶层主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友好，与全球化潮流和世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展绩效和目标实现与发展目的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充分享有发展成果这一立党初心和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上。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我们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行中已经形成更为成熟的指导理念，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
第五，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理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成功推进了经济体制转轨，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改革目标，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调控作用”。从社会主义运动实践出发，认识到“商品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经阶段”，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机制是处理生产分工关系和资源配置的工具和手段，对应于市场手段的计划机制，表现为政府的工作职能，在经济运行中又是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以表现。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接见美国记者吉布尼的谈话时，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再后来，1987年，在谈到“计划”与“市场”关系时，邓小平又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伴随改革深化的进程，对于市场机制的认识不断深化，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同时明确了“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调控作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形成两者之间的相互感知、包容互洽、良性互动。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受到重视。
第六，“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机制。混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实现的重要形式。首先，联系生产力发展特点加快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多个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释放生产要素活力，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通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处理好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融性，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第七，生产力要素多样性和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联系市场经济特点和加快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积极探索“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的资源配置体制机制。表明我们在对生产力发展的理解认识上不断深化，对于资源配置的具体内容有更加细腻的理解。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种对于生产力要素的理解折射出的是对于生产要素的细分，是对于分工理论的具体应用，也体现了我们对于生产力的驾驭管理能力的提高。正是这样，在处理要素报酬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在坚持“按劳分配”基本原则的同时，引入“按要素分配”的新机制，处理好“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使收入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相契合，有助于促进分工、促进生产力发展，调动各类生产要素主体的积极性。由此着力于在要素产出和要素组合机制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和要素资源配置机制的不断优化。
第八，区域协调平衡发展理论。联系中国经济发展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人口分布以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存在的东中西部发展水平的落差，加之改革开放推进进程中的东部沿海以自身区位条件优势较早起步，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因此可能出现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拉大。针对这种可能出现的问题，伴随近四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央政府先后及时导入区域推进发展战略措施，包括“西部大开发”、“东部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多个区域发展战略举措，还有“新型城镇化”对区域创新的整体推进战略。与此同时，东西部省市区之间的“对口支援”成为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区域结对，发达地区带动不发达地区的联动发展的工作方式。除了这些直接指向区域协调平衡发展的调控措施外，一项最重要的宏观管理手段就是财政体制安排的“转移支付”手段。伴随改革深化和全面推进，进一步明确了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清晰地认识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近四十年来，基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中处理好区域协调平衡发展关系的工作经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九，新宏观调控理论。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特点变化，宏观经济管理的工作重点及时加以变化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理论。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处在“紧运行”态势，伴随体制转轨进程，宏观经济管理主要采取“需求管理”的工具手段，通过对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实施调控管理，通过“放权让利”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开放驱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迅速走出“短缺”状态。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迅速融入全球化潮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享有全球化红利，促进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锻炼培育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外需市场所受到的冲击和量的萎缩，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冲击，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从既往的“资源推动、投资推动”要求朝着“创新推动”转型，针对国民经济运行新的特点，及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的宏观经济管理举措，明确“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五大工作任务，同时，在财政和金融等宏观管理措施运用上，引入结构性措施，实施“预调微调”和“定向调节”，表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工具手段和能力全面刷新，进入新的工作境界。这反映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和驾驭能力的提高和宏观管理经验的积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能力的积累。
第十，经济体制改革牵引理论。在全面深化改革“五位一体”的工作体系中经济体制处在基座的、发挥“牵引”作用的地位。这一理论揭示出经济体制构造在社会体系建构中的地位和特点，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也反映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工作内容。纵观近四十年改革历程，经济体制的改革对经济运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多个环节管理方式的变革，对经济活动各类主体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大大调动了经济活动参与主体的工作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产出效率，驱动经济快速发展。以相对宽松的经济实力，为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创造扎实充分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也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配套协调环境，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纵观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实践68年的历史，对照总结前后两个大的阶段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推进经济体制转轨，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的实践孕育积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GDP总量规模迅速攀升至全球第二的位置，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生命力，也为我们进一步不断完善这一理论提供了实践依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