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这在本土学术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对西方哲学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一观点的渊源，即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所谓的“精神科学”(即我们所说的“人文科学”) 与“自然科学”的二分。按照他的观点，人文科学事关价值与殊相，而自然科学关乎事实与一般。
虽然李凯尔特在我国并不算是很有影响的哲学家，但是其所背靠的“大树”———康德哲学却在我国学术界根深叶茂，这就导致了某种不自觉的“李凯尔特主义”思想在我国人文学术界事实上的强势地位: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应当将注意力集中于经典文献的解读之上，而不应将过多的注意力移向自然科学与实证性的社会科学之上。
但是，人文学科的这种固守格局，却越来越面临存在合理性的拷问。今年以来，从韩国棋王李世石与谷歌公司研发的计算机围棋软件“AlphaGo”的对抗赛，到引力波首次被人类直接探测，再到世界首例获国家监管机构批准的人类胚胎编辑研究在英国开启……科学界不断传出具有全球轰动性质的新闻。这些新发现以及技术的新进展，将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循着这些问题，到苦苦守望“价值与殊相”的本土人文学界寻找答案，结果可能不太如人意。
让“高傲”的人文学科屈尊，接受看似“低俗的”经济学术语 (或其它实证科学术语) 的秩序输入，本身就是一种勇敢的自我拯救。
其实，这当然不是说本土学界缺乏对于这些新的科学进展的科普介绍以及相关的商业前景展望，毋宁说，我们缺乏某种能打通人文社会科学视野与科学视野的“学术纵观”，以便对相关科研进展的思想前提与精神脉络进行通彻的“X光透视”。
造成这种分裂的深层原因，与上面提到的“康德—李凯尔特主义”的盛行相关:对经典文献的解读长久地被视为人文学者的“正业”，而现实世界的科技进展的关注反而被视为了“副业”，并难以在大学所属学院内部的评价体系中得到同行的充分承认。但从学院外部观之，这样的“副业”恰恰是填补学院学术供给与公众智识需求之间鸿沟的桥梁。因此，中国人文学术的“供给侧改革”的真正着力点，恐怕正在于此。
然而，使用“供给侧改革”这样的经济学术语来讨论当下中国人文学术的现状，或许在提法上就会遭致“以经济学思维入侵人文领域”之类的指责。不得不说，这些指责者强烈的心理防御机制，恰恰就是他们所已罹患的“李凯尔特病”的一种典型症状。
在笔者看来，让“高傲”的人文学科屈尊，接受看似“低俗的”经济学术语 (或其它实证科学术语)的秩序输入，本身就是一种勇敢的自我拯救。历史上，马克思就曾以输入英国国民经济学术语的方式来完成对于一向自我标榜的德意志形态的涤荡，麦金泰尔也曾在 《依赖性的理性动物》 一书中通过援引关于海豚行为学的研究资料，来深化他自己的德性伦理学表述，而在丹尼尔·丹尼特的心理学哲学著作中，我们也发现了认知科学术语对于哲学的全面入侵。
实际上，只要我们接受美国哲学家蒯因关于“知识球”的隐喻(根据该隐喻，人文知识的外围就像球的表面那样，将不可避免地接受来自实证科学知识的各种渗透)，而挥别“李凯尔特主义”的话，那么，人文科学的从业者就会将“接受入侵”视为研究的“新常态”并坦然面对之。
传统的人文经典不会告诉我们哪些转基因食品是可以发展的哪些不能，同时也无法告诉我们如何在维护公民隐私与发展大数据技术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思考这些新问题时，我们并不是不能向经典“借脑”———然而，“借脑”本身是否有成效，还得取决于“借脑者”自身的开拓精神。
为何人文学科对于实证科学内容的学习，就能够起到某种类似于“供给侧改革”的效果呢?
我们知道，纯粹经济领域内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命意，就是提高产品自身的质量密集度，挤掉与市场需求无关的水分，并针对市场的口味补强生产短板。在通常情况下，市场的口味总是偏好于内容丰富且富有创意的产品———这一点无论对于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产品均是适用的。从这个角度看，以文献解读为核心的传统人文研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与上述市场需求相脱节的。
一般而言，学术圈之外公众并不是特别需要知道柏拉图对话的某段文字的“隐微意义”究竟是什么，他们需要知道的是:柏拉图的智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他们认识现有的世界所发生的新变化。考虑到经典文献总量的相对恒定性以及现实世界信息爆炸的现实，对于前者的过分关注就必定会导致对于后者的疏忽，并由此导致“知识供给侧”与“知识消费侧”之间的相互脱节。
对于上述议论，笔者能够预感到，有人会狐疑地发出质问。一种代表性的反驳观点或许是:只要我们熟读经典，那么经典自身就能够提供对于现实世界的有力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在人文科学的领域内过分强调对于实证科学的学习，意义或许并不大。
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在高校内部并不“新鲜”，但仔细想想，它还真是越来越站不住脚。
我们首先要问，经典是如何产生的? 可以说，伟大经典的创制者，往往都是通过对于当时的思想市场的观察来提供精神产品的，而丰富的经验知识 (而不是文献学知识) 本身则为这种创制提供了丰富的手段。譬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研究，正是他对于当时希腊城邦政治的经验观察所作出的思想抽象，而其形而上学探索所具有的亲和于现实经验的色彩，也受到了他早年所从事的行医活动的影响。无独有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骨架其实是由其对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丰富知识所支撑的，否则我们也就很难理解他的阅读范围为何会如此深入到经济学、历史学等实证科学的细节中去。
反观今天的文献解读者，一边抱着刻舟求剑的想法去固化经典文本的字面形态，一边却对经典创制者直面现实的精神实质不闻不问。从这个角度看，认为经典本身就包含着现实问题求解方案的想法，恐怕只能被视为研究者对于自身“鸵鸟策略”的一种漂亮的掩饰。由此导致的具有反讽性的现实便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学院化研究脱离了对于现实政治的研究而成为文本游戏，对于马克思的学院化研究成为了对于别人 (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如何研究马克思的研究。长此以往，学院内部便习惯于以经典创制人或者经典的名称作为专业分类的依据，由此构成自我循环的评价体系，并日益与学院外的真实智识诉求脱节。这样一来，对于经典的名义上的捍卫者往往就会走到经典创制者所鼓吹的原创精神的反面。
应该看到，我们时下所处的社会结构空前复杂，而且还将随着新的社会技术与科学技术的发明变得更为复杂。指望经典阅读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上的大多数，要么只能是缘木求鱼，要么就使得我们陷入主观愿景而自欺欺人。
具体而言，传统的人文经典不会告诉我们哪些转基因食品是可以发展的，哪些又不能，同时也无法告诉我们如何在维护公民隐私与发展大数据技术之间找到平衡点。亚里士多德曾经连奴隶的基本人权也不予以承认，然而，现在的有些超前的伦理学家已经在严肃地考虑“完整意义上的智能机器人是否应当被赋予公民权”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思考这些新问题时不能向经典“借脑”。然而，“借脑”本身是否有成效，还得取决于“借脑者”自身的开拓精神。譬如，马基雅维利在 《战争艺术》 中对于古典兵法的复活，便是以文艺复兴时代火枪战术对于弓箭战术的取代为技术背景的，而莱布尼茨之所以从《周易》 中看到了二进制，也恰恰是因为他本人已经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与逻辑学家了。从这个角度看，古为今用，而非食古不化，才是延续传统，推陈出新的上佳路径。
经典学习与现代科技知识的学习都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今人与古人相比，在生命周期方面并无成倍之增长，所面对的知识总量却已有天壤之别。在此情况下，对于经典学习的过度强调，必然会导致学人关注“新学”的时间资源大为减少，而不利于汇通文理的综合视野的形成。为此，我们大可从马克思本人的求学经历那里得到灵感。马克思最为密集地讨论古典哲学的文献便是其探索伊壁鸠鲁哲学的博士论文，尔后，他又从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主义者那里得到了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信息。不过，从《1844年手稿》 开始，对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考量就占据了其学术文本的绝对优势，而他晚年遗留的数学手稿则又说明了他对于与经济学相关的数理问题的浓厚兴趣。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之所以终成大器，恰恰是因为其学术成长经历本身就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去人文化”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今日的继承者，我们更需要继承的是先贤在不同学科的边界勇搭桥梁的学术锐气，而绝非其遗留的文本所具有某些浮面特征。
就目前国内的人文学科研究现状而言，以经典阅读为核心的旧学术产能便是需要压缩的“过剩产能”，而汇通文理的新学术产能尚且需要大力挖掘，遑论“废弃”二字。
有些读者或许会说:人文学科毕竟与自然科学有别，将人文学科彻底取消掉，最终会使得人类对于价值问题的系统追问丧失制度上的保障。
对于此疑虑，笔者的回应是: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淡化，绝不意味着取消人文学科。所谓的“供给侧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压缩过剩产能”与“增加新兴行业产能”这两个方面。就目前国内的人文学科研究现状而言，以经典阅读为核心的旧学术产能便是需要压缩的“过剩产能”，而汇通文理的新学术产能尚且需要大力挖掘，遑论“废弃”二字。
至于为何说挖掘此类新产能的工作还应当主要由人文学科 (而非自然科学) 来做，则又是基于如下观察:人文学科的从业者对于价值观问题，有着比自然科学家更为强烈的敏感度，而价值观与具体科学知识不同，很难通过短时期的密集学习予以树立。因此，在我们需要处理的是那些既要考虑到科学事实，又要考虑到价值观问题的复合型问题之时，人文学者 (当然是已经对相关科学事实有所了解的复合型人文学者) 自然就会有其不可取代的“视角优势”。自然科学处理的问题一般都比较精专，因此，一般自然科学家看到的问题域也会比较有限。至于人文学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则是技术的宏观思想前提与技术路线 (而非具体技术细节)，因此，人文学者也就比较容易从一个比较高的层面把握住某些复杂问题的症结。
有人或许还会问，人文学科的“供给侧改革”即使是有必要的，其可行性又体现于何处呢?
实际上，现在最关键的一点是改变心态。要以谦虚的心态，承认人文学科现有的“供给侧问题”，然后才能抱着见贤思齐的态度去补齐短板。具体而言，可操作的举措大致包括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汇通文理固然不是容易事，但是作为初学者，入门路径便是去阅读那些已经具有文理汇通性质的图书。举例来说，演化论的思想对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直接去读演化生物学的教科书显然对大多数人文学科的从业者来说有点门槛过高。更可行的方法便是去读哲学家丹尼特写的 《达尔文的危险观念》。再如，统计学的工具对于当下的人文社科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人文学者与其花费大量时期系统去专门学习统计学，还不如去读一下西方科学哲学教材所涉及的关
于统计学知识的介绍。依据同样的思路，去阅读德瑞福斯的 《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也是一般人文学者了解人工智能科学的方便法门，其效率要远远高于直接阅读计算机专业教材。
第二，人文学科从业者对于实证科学知识的关注，必须要与本研究课题联系在一起，而不要在“赶时髦”中徒耗精力。如果你是搞政治哲学的，去了解一下博弈论的知识就对你就很重要，而关于“引力波”是怎么一回事情，则不必太上心。而更为宽泛地看，相比较其他科学门类而言，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与神经科学由于直接关涉到对于人性的探索，相关的科研成果应当得到人文学科从业者更多的注意。
第三，目前就文理交汇的新式人文学科研究方式而言，英语世界依然占据全球领导地位，因此，国内研究者在英文文献的搜索与阅读方面依然要投入必要的精力。这样做当然不是拱手让出学术话语权，而是为了补足短板，以西洋之长补我之短。
依笔者浅见，在这三条具体学习路径背后，还有一个“学术趣味”与“学术人代际交替”的问题值得关注。不得不承认，“厚古薄今”依然是目前国内人文学术研究的主要趣味导向，而要将这种趣味转为“古为今用”，新鲜学术血液的补充就显得更为重要。80后以及更为年轻的人文学科研究者，受过比较完整的文理综合教育，外语底子也相对较好，理应在这种“供给侧改革”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而要让他们的潜力发挥出来，也需要学术界的前辈们的大力提携，尤其是对于创新的宽容心态。否则，过于强调“学术传承”却不重视新学术范式的创生，恐怕会对我国人文学术发展的长远前景不利。(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