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45个世界地球日。今年地球日活动主题为“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共同保护自然生态空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面对日益恶化的地球生态环境，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行动起来，用自己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生存的家园。
4月16日，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在该次会议上，习近平围绕国家安全问题提出了总共11种安全议题，这11种安全议题除了继续涵盖各项传统安全议题外，还特别提出了有关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安全议题，即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尽管资源和生态的安全问题并非国内首创，但这却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发展背景下，我们在国家层面上首次提出并确认这两个领域的安全议题。这表明，在诸多环节上相互交叉，并有着共通之处的资源环境领域安全议题大有可能成为仅次于政治和军事等传统国家安全议题之外的一项重要安全议程。这意味着，在资源环境领域各种挑战突增的背景下，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也将逐渐从过去的以“民生”为主导，转变为未来的以“安全”和“民生”为共同主导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关键之处在于，引入“安全”议题将极大地扩展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边界和外延空间，并提升资源和环境保护的价值，从而改变社会经济各方面和资源环境各利益方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在调整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基础上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就此，我们认为，从价值（或成本）的角度来理解资源环境安全问题无疑将更加有利于维护中国的资源和生态安全。
在资源和生态领域提出安全议题本身显然意味着挑战和威胁，从全球资源生态领域发展的历史来看，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达国家的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便开始逐渐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和挑战，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由于大规模污染排放造成的环境质量下降，譬如发生了一些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件；二是由于资源利用程度的大幅提高而造成的对资源的过度依赖，这种依赖一旦形成惯性，那就变得愈加脆弱，进而带来潜在的风险。譬如在某些关键性资源的供应出现临时波动后，便会通过各种渠道波及产业和宏观经济。也正是在充分考虑了资源环境领域所面临的这些威胁和调整，发达国家社会经济才逐步意识到资源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开展了较有成效的制度建设。
如果说，在上述这些层面上，当前中国在资源环境保护上也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相似的安全挑战和威胁，那么，在新的发展时期里，我们维护国家资源环境安全，其实还有着一些特定的意义。总体上，我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安全形势。
其一，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积累下了大量的资源环境问题，受不同时期政策的影响，其累积的程度已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当年的水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各主要资源的利用总规模和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在中长期里，我们将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上都将面临越来越紧迫的约束，这种约束的程度一旦上升到某个临界水平，就必然会波及到社会经济的稳定及安全；
其二，当前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还面临着来自于高度全球化的挑战，表面上看起来，全球化提高了我们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回旋余地，但受国际不合理经济分工体系和秩序的影响，我们还很难在短期内摆脱“世界制造大国”的尴尬角色，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还要继续为国际社会输出紧缺的优质资源环境要素和产品，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得不在失衡的国际贸易格局中进一步提高依赖国际市场的程度，并进而在多个环节受限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这无疑将大大地加剧资源环境领域开展积极利用和保护的难度。
其三，资源环境领域作为安全议题的紧迫性还在于，目前我们在资源环境保护工作上的瓶颈是，全社会仍然在资源环境保护上缺乏足够的成本意识和支出意识，如果将资源环境保护分为“认同”和“参与”两个环节的话，相关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公众更多地是接受资源环境保护的价值判断，但却较少地参与到实际的行动过程。其原因不难理解，那就是资源环境保护本身有着较高的成本或支出特征，而这一点却未必能得到作为实际支出者的生产者及消费者的理解和支持。这样一来，在资源环境保护上就愈加呈现出越来越大的“供需缺口”，一则，保护资源环境所需的成本越来越大，二则社会经济却不愿意在资源环境保护上支付成本，这无疑将大大地增加我们在资源环境安全上的风险。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认为，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稳步发展，作为身处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我们将在内外两个维度承受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并进而通过各种机制传导到社会经济各领域，从而形成安全上的挑战和威胁。对此，我们认为，结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化解资源和生态安全的最大可能在于，对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全生命周期的价值界定，尽可能地把与资源节约、污染控制、安全维护等各种外部性相关的外延价值进行内部化，使得市场主体能够将其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成本与收益较好地对等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足以较好地从价值的角度来维护好国家资源及生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