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的《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计划到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行城镇居民阶梯水价制度。从最近各地“涉水”事件频发的态势来看，无论是在“水环境”的保护，还是“水安全”的维护上，城市水资源利用恐怕都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或者经济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水价制度如何真正满足“水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使水资源在节约和高效利用的基础上做到可持续发展。本报特约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的两位学者对此进行全局性的分析。
近期，城市水价在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一纸文件下再次引发关注。1月3日，上述两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计划到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行城镇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在公共服务领域，针对不同市场主体进行差别定价，多消费者多付费，这是阶梯定价制度的关键所在。从这一原则出发，公共资源的分配既可以覆盖基本需求，同时又让支付意愿和能力较高者（即高收入者）承担更高的价格，从而实现了总价格的最大化。不过，从最近各地“涉水”事件频发的态势来看，无论是在“水环境”的保护，还是“水安全”的维护上，城市水资源利用恐怕都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或者经济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水价制度如何真正满足“水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使水资源在节约和高效利用的基础上做到可持续发展。
总体上，就“水性”而言，在当前的发展背景下，水资源具有三种属性，分别是经济属性、环境属性和安全属性。
经济上的属性较好理解，也就是从满足水资源的供求出发，通过市场化下的价格机制来进行优化配置，让价格来出清所有过剩的供给和需求。因此，仅就经济属性而言，好比其他一般的商品一样，其实并不存在任何的水资源问题。只要市场机制发挥了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再辅之以相应的补贴措施，那么，无论是城市内的用水，还是地区间的转移（如南水北调），都可以得到较好地解决。这是其一。
其二，在工业化时代，城市所需的水资源还受到各种外部污染的影响，进而衍生出环境属性。水资源本身是包括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在内污染物的承载场所，在水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范围之内，这些污染并不构成对城市用水的威胁，而一旦污染物质的数量超过了水体环境所能承载的范围，那水环境系统便会遭到破坏，并逐步将其影响向下游利用环节传导，从而给社会带来经济上或风险上的成本。
譬如，日本曾发生过著名的“水俣环境事件”，在几年的时间内，由于无法确定成因，数千余人因为周边水环境遭到企业汞排放的污染而中毒，其中死亡1000多人；再譬如，近期杭州的自来水出现异味，之后的几个月内，环保部门都无法确定异味的污染来源所在。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付出直接的经济成本外，公众显然还将承担极大的健康卫生风险。
事实上，这样的风险便派生出水资源的安全属性。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水资源的质量和数量不仅关系到公众的健康卫生安全，而且还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程度。比如，近期国际学术界就认为，在水资源、粮食和能源等要素间存在“关联”（Nexus）安全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体现为水资源供应的“水安全”已经被很多国家政府列为“非传统安全”的范围。
上述三种属性演进的意义在于，城市水价制度究竟应该如何服务于“水性”本身？如果仅从经济属性出发，阶梯电价显然是最佳的选择，因为满足经济属性其实正是阶梯水价制度的出发点，即在市场化的基础上配置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最大程度上地提高城市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但如果进而考虑环境和安全两种属性，水资源的内在价值就会超过其直接经济价值（即成本），从而产生“溢价”，即水环境的保护和水安全的维护，都将派生出额外的成本。
这就意味着，尽管阶梯水价的定价机制代表着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可以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的作用，但基于提高社会总体福利的考虑，市场本身实则无法完全反映“溢价性”。其结果是，在以“需求侧管理”为主要特征的阶梯水价制度下，城市用水的供需缺口将会越来越大。一方面，受消费水平和能力的影响，城市用水需求规模将有增无减（这是刚性的公共服务需求），另一方面，用水的供应成本却因溢价而高趋，供应端的积极性将大受打击。而这一缺口的扩大反过来又会带来水安全上的诸多风险。
总而言之，在城市水价制度中，除了要依循市场化原则来配置水资源外，我们还需考虑的是，应从环境和安全两种属性出发，进行必要的政府干预，只有政府与市场共同形成合力，我们才能最终为城市用水找到符合其内在价值的定价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