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里，重度雾霾频频来袭，受此影响，12月5日南京首次出现“雾霾停课”。据报道，南京市大气污染预警与应急指挥中心于12月4日晚间发布了大气污染“红色预警”，随后，南京市教育局下发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全面启动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红色响应，实行停课。据笔者所知，这是国内首度因为空气严重污染而执行的停课措施。那么，这对于身处“雾霾围城”下的各个城市及公众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事实上，有关学校停课本身，并非新鲜事物，只不过，以前的停课原因大都是与季节性自然气象的变化有关，尤其是遭遇大雨、大风或者大雪等突发性的不利气象条件时，出于安全防护的需要，对中小学以下的年级开展停课的应急措施。但这一次，停课的原因有点特别，同样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却是生态环境质量严重下滑危及公共教育安全所致，这也是继“雾霾致病”、“雾霾减寿”等认知之后，雾霾对于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冲击的又一个明证。
“雾霾停课”佐证了近年来甚为流行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包括PM2.5在内的空气污染不仅直接影响健康、寿命以及人身安全，造成额外的死亡，而且还可以通过影响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方式波及公众的日常生活。这无疑在警示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提高对于空气污染的警惕，加强其防治。而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真正切实地将已经显现出来的影响转化为包括公众、企业和政府在内各方对环境保护的正确认知以及行动，其中，首要的关键在于，究竟应如何理解“雾霾停课”等类似现象的福利影响。
仅从表面上看，“雾霾停课”所直接说明的意思是“空气污染提高社会运作成本”，也就是说，如果长期生活在“受污染”的空气环境中，即便是远离污染源的教育等公共活动也会受到各种影响。就经济学的视角而言，包括当前福利和未来福利都会受到影响。按照经济学的诠释，“雾霾停课”并非故事的全部，尽管“停课”本身对于公众而言，已经具有极大的震撼，而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雾霾停课”的本质影响则在于，空气污染危及到了社会整体福利，也只有从福利效应出发，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审视这一现象。就此出发，对于“雾霾停课”的进一步理解可以拆分成两个部分：其一，受空气污染影响，停课本身意味着什么？其二，同样受空气污染影响，停课风险的提高又意味着什么？
其一，“雾霾停课”的直接福利影响在于，停课必然致使教育受损，这样的关联关系不仅损害了学生群体和个体的教育利益，而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则将更多，包括必须为停课增加各种额外的支出，以及从预防的角度来看，全社会还必须为停课进行动员，包括学生的看护等；其次，既然已经知道了空气质量与教育间存在的可能关联，那么，为了在最大程度上阻断空气对教育的波及，社会就必须进行必需的空气治理，譬如采取各种措施来强化大气污染的防治等等，诸如此类的政策、措施以及应对行为无疑都将耗费高昂的社会成本；再者，由于短期内很杜绝“雾霾停课”的可能，这就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将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竞争力源泉，即“宜居环境”，这一点对于吸引国际性人才和资本都至关重要，近期有来华的国外艺术家因为空气质量的问题而现场失声，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并且值得警惕的信号，即，如再不加紧改善并建设宜居的生活环境，那么对于高素质人才及其家庭而言，就不可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吸引力和认同感。长此以往，恐怕因为环境质量而造成现代版的“孟母三迁”故事将频繁上演。以上三点基本可以概括出“雾霾停课”这一现象给社会福利带来的各种较为确定的长短期影响，其中短期的影响又尤为显著。
除此之外，“雾霾停课”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对于未来福利的预期，预期改变的原因来自于风险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不确定性，从发展的本能出发，人们必然希望采取各种措施规避风险，从而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深入的影响。一方面，受“雾霾停课”等风险的警示，在生活和工作区位无法调整的情况下，人们会转而改变其生活方式，如同医生所建议的一样，减少户外活动的频率，改变食物结构，抑或调整其工作类别，譬如从户外为主的工作转为室内工作，就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转变显然会造成某种结构上的失衡，进而波及社会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确认存在空气污染对包括教育、健康、安全等方面的危害性风险后，面对其中仍然未知的部分，即“不确定性”，全社会还须进行额外的投入，从医学、环境、经济、制度等等方面出发，来确定风险的高低，以及风险的形成机制，这样的投入可以归总为“风险成本”，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确定性”，并消除风险，然后增进各种应对措施的效率。
当然，发生“雾霾停课”的现象，在当下也并非完全是坏事。其积极的一面是，对于全社会形成一种“焦点效应”，让空气污染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推动形成合力，进而彻底根治雾霾这一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