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源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基于对可持续发展的各种理解，西方在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曾经有过两种主要理念，其一是继续走资源环境密集型的发展道路（称之为A模式），作为最极端的增长至上论，这条道路在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由此，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的环保主义运动催生了第二种发展理念，那就是走“绿色”增长道路，其中尤以1988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为代表，此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基本上认同这个理念，并切实地采取了各种政策与行动，对本国/本地区进行实实在在的“绿色治理”，并取得显著成效。
到今天，整体上西方国家的环境优于发展中国家，而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中不可获取的一个条件便是借助于越来越便利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将本国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外转移，同时有限制、有选择地对外输出本国的“绿色清洁资源（即能源资源环境）”（譬如跨地区贸易一体化协议中对特定地区进行贸易品种类的限定），尽管从结果来看，这似乎是全球化背景下，各种要素参与全球分工后使然，但如果所有的贸易都是真正双向自由流动的话，到目前，发展中国家实则不会接受这么高比例的污染产业，而完全忽略对于清洁产业的引进，而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也不会如此顺利。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便是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自贸区的设定，自贸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转型的意义何在呢？
一方面，自贸区，顾名思义肯定是提高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程度，让商品和要素通过这个管道真正地在国际市场上流动起来，然后推动本国禀赋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最大程度的回报，这一点基本上是众所周知。但这却并非是自贸区的全部内涵，到今天，我们开始研究所谓的“负面清单管理”，这在30多年前改革开放依始时，是根本不敢做，也不敢想的时期，那时，担心的事情是怕没有外资进来，没有对外贸易可做。然而，30多年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早就为自贸区设定了为数众多的“负面清单”，对贸易对象和种类进行了诸多的规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资源的扭曲配置”，即通过政策来抬高某些贸易品的成本，并通过“自贸区”又降低其他贸易品的相对成本,从而创造以及凸显出某些贸易品所谓的禀赋优势。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明白（或许大部分人还没有真正明白），这样的成本本来应该通过国内的价格信号进行还原，不过，要在国内扭转资源环境等要素的价格信号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譬如需要国会、政府、市场进行反复博弈之后才能成行。而如果通过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形式来扮演价格信号的作用，那么就会减少很多的社会博弈成本，同时实现对贸易和投资流向的某种掌控。这便是自贸易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第二重意义所在，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所谓的“倒逼机制”，只不过，更宽泛的理解是，自贸区倒逼的不仅仅是政府、企业等主体，如果政策合理有效的话，它还会直接倒逼“资源环境领域的价格形成”。
就此而言，针对当前已经高度自由流动、并且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的设计中，不仅应该继续执行原先已经出台的各种资源环境保护管制政策，而且还应该对此提高约束，让资源环境要素的流出越来越困难，同时促进这些要素的积极流入。反言之，必须切忌重复以前的教训，让高污染和高能耗的产业继续得以在“自由和开放”的名义下透过自贸区这个管道向内涌入。否则，我们的自贸区发展极有可能是反其道而行，令“建设美丽中国”这个目标渐行渐远！
除了上述A模式和B模式之外，同济大学的诸大建教授还提出了另外的一种发展模式，即C模式，该模式强调的是“适度的”可持续发展，侧重于以扩大经济增量为主要的途径来逐步提高国民经济的绿色性，其实质是建议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走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取一个“折中值”，认为环保的步伐不可过急，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相适应，在主要矛盾仍集中于“发展与落后”的时候，不可将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完全转移到资源环境领域上。应该说，这样的一种模式（或理论）比较符合中国1978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经验，那就是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来逐步消除市场中的扭曲现象，通过增量来解决存量中的结构性矛盾。
不过，问题在于，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可持续发展的思潮一旦启蒙，在最初阶段就会表现得极为“激进”，譬如美国，环保主义运动开闸之后，一时之间朝野各界无不以“绿色”来标榜自己，以至于任何领域的政策如果与“环保”相冲突便会遭到抵制，其中便包括“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反过来，也有一些国家，并未真正地启动可持续发展进程，任由资源环境条件继续恶化，最终则基本上都惨淡收场。就目前的情况看，受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因素刺激，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选择关口，那就是，在资源环境保护问题上，接下来究竟应该是“匀速”前行，还是“加速”前进？
客观上而言，国内的环保领域看起来很热闹，但在根本上，我们距离“真正的环保主义启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没有到要区分谁是“深绿”，谁是“浅绿”的阶段，不得不承认的是，仍有很多的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受到增长至上传统思维的束缚，希望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应该围绕经济增长展开，一切工作的评价也都应以GDP为标准，在此背景下，也很难说，上海自贸区的相关改革就没有诸如此类的考虑，即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及相关领域的开放来优化资源配置，引入外部资本，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经济注入新鲜血液，从而继续做大规模。果真如此的话，那自贸区的开建倒是与上述C模式的发展理念比较契合，一方面，让经济继续加速前进，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的利用速度则相对减缓，通过此消彼长的渐进方式来化解当前的资源环境困境。
但实际上，从中央的意愿和部署来看，如果自贸区仅仅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目标和阶段上，这显然无法满足当前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在“调结构、稳增长和促转型”三者中，结构调整显然是重中之重，为此，无论是“五位一体”的发展定位，还是“污染的区域联防联治”，以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等，都可以看出中央为了因应接下来一个阶段里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环保诉求”而在着手开展的各项准备工作，如果自贸区的发展态势依旧仅仅是促增长的话，那么就会与这样的努力相抵触，也不符合中央的施政意图。
最后，自贸区究竟应该如何以自身的发展来辅佐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模式这个目标呢，除了本文第一部分所提的“减负”理念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可能便是，通过自贸区促进要素禀赋的转变，以自贸区吸引资本，推动中国部分区域形成全球性或地区性的“资本高地”，让资本逐渐成为我们新的竞争优势，以更加“廉价”的资本替代相对“便宜”的资源和环境，如此，也可在不强行“减负”（规避污染产业）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经济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的齐头并进，抑或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基于竞争优势基础意义上的“减负”。其实，这也是为何我们必须要推动金融、贸易、航运等等的一体化来对抗外部竞争的关键所在。
（李志青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