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国民国家是现代产物，在许多“后发型国家”来说，还是一个“舶来品”，背后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推动力。当然，力求“同文同国”、“同文同种””的费希特式努力从未停止过，即建国者要求国家有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化、统一的军队、统一的外交、统一的经济、统一的政治……，他们要求国家的边界与国家有关的其他边界全部一致。这种同质化努力本身自相矛盾：它对内要求高度一致，对外要求高度差异，即对内讲普遍，对外讲差异。这种普遍与差异的矛盾关系，是国内外各种重大问题的根源之一。
建立国民国家首先要建立凝聚人心的核心理念，政治共同体尤其要拥有跨文化的核心符号。按照人类学家谢莉•奥尔特纳的分析，核心符号可以有三个基本功能：引领理念的导向功能；将概念统合起来的组织功能；指导行动的图式或者“情节”功能。所以，现代国民国家要在诸族诸民原有文化纽带的基础上，超越乡土宗族的核心符号，建设一个全新的核心符号之核心符号，建设跨文化的政治关键词，亦即现代国民的政治认同。需要指出的是，政治与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政治毕竟不等于文化。政治的功能是治理，其最高形式是国家暴力；文化的功能是熏陶，其最高形式是教化。把不同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是政治理念，不是文化观念。历史上随处可以找到“同文同种”的民族互杀、同宗同根的兄弟相残的例子；也可以找到“异文异种”的民族团结、异宗异根的“把子”相亲的例子。那种认为“异文异种”的民族必然要发生冲突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也缺乏统计学根据。如果从身边发生的类似情况计算，“同文同种”民族之间的冲突与“异文异种”民族之间的冲突，应该大致相当。不过，“异文异种”民族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关注对象，而“同文同种”民族之间的冲突往往被遮蔽掉。
按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典西来模式，“同文同种”最理想不过，公民沟通不用翻译，不用顾忌那些“奇风异俗”，也就没有了文化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历史、现实乃至未来都会告诉我们，“同文同种”只能是一厢情愿，多元共生是不争现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民族的寿命长于国家，国家消亡了民族还会存在。即便是我们的标准语言，也在经历不断的“侵蚀”，想要保持纯净语言的法式理想毕竟是理想，仅此而已。民族多样，族群多样，语言多样，文化多样，这些都是符合生态的现实，值得承认，甚至值得珍惜。任何国家多会存在历史上形成并加以继承的语言、文化、信仰等等方面的差异，而新建国家的统一往往就是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对于语言、文化、信仰等等方面的差异，则只能采取不同程度上求同存异的包容态度。在这个方面，比较成功的经验是凝练超越文化差异的共同关键词，尤其是凝练政治关键词，以团结国民，推动建设，促进发展。
如何超越文化差异？如何凝练民众认同的政治关键词？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协商对话，坚持公平正义、伦理美德的基本原则。协商包含让步和妥协，双方如果寸步不让，就无协商可言；如果仅要求一方完全让步，另一方完全没有让步，这也不算协商。对话包含达致平等的双方身份，即便作为理想图景，也值得推崇。有了协商对话，双方就有接触，就有沟通，就能够理解对方，也就能够有包容的可能。在此基础上，跨文化的关键词就能够被凝练出来，并成为超文化共同体认同的符号根据。在古代蒙古语中，“中”“汉”不分，统称hitad（“契丹”），即“汉人”就是“中国”。后来，清代蒙古人创造出dumdad ulus一词，直译“中央人民”，当然，ulus在蒙古语里也用来对译“国”。这样，“中国”就大于“汉人”，就是一个包容性大国，从而为蒙古语表达“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命题提供了必需的关键词。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与其诉诸语言文化的同化并由此带来冲突和分裂，不如建立超越文化同化论的政治认同理念，即思考维罗里“无需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可能性。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发达，文化多样性会更加凸显，凝练跨文化跨民族的政治符号，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