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黄浦江上游水域漂浮死猪事件引起广泛关注。据报道，截至10日晚，上海松江、金山区水域已打捞起死猪2800余头。而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办11日发布的最新消息说，经相关核查，初步确定这些死猪来自浙江省嘉兴地区。在此之前，我们都还很难想象给餐桌带来诸多食材的猪竟然就会这么悲惨地漂浮在江面上，但事实很残酷，尽管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几率会直接食用江中漂浮着的死猪，但这些死猪与其他的猪其实是难兄难弟，它们甚或就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猪棚。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餐桌上的猪死得其所，死得有价，但江中的猪却死得枉然，死而无价。只不过，原本无价的死猪现在变得有名了，因为它漂浮到了黄浦江上，它把事情搞大了。但死猪，怎么就会飘到了江中来呢？
据《嘉兴日报》3月4日报道 ，“嘉兴乱扔死猪现象再次抬头”，第二天，3月5日的《嘉兴日报》继续报道，“乱扔死猪现象引热议 市民建议成立“公民监督团””。据文中介绍，尽管当地建有死猪收集站，但一般的养猪户似乎不太喜欢把死猪往收集站里送，而是选择直接就地/异地扔掉，这样做的好处无非是省事，省钱。可猜测的是，其中部分有些“责任感”的养猪户基于对乡土环境的“热爱”，觉得稍微花点精力，走远点的路把死猪扔到江中去显然会更加彻底些，同时也更加无据可查。但没想到的是，这些死猪竟然会长途跋涉地飘到上海境内，这意味着，扔死猪对他们而言既不会省事，也不会省钱了。原先看似无价的死猪，现在的价格将超过生猪，为何呢，因为所有后续的巨额处理费用终将都会折算到每头死猪上去。这下，这些死猪终于死得其所，死得有价了。但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为何不从一开始就给死猪（处理）定个合理的价格。
想必，这个合理的价格并非没有，而是有价无市。理论上，对每个养猪户而言，如果按照每个季节的生猪死亡率，并根据死猪的平均处理费用是可以计算出一个总成本的，然后将这些成本均摊到最后存活的并进入市场的生猪价格上去，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利润不变的情况下，会小幅提高猪肉的绝对价格。但这至少证明，这样的过程还是有操作余地的。只要市场竞争充分，终会有一个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接受的猪肉市场价格，也就是说，死猪的处理成本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被市场机制出清的。
问题在于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就是没有发生。其中最有可能的原因在于，由于市场结构的不完善，一旦因为处理死猪而增加了相应的成本，这些成本将只影响养猪户的收入，而不会进入到猪肉的购销及消费环节。也就是说，在养猪户相对分散，而购销商相对集中的市场力量不对等情况下，任何的微小成本增加都会影响到养猪户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影响其收入。这样一来，如果可以以更加简便的方法来规避这部分死猪处理成本的话，养猪户的理性选择自然会是选择零成本地直接扔掉。同理，基于地方收入和发展的考虑，如果对死猪的合理处理进行强制性规定和执行，那么意味着该地区/地方的养猪业整体竞争力下降，这显然也不是地方所愿意接受的结果。
由此，便出现了死猪处理的价格困境。一方面，如果不对死猪处理进行有效管制，那么扔死猪的价格成本为零，从而鼓励养猪户扔死猪，死猪扔多了之后，必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利后果，包括造成大的舆论影响，最后，整个社会在其他方面付出了更大的价格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对死猪处理进行了严格的管制，收取一定的处理成本，那么会直接影响本地养猪业的经营，造成竞争力下降，收入下滑。如此一来，价格杠杆在死猪的处理上似乎失灵了。
当然，所谓的“价格困境”其实是不存在的，价格本身一定在调节着供求关系，并配置相关的资源，即便从结果上来看资源被错配了，譬如死猪漂浮到了江中，这是很明显的错配表现，那么其缘由必定是市场的某个环节“被失灵”，尤其是市场中的“法治”环节被失灵。
其一，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对地表和地下水源污染排放有明文规定，死猪肯定是决不允许被如此草率处理的，但问题是，如何监督，又如何惩罚？其二，如果养猪户处在不利的市场地位，那就意味着有垄断成分，国家对禁止市场垄断行为也有明文规定的，但同样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又如何惩罚？这一堵一疏之间的市场机制本身便是价格杠杆的最大保障，如果忽略了这两者，死猪处理的价格出现困境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