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语境中审察，近数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诸方面的飞速发展实际上是自19世纪以来的“千古之大变局”之第二步。19世纪的中国开启了向另一个世界学习的进程，而21世纪的中国则处在逐步赶上、乃至超越另一个世界的历史浪潮中。现代技术的引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物质供给的丰富化，使中国有了站在历史之巅的底气。当然，硬实力的提高并不是千古之大变局第二步的全部。在这样的历史时期，软实力同等重要，而软实力的提高则与民族的文化、人民的精神状态息息相关。技术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以及信息的低成本扩散带来了人民受教育水平的上升和民智的大开。在这种背景下，凝聚着历史智慧的治国理念需要进行局部的调整，以契合社会与人民的变化。
在30多年的飞速发展后，社会呈现出利益分化的格局，而人民中也出现了多元声音。信息技术的革命、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利益的分化和声音的多元更为引人注目。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不同利益、新的声音，是对执政理念的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把改革往前推进、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处理好与不同利益、新声音的关系，不仅需要高超的沟通技术，也需要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不同利益就在那里，新的声音也在那里，无法对其视而不见。一个解决办法是使不同利益、新的声音真正融入到国家整体中，同舟共济，凝聚共识，从而推动中国继续往前进。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关键不在于治理的好坏、治理的公正与否以及治理的效率高低，而是需要把这些利益与声音引入到治理结构中来，本着平等精神、根据契约原则来处理与这些利益与声音的关系。
互联网可以作为上述执政思路的一块试验田。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国家要处理好与网络新媒体的关系，其基本思路可能要实现从掌控到主导性参与的转变，即从由上到下、以国家为中心来建构网络世界的思路到以国家为主导、多方共同参与来建设网络世界的思路的转变。在新的思路中，国家不是网络上的一个控制主体而是其中的一个参与主体，不过这个主体能通过多元化的手段在网络上发挥主导性的作用。这种主导性作用不是通过修改游戏规则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遵循游戏规则本身来调动各种资源，最终把国家的意图巧妙地贯彻在互联网之中。
把国家的意图巧妙地贯彻在互联网之中是一项需要极高战略眼光与极强战术执行能力的工作。互联网的发展给国家带来了三大挑战：第一大挑战是对国家在处理具体的网络事件时的应对能力的挑战；第二大挑战是对国家的公信力的挑战；第三大挑战是对国家的话语体系、意识形态能否在网络上取得主导权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采取过于强硬的手段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一个更为合理的办法是，国家尽力处理好与网络上不同力量的关系。网络工作的重头戏，将是如何在互联网上展开巧妙而有效的合纵连横策略，把网络上具有温和性质的批评声音争取过来。
网络是由不同力量、不同声音构成的：网络上有“沉默的大多数”，有一些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投机分子，有少量从根子上抱有敌意的敌对者，也有温和的批评者。如果从人数规模来看，在后三种人中应该以温和批评者为规模最大。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沉默的大多数”也具有某种程度的温和批评者特征，因为他们有时也会因为某些事情发出不满的声音。
网络上的温和批评者不是国家的敌人。敌对者，对人不对事；批评者，对事不对人。网络上的温和批评者，既会为不平之事而大声疾呼，也会为一些政策与制度的出彩表现而高声叫好。处理好与温和批评者的关系，是明智的政治家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
在目前的形势下为什么要容忍网络上的温和批评者？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强行打压温和批评者，不利至少有二；容忍网络上的温和批评者，有利至少有四：
不利之一是，如果缺乏温和的批评者，互联网上将缺乏理性声音。关于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应该采取何种解决方案、未来应该往何处去，存在着各种不同声音，其中有些声音过多的强调了暴力、反秩序，有些声音呈现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有些声音则具有某种“复古”色彩。如果缺乏理性观点的指引，偏激的思想将甚嚣尘上，激进化、无序化或暴力化的思想将有可能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思潮，不利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之二是，如果以对待异己的手段来处理对事不对人的温和批评者，会把这股力量往对立面推，并带来网络上力量分布的失衡。
有利之一是，如果容忍温和批评者，则可以昭示中国的开放度，产生良好的国际影响；有利之二是，温和而理性的批评可以产生“倒逼”效应，在人们对中央信任度高于对地方的信任度的背景下，起到加速执政理念、执政方式转变的宏观战略作用；有利之三是，温和反对派的存在能够改变单纯的二元博弈局面，进而形成多元博弈的结构，而多元结构比二元对立结构更稳定，例如温和批评者在中国碰到重大问题的关键时刻可以发出理性的声音，保障中国稳定有序的发展；有利之四是，容忍网络温和反对派可以作为一次在现有体制范围内建设民意凝聚机制与利益表达机制的试验，如果能够建构一个把不同利益与不同声音放在一个平台下进行沟通与协商的体系，在利益表达渠道与政治参与渠道相对缺失的背景下，网络上多元力量的出现可以部分承担现实的多元利益表达与民间力量政治参与的功能，这最终将深化改革的民间动力，在更为广大的范围内凝聚共识，把各种力量共同纳入中国整体之中。
如果容忍网络上的温和批评者对中国是有利的，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一个具体做法是在实践中确定网络多元声音的不同类型，并对不同类型区别对待。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让网络上的不同群体以多种渠道参与到国家体系中，尊重其作为分化利益与多元声音代表的身份，最终以体制化和半体制化的渠道吸纳这些不同力量。大量事实表明，增加人们的参与度、提高人们的政治效能感，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国家的忠诚感与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