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美丽中国，首先必须要澄清环境问题的根源，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有关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一般而言，外部性是公认的主要原因。早在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企业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相分离会使得私人生产规模超过了社会最优的生产规模，为何呢？因为在外部性的影响下，企业可以不用负担外溢的那部分成本，但收益却是整体内部化的。可见，外部性是经济学认为造成环境污染及相关问题的关键所在，从此出发，消除外部性也就成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进而派生出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等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政策工具。
实际上，环境问题在目前已有所变化，从而使得上述外部性的条件已经无法成立。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在环境污染物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从广义的外部性来讲，市场中已经没有不具备负外部性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了。广义的外部性认为，个体行为的后果波及他人，给他们带来收益或成本时便产生了外部性。那么，当温室气体等排放都会影响大气环境从而波及他人福利时，那么所有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都无一例外。最起码的，生产和消费都会利用能源，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排放。既然如此，其实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纯粹的私人产品可言。反言之，如果将各种环境污染的排放都视为私人产品的话，那么环境问题的根源也不存在外部性之说了。
其二，我们可以将外部性的范围缩小一点，即仅仅考虑个体行为对他人福利的“直接影响”，而不是泛泛的“影响”。譬如化工厂的污染排放直接影响当地水质，空气质量等，如果这在早期还可以因为技术水平不够而存在外部性影响责任不清，影响程度不准等问题的话，那么在各种监督和定位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理论上这些排放源都是无所遁形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排放的确产生了“外部影响”，但这好比是有人去抢银行一样，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犯罪行为，是基于私人利益基础之上对他人和社会福利的侵犯，这根本不是庇古当年提出的“外部性”和“社会成本”，“福利侵犯”和“负外部性”还是有着明显的本质区别的。
其三，第二点揭示的事实是，在现代的科技水平下，“环境”或“环境污染”资源其实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产品”，恰恰相反，这已经转变为一种“私人产品”，而且是被高度“商品化”和“要素化”的一种私人产品。既然如此，那么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并非其他，恰恰便是我们没有通过合理的工具将“环境污染”这一私人资源优化配置。也就是说，人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环境污染的私人属性，从而忽视了通过常规性的手段来配置环境资源的必要性。什么是配置环境资源的有效工具呢，无他，还是市场，还是价格。
就此而言，当前世界范围内，以及中国所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其关键实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失灵”，而是基于政治经济考虑的市场“选择性失灵”，其实质是非环境要素部门通过这种“选择性失灵”来降低环境要素部门的回报率，继而从中获取“剪刀差”收益。
梳理清楚环境问题的根源，其解决也就不难了，任何私人产品的优化配置都离不开价格机制，而解决任何“剪刀差”问题的出路也都离不开重新恢复不同部门的价格对比关系。
目前社会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而政府也出台了很多的环保政策，只不过，要从源头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重新思考和定位“环境污染”的私人属性，赋予“环境污染”排放以一定的市场价值，放弃“选择性失灵”的政策理念。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平衡各方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扭转环境质量下滑的趋势，最终建成美丽国度。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