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未来的改革方向就是要实现“九五”提到的转变增长方式的目标，因此需要改革政府的职能，而这就要靠政治体制改革，并且要通过精细的顶层设计来推进这一政治体制改革。对于这样的看法，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如果政府真的可以做好这件事，政府就是把经济发展中最难的事情做好了，就真是奇迹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典型的“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就是要模仿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基本上把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在总量上呈现的结构和比例关系作为参照，并以此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经济学家曾经天真地认为这个结构特别重要，为了这个目的，要用政府的手段尽快把一个落后的经济结构能够调到跟发达国家比较接近的水平。今天，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已经改变，认为发达国家的这些结构和比例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手段。这些结构内生于经济发展，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可是，这个逻辑关系总是被很多经济学家颠倒过来。
我认为消费率和消费结构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决定的。在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投资的增速总体上快于消费的增速是正常的。消费要想有更快的增长，投资需要有比它更快的增长才行。很多人只关注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没想到消费者的消费要能够增长，产能和生产率必须提高，企业必须扩大对中间品的消费，这就拉动了更多的投资。所以我觉得消费与投资是互动的，这两个的配比关系是变动的。消费占比下降时，正好反映这个国家处在产能上不断积累和扩张的阶段，所以消费的增长也许是最快的时候。我们最近用宾州大学PWT的数据库计算发现，2009年全球消费每年增长3.1%，而中国增长8.6%。换句话说，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它的消费增长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但是它依然会低于GDP的增速，原因就是因为投资的增长要比它更快，也因为这样才能确保消费有更快的增长。我认为现在对结构的看法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经验层面都有较多缺陷，基于目前流行的逻辑得出调结构、扩消费、转变增长方式等政策框架，明显带有发展经济学1.0版的结构主义色彩，可能会错失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前途。
什么才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呢?抛弃结构主义的观念就会发现，中国在过去20年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表现与上世纪50-80年代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极为接近。而唯一不同的是，中国在分配领域做得比较差。尽管实现了经济的稳健增长，可是分配领域的不公异常突出，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对经济发展的最大不满。我说的分配领域不仅包括收入的分配，还包括社会福利的分配以及商业机会的不均等。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扭曲依然存在。尽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益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但有些计划体制下的制度安排几乎没有改变，比如说城乡分割、户籍制度以及支持国有经济等。即使中国在1998年实行了“抓大放小”的国有经济重组，但在地方和中央两级依然保留了比较多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量不大，可资产规模占到全国资产的一半。
收入分配的不公也与国有经济带有垄断权势这一事实有关。此外，就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收入差距，因为教育回报的差距是解释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要缩小教育回报差距，就需要创造更公平的教育机会。还有医保和社保方面的分配不公，这主要涉及户籍和城乡分割的体制。农村现在的社保覆盖面很不够。商业机会的不均主要是有政府背景的或者政府主管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不均，投资和融资机会的不均。2003年SARS以后，整个体制开始加强对国有部门的支持，这样就更加让非国有企业在盈利机会上享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包括在融资层面上。
收入和福利分配不公、商业机会不均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失公”问题短期来看也许没有太大危险，但从中长期看会带来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机会不均等从中长期来说伤害了人力资本积累的能力，同时也加剧收入不均。中国在教育上面的投入这几年增加得很快，但如果看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的排位远远低于中国人均GDP的排位。反过来，R&D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的排位远远高于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位。换句话说，我国在研究和开发上的投入已经跟经济发展阶段有点偏离了，可是很多经济学家还认为我们的研发不足，科技落后。真正落后的是教育这一块。
福利不公的分配会让大量的人口特别是流动人口，对政府、社会产生比较大的抱怨，造成持续的社会的不稳。商业机会的不均抑制了大量有活力的、效率更高的私人部门的成长和扩张。私人部门在过去几年，特别2008年以后，投资意愿已经大幅度下降，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投资意愿大幅度下降，那么政府为了维持短期的总需求，就需要把更多的信贷分配给国有企业，来弥补私人部门投资意愿的下降。久而久之，经济发展的效率就会恶化，活力就会丧失。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把这些问题提到改革的议程上面。
所以，中国的改革机会存在于严重的分配不公机会不均问题上。我认为应该寻找有利于增长和发展的改革窗口和机会，应该从公众抱怨最多的领域开始。事实上这些改革是很好的机会和抓手，不仅对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没有妨碍，而且会铺平未来发展的道路。比如说，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对国有的垄断体制进行改革，在教育、医疗和福利分配体制方面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与中长期经济的发展、增长不冲突，反而有利。在经济学文献里，这个看法是有广泛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支持的。比如说，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等。现在比较多的看法是说，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风险很大，需要顶层设计。之所以说未来的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主要还是因为一些经济学家总是认为需要自上而下的激进的政治改革来转变增长方式，从而扭转结构失衡。我认为，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失公”现象为目标的改革，在技术层面上可能会复杂一些，但风险远远小于上世纪90年代推行结构改革的风险。那时，数千万人的职工下岗，政治风险非常巨大。让财政和银行脱钩的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都是风险巨大的改革。分配领域和旨在解决失公问题的改革不是“非黑即白”式的改革，在技术上复杂得多，不仅需要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技术的支持。我觉得这早已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要在这些领域迅速形成改革的共识。
（本文是作者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路径和路线图”学术沙龙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