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里，中国各主要大城市的雾霾以及几乎刷爆仪表的PM2.5数据第一次让国人得以深刻地切身体会并知晓当下社会经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那就是，在历经30多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之后，那些如影随形，无孔不入的环境污染将我们多年修炼而来的成就打回了原形。原来，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条件竟然如此不堪，不堪到那本应纯净，并曾抚育我们成长的空气也竟然与我们为敌，成为健康与生命的杀手，让我们付出数以亿计，甚至更多的代价和成本。
环境问题显然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模式背后的重大困境，也是横亘在世界发展道路上的一块拦路石。受此影响，以往的发展与增长都在变得微不足道，社会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幸福感，满意度和竞争力也终将荡然无存，这一切困境所凸显的正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全民动员，建设美丽中国，倡导“美丽主义”这一具有普世价值和意义的发展观的十万分紧迫性，其中的紧迫程度已经无法让我们再对解决当前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抱有任何的拖延与侥幸心理。
所谓“美丽主义”，简单而言，就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实现天蓝水清空气清新以及鸟语花香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发展的图景。曾有很长一段时期，人类社会整体地迷失于工业化所带来的辉煌成就，过于自信地征服自然，掠夺环境，行为短期化的结果便是环境污染随即而至，并给人类自身带来沉重打击，在一本风靡于上个世纪60年代，并积极推动西方环保主义运动的环保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里，作者卡逊夫人这样描绘工业化环境污染后的大自然，“在春天里，不再有鸟语花香，不再是山清水秀，环境不再美丽，到处是一片死寂”，这便是自然界对人类掠夺式地生产和消费的最大惩罚，人类不尊重和保护自然与环境，那也就意味着将失去自然与环境的尊重以及保护。这段弯路或多或少地让当代人类醒悟，自然与环境也许只有在它消失的时候才会显得更加重要和美丽，而工业化已经让我们离彻底失去自然与环境仅有一步之遥了。至此，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掀起轰轰烈烈的环保主义运动，其实质便是回归“美丽”，倡导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尊重的“美丽主义”。
必须承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遵循“美丽主义”的过程中，其出发点具有功利的一面，那就是应对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经济危机，包括公众的反对意见，经济竞争力的下降以及部分阶层的自我反省等等，尽管他们的“美丽主义”具有较强的“本土”色彩，包括由此派生出“污染转移”等一些并不符合真正“美丽主义”的环境保护“潜规则”，但他们最终还是通过“美丽主义”较大程度上实现了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与此同时，世界在“美丽主义”的征程中也不乏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反面教材，譬如，在前苏联和东欧，在长期漠视和忽略环境问题的解决之后，环境污染的影响叠加到其他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之上，同时整个区域又处于相对隔离的发展背景，国家的竞争力，凝聚力和实力就此而被大大削弱，并最终落得崩溃和解体的下场。无论是上述哪种情景，“美丽主义”的价值和意义都可见一斑，那就是，一个国家及社会的“美丽”程度与其长治久安不无关联。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下，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美丽主义”已经具有明显的世界性特征，过于功利化的“美丽主义”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一方面，全球化加深了世界的融合程度，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经济金融问题一样，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与机制在世界各国进行快速地传播与传导；另一方面，人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地区比较大大提高了对“美丽主义”的预期，从而凸显差异。因而，仅仅基于本国本土本城和本人的局部“美丽主义”最终将以恶性循环的方式反作用于自身，就如西方社会曾经寄希望于通过转移污染来解决环境问题一样，最后他们发现，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它们是可以在异地生产和排放，却波及全球的空气。
就此而言，世界的“美丽主义”征程给中国的启示在于，其一，一国与地区的“美丽”与否小则有损社会经济福利，大则可以是引爆社会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我们没有任何退路；其二，要解决环境问题的困境，必须从源头解决，1，梳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2，梳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3，梳理制度与环境伦理的关系；其三，倡导“有节制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将此作为衡量发展绩效的导向和标准；
最后，具有高度世界性的“美丽主义”对于解决中国困境的最大挑战则在于，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已经无处可遁，我们究竟应如何从真正地，彻底地尊重和敬畏自然与环境开始来建设我们美丽的国度。
（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