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丽制度”来建设“美丽中国”
——解读“建设美丽中国”之一
十八大报告承前启后，其中的一部分是为了承前，但在新的概念，新的提法以及新的精神理念上却主要旨在启后，尤其是用以在战略上指导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里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和方向。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报告中的用词似乎都是一些政治上完全正确的话语，但在特定的语境下，再融合中国特有的“做加法”的政治文化，仍可以从中觅得某些有关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玄机。
受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重挑战的影响，全球化的最新体现是依托高科技的绿色发展浪潮，向绿色转型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在此，十八大也将事关绿色发展和转型的生态文明建设提高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写入党章，提升其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与纲领重要内容之一，那么，这样的注重究竟有何深意？或者说，在当前的发展阶段里，提“建设美丽中国”这样一个概念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1，“美丽”是发展的长远目标，“健康与安全”是发展底线；
仅就概念本身而言，建设“美丽中国”凸显的是中国在历经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后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资源环境挑战，在环境污染和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下所造成的种种“丑陋”发展现象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出发点。在此，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固然是造成“不美丽”的直接原因，但从根本上而言，正是资源的高强度开发和利用才是大范围内环境污染的根由所在，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推动下，以能源资源利用为主要内容的资源开发与利用不仅极大地破坏了原先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其利用和排放过程更是污染了人居环境，给城市和乡村带来了致命性的威胁。因而，“美丽中国”虽然寓意建设天蓝水净，天人合一的自然与人居环境，但实际上，如此高标准下的真实用意在于向社会传送一个信号，那就是，节约资源与环境保护是中国中长期的发展目标。这意味着，短期内即便做不到尽善尽美的“美丽”，但起码也要保证最低标准上的健康和安全。一般而言，中国领导人提“建设”而不是“建成”美丽中国，那就说明要完全实现这个目标起码还有10-15年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对于当前中国而言，需要的是在最短的时期内开始进行资源环境领域的全面改革与调整。就在理论上而言，中央政府应该已经在做这样的政策储备和准备。
2，全球的绿色发展和转型进入新阶段，推动“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与中国领导人提建设“美丽中国”相呼应的是，美国连任总统的奥巴马其竞选纲领就以“绿色”为主要特征之一，在此之前，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更已经在早前便提出和实行“绿色发展”的战略及政策，如果中美两国都真正地加入到这个行列，这实际上意味着全球的绿色发展和转型进入新的阶段。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机制上，绿色的发展都已经逐渐渗透进入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各个领域，绿色的生活生产方式，绿色的政治参与，绿色的社会动员以及绿色的文化文明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以各种形式不断壮大，这在“后全球化”的时代里，将有可能形成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如果说，早先的“全球化”是以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国际间的加速流动为主要特征，并在全球形成“污染高地”的话，那么未来的“后全球化”时代则有可能是在“绿色要素”影响下，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资源环境保护，特别是在“绿色民主意识”觉醒的情况下，资本等要素的国际间流动可能会逐渐变缓。在“后全球化”时代里，信息，知识和技术将在全球继续实现共享和流动，但包含有资源和环境因素的物质却会出现逆向流动，即各国在追求绿色发展和转型的过程或会锁定和降低其国内现有资源和环境的国际流动性。譬如，在新的发展阶段里，中美等国都倡导所谓“能源自主”下的能源资源安全，其实质便是强调本土资源和环境要素的内部利用和收缩性利用。而未来随着世界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还将不断固化。就此而言，绿色发展和转型在社会经济政治的实际发展上有着“民族化”，“国别化”的保守倾向，这与传统思维中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理念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
3，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多重压力，市场化改革将成为重要依靠；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将面临诸多领域的挑战，所有这些领域中展现出来的最大矛盾之处在于，随着政府主导型的社会经济发展趋于饱和的态势逐渐显现，作为调节和配置资源的方式，政府主导的边际效益将到达顶峰，并逐步下滑，面对社会经济矛盾层级和规模的加剧，政府之手将越来越勉为其难，在此情况下，受自身组织和交易成本不断高企的拖累，政府将不得不放手，转而更多地依赖市场这另一个资源配置和调节的方式。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处于它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调节作用，将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趋势。具体体现为，在诸多领域都将开始热议“市场化改革”的议题，包括在资源环境保护领域，尽管这在理论上属于政府职能范围之内，但出于对提高效率的需要，这些领域仍期望走上寻求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应付不断加深的矛盾的道路。在此，市场化改革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其监督和管理的职能，只不过，在制度上，该硬的领域中将通过政府的干预更加强硬，比如防治污染等，但在该软的领域则可以通过市场做到更加具有弹性和灵活性，比如资源的优化利用。提高市场化应是我们着眼于未来十年，统一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包括绿色发展问题的原则和方向。
如果说我们期待十八大之后，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生态文明构建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领域上可以做贡献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领域其实并非在于在物质形态上的转变，而实则在于生态文明发展制度，或者“美丽制度”的推进上，具体而言，就是科学地整合“政府”与“市场”两种手段，让它们发挥各自应该发挥的作用。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