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周边海域的上空，大量水汽和云团正在集聚，大西洋的洋面水温升高，暖流自下而上不断汇聚，超级飓风桑迪正在悄然成形，而城市里，高空中到处悬挂着的是大幅竞选广告，曾经风光选题“气候变化”却已不见踪影，飓风来袭之前的华盛顿，似乎已经完全地忘却了这个正在威胁着城市的繁华与发展，并将人类带向绝境的环境灾难。实际上，在环境及与环境相关的问题上，两党候选人的主张是泾渭分明，奥巴马的环保立场显然比罗姆尼更加坚定。这一点在历次的总统竞选辩论其政策宣示中体现地非常明显，但为何，在作为美国本土所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也就是气候变化这一选题上，两党候选人似乎都噤若寒蝉，有意避开呢？即便是在飓风桑迪已经造成大量损失的情况下，候选人对这一气候环境灾难的政治利用也只不过是停留在救灾和政府作用等议题上，而并未就此延伸开展一场短平快的“气候变化”论战，这表明，气候变化或许是竞选话题中的一个敏感地带，不仅在气候变化应对上较为消极的罗姆尼不想提，而且主张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奥巴马也不愿意轻易触及。
有关气候变化与飓风等气候灾难间的关系，早在2005年Katrina飓风意外席卷新奥尔良后，便已经逐步受到美国各界的重视。譬如，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Nordhaus教授近年发表的“飓风与气候变暖的经济影响”一文，便对美国长期以来的飓风及热带风暴（飓风风力减弱后所形成）进行了经济上的系统分析。据Nordhaus教授的估计，在2005年后，随着气候变化逐步加强推动飓风等气候灾难的形成，仅就飓风及风暴等灾难给美国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失就可达到每年100亿美元的幅度，这个规模大约占2005年美国GDP的0.08%。
事实上，大量研究表明飓风等气候灾难的形成与气候变化不无相关，这是因为形成飓风和风暴所需风力，需要暖湿空气给予水汽上的支持，如果没有大量的水汽，是不可能造成一次强过一次的灾难性飓风。而要在10月底这样一个已经偏冷的季节里集聚如此规模的水汽和风力，除了初始的气压条件之外，海水及海面的温度是必要条件。因此，如果说在陆地上我们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感受还不那么强烈的话，那么，超级飓风的出现无疑从洋流和海洋气象的角度进一步佐证了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暖已是大势所趋。
除了气候变化和环境灾难的科学研究之外，应对气候变化还离不开公众的了解与支持，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上，公众用手还是用脚来投票决定了政策的效果与成败，有时甚至还会反作用于政策制定者本身。在美国，近年来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态度不断变化，据一项来自耶鲁大学气候变化认知研究项目小组的独立分析显示，自2008年该项目小组开始有关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程度的首度随机抽样调查以来，认为全球气候正在变暖的美国公众比例是先高后低再高，2010年的水平为57%，而2012年9月的最新结果则是70%。同时，认为气候变化的成因来自人类行为的比例则从2008年的46%上升到目前的54%。这两项主要的调查结果都表明，美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越来越接近于科学研究的结论，从而对有助于气候变化应对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产生积极作用。在此情形下，理论上而言，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上较为积极的竞选一方理应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实则不然。
无论是上述调查的结果，还是实际的事件进程，都可以发现，2008-2009年是全球气候变化议题最吸人眼球，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阶段，那时，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对应对气候变化有着较高的期望，2009年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变化会议也被寄予了厚望，受此影响，公众的关注度和兴趣也达到了顶点，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热度也不断冲高，在此之后哥本哈根会议无功而返，经济危机打击加重，尽管奥巴马仍力推新能源等低碳发展，但在气候变化的系统应对上已有心无力。2010年5月，白宫属下的环保署扭转乾坤，冒险将温室气体正式界定为污染物，但就此被缠上大量国会，公司与地方的质疑及诉讼，至今而不得脱身。这表明，尽管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有着大量科学论证，但要将社会经济整体导入到应对的轨道上，仍会面临着极为顽固的阻碍，而公众知道或了解气候变化也不足以让他掏钱来加入到应对的行列。气候变化认知研究的其中一个调查结果便是，仅有4成的公众认为气候变化在威胁着他们自身，相比之下，这就比认同气候变化的比例低了许多。而如果仅认同气候变化，而不承认实际威胁的话，那就意味着政府很难成功推进有赖于提高公共支出的应对政策了。
在经过了4年的努力和周旋后，奥巴马明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高调推进但又徒劳无功后再与对手论战，只会有损其执政形象，而要想有所作为，还不如先搁置这个话题，有待成功再选后再做打算，这也就是为何他不愿在飓风“桑迪”上多加发挥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