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服务国家发展，践行医者使命，一批批复旦上医人前赴后继，前往西藏、新疆、青海、云南等偏远地区进行医疗援助。面对高原缺氧、极端气候以及当地医疗资源匮乏的严峻挑战，他们始终坚守在诊疗一线。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无数援建医务工作者中最普通却也最珍贵的故事。复旦上医将持续推出医疗援建工作者专访，带领大家走进这群默默奉献的白衣天使，感受“为人群服务 为强国奋斗”的上医精神。
本期人物
胡健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消化道早癌亚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作为上海市第九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员，于2023年8月至2024年7月赴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担任消化内科及内镜中心主任。
出征：从东海之滨到世界屋脊
2023年8月，胡健卫作为上海市第九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医疗队的一员，踏上了前往西藏日喀则的征程。日喀则，藏语意为“水土肥美的庄园”，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对于长期在上海工作生活的胡健卫来说，高原稀薄的氧气、强烈的紫外线、干燥的气候，是第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
但与身体上的适应相比，更考验他的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融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医疗环境，并承担起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及内镜中心主任的重任。
“组团式”援藏与过去的“单兵作战”的援建模式不同。胡健卫所在的第九批医疗队共有24名队员，来自上海各大三甲医院的优势科室。这支队伍像一个微缩的“上海医疗矩阵”，每个科室派出最精锐的力量，在高原上重新组装成一个完整的医疗体系。“组团式”最大的优势是延续性，“以前一个人做完工作可能就断了，现在每年派人，科室持续接力，工作不会断。”胡健卫说。这种“不断线”的帮扶模式，让当地医生有了可以长期跟随的老师，也让技术传承有了稳定的通道。
而在胡健卫身后，是整个中山医院内镜中心这个坚强后盾。需要什么器械，一个电话就能协调；遇到疑难病例，后方专家随时在线会诊。“只要有需求，大后方就会想办法及时保障到位。”胡健卫说。这种“前方打仗、后方保障”的机制，让他心里始终有底。
扎根：把“中山内镜”带到高原
到日喀则后，胡健卫很快发现一个严峻的现实：当地消化道肿瘤的早诊早治存在明显缺口。许多患者直到出现严重症状才来就诊，往往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在高原做内镜，和在上海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胡健卫发现，藏族同胞的疾病谱与内地差异很大，比如消化道出血性疾病在这里更为常见，而一些在内地高发的肿瘤类型在这里反而少见。这种差异，既与高原的自然环境有关，也与藏族同胞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这意味着，不能简单地把上海的临床经验照搬过来，而是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调整诊疗策略。“你要先了解他们吃什么、怎么生活，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病从哪里来。”胡健卫说。
“规范化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不单是要会操作，更要会看、要能规范地诊断。”胡健卫在日常工作中反复强调这句话。他手把手地教当地医生识别早期病变、规范书写报告，把“中山内镜”的标准一点点植入当地的诊疗体系。
有个病例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一位藏族女孩陪父亲来医院做胃镜，检查发现胃里有一个黏膜下肿瘤。按照过去的惯例，患者需要转诊到拉萨，甚至要到内地，才能完成进一步检查和治疗。恰巧此时，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引进了超声小探头设备，胡健卫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为这位患者完成了日喀则地区第一例超声胃镜检查。确诊为间质瘤后，患者家属表达了在当地手术的意愿。
胡健卫开展日喀则市第一例食管及胃超声胃镜检查，并带教本地学员
“我当时还是比较有把握的，”胡健卫回忆道。他向后方的中山医院申请了所需的器械，一切准备就绪后，在日喀则开展了第一例内镜黏膜下肿瘤全层切除术。手术很顺利，病人两三天后便康复出院。
那个女孩在病房外笑着跟他说谢谢的场景，胡健卫至今还记得。他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只觉得“能把一台手术做下来、病人好起来，就很踏实”。
一年里，胡健卫和团队陆续开展了多项新技术，最小的患者4岁，最大的82岁。手术室里，麻醉机监护仪的滴滴声之外，偶尔还能听到他用上海话和后方专家通话。
西藏自治区第一例内镜下胃间质瘤全层切除术患者出院时，与胡健卫（右）在内镜中心门口合影
传承：打造“带不走”的队伍
“师带徒”是医疗援藏的重要形式。胡健卫在日喀则带教了三位年轻医生——张武、段颖骞、潘亚茹。他们都是汉族，从医学院毕业后选择留在西藏工作，一待就是好多年。
“他们主要欠缺的是经验和见识。”胡健卫说。日喀则地广人稀，整个市只有89万人口，且藏族同胞的健康意识和就医习惯与内地不同，愿意主动来医院做检查的人不算多。病人基数少，病例类型单一，年轻医生成长起来就慢。
为了让徒弟们尽快“独当一面”，胡健卫想了不少办法。临床上，他放手让他们操作，急诊止血、内镜下治疗，能交手的都交出去，自己在旁边盯着。“多给他们机会，我在边上看着就行。”这句话他说得很轻，但每个徒弟都知道，敢放手本身就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底气。
他还定期安排徒弟们轮流回到中山医院进修，一个月的时间不算长，但足够让他们见识到那些在高原上遇不到的病例。“送到中山来看看，回去再做，这样循环起来，他们心里就有底了。”
徒弟段颖骞在中山医院学习期间感慨：“恨不得自己是一块海绵，把先进的知识和经验都吸回去。”哪怕被老师突然提问，问得刁钻、问得细致，他也觉得“又虐又珍惜”。
除了手把手的临床带教，胡健卫还在科研上给徒弟们铺路。申报课题、撰写标书，他带着从头学起，让年轻医生在动手之余，也学会用科研思维反哺临床。
守护：不计代价的生命接力
援藏期间，胡健卫经历过不少危急时刻。其中让他至今难忘的，是一位游客在阿里地区驾车发生严重车祸的紧急救援。
阿里距离日喀则路途遥远，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当地医院因条件有限，向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发起了远程会诊。院领导高度重视，当天即派出包括胡健卫在内的几位外科医生紧急赶往阿里。他们先到拉萨，再转乘飞机，以最快速度抵达。
在多学科协作下，患者生命体征终于稳住，随后被稳妥地转运回家乡继续治疗。“那种时候，没有人会考虑代价，”胡健卫感慨道，“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所有人都会拼尽全力。”
胡健卫为日喀则广播电视台录制“珠峰之声”科普节目
除了重大抢救，胡健卫还多次深入基层开展义诊。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阿里地区，也去过聂拉木口岸、樟木口岸等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县。从市区出发，往往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驱车8到10个小时。“我们尽量在车上多带一些氧气瓶，主要是应对缺氧的问题。”胡健卫轻描淡写地说，“路途遥远，时间很长，大家路上会不太舒服，但到了那里，看到驻守的官兵、海关人员和当地百姓，就觉得值得。”那些驻守在边境线上的人，一年到头很少离开，皮肤被高原的风吹得粗糙，嘴唇干裂脱皮，见到医疗队来，眼睛里都是热的。他们没有太多话，只是反复说“谢谢你们大老远跑一趟”。胡健卫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感觉，只是觉得那一刻，过去对生活的一些抱怨都显得不太要紧，真正要紧的，是眼前这些站在国境线上、默默把一切扛下来的人。
有一次到边境乡义诊，一位藏族老阿妈拉着他的手说“突及其”（藏语“谢谢”），那一刻，他觉得这一路的风尘仆仆都有了意义。
播种：科研论坛，点燃高原学术火种
2024年夏天，胡健卫牵头组织了第九届西藏自治区医学珠峰论坛的消化内镜分论坛。他邀请包括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周平红在内的多位上海专家，克服高原反应，为日喀则当地医生同步了消化道早癌筛查、内镜微创治疗等领域的最新进展。
“在高原上做科研，最大问题是病例少。”胡健卫坦言。日喀则人口基数小、疾病谱与内地差异大，要在一年内产出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成果并不容易。但他没有急于追求大样本数据，而是务实选择了一个适合高原的方向，围绕规范化培训开展操作研究，让当地医生“先学会用科学的方法记录和总结”。
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周平红赴当地指导
在他之前，周平红带队在日喀则做过手术演示，陈巍峰等同事也先后为科室建设打下基础。胡健卫在接力的基础上，把科研这根新枝嫁接了上去，从“输血”到“造血”，科研是最慢的一条路，但也是最能留下来的。成果未必立竿见影，但徒弟们开始主动查文献、分析病例，甚至尝试申报市里和自治区的课题。“当你把科研融入规范的临床操作，他们会逐渐具备科学思维。”这或许是最难量化却最珍贵的成果，一颗颗理性的种子，正在高原萌芽。
感悟：坚定、守护与感恩
一年的援藏时光，对胡健卫的职业观和人生信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用三个词来概括这段经历：坚定、守护、感恩。
“去过援藏以后，你才会知道，我们在内地过着的、我们想象中理所当然的生活，其实是因为有人在默默守护。”胡健卫说，“到那边去看一看，才知道岁月静好真的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那些在边疆地区一代代援藏的同志，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没有亲身经历过，是不能体会到其中的不容易的。”胡健卫感慨道，“我们在上海过得其实已经非常舒适了，正是因为有人在那里为我们守护、为我们托举，我们才可以有现在的发展。”
援藏一年，他在高原上看了很多、听了很多、也想了很多。他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只觉得这趟去得值得。回来以后，他仍然和徒弟们保持着联系，群里偶尔聊聊技术问题，有时候也会收到徒弟发来的手术照片，说“老师，这台我自己做的”。他看一眼，心里踏实。
寄语：去祖国的山河间，收获全新的认识
对于未来有意参与援藏或援边工作的年轻医生，胡健卫的寄语真诚而朴素：
“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都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援建看一看。不管是去新疆、西藏还是云南，只要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都值得走一趟。”
他相信，这段经历会让每一位医者对国家的建设、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对自己所处的位置，产生一个全新的认识。
从东海之滨到世界屋脊，胡健卫用一年的时光，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种下了“中山内镜”的种子。这些种子正在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棵不再需要依赖外力的“高原之树”。而这，正是“组团式”医疗援藏最深远的价值，让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精神，真正留在高原，永不撤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