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网红，你会怎么办？
“我不可能成为网红。”顾铮不假思索地回答。
如果就是被命运选中了呢，像你人生的每次漂流和转身一样？
“‘命运’也许会‘选中’想当网红的人。”
自省与反思，是顾铮的生活常态。而相机，则是顾铮与世界打交道的窗口，他以此“与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
近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受邀出任2026年徕卡奥斯卡・巴纳克奖（The Leica Oskar Barnack Award）国际评委，成为首位担任该奖项评委的中国人。
最开心的事情是“拿着相机在马路上走走看看”
摄影家、评论家、学者、策展人、评委，顾铮拥有一系列社会角色，所有角色都起源于一台相机。
顾铮的摄影爱好始于童年。因为父亲是摄影爱好者，他从小就摆弄相机。
初中时，顾铮开始拍摄照片。当时他对审美还没什么明确的认知，但还是觉得：“那些‘好看’的照片不怎么能打动我。”
后来，这种朦胧的意识转化为一句话：“百步之内必有惊悚（surprise）”。
20世纪80年代，香港沙龙摄影传入内地，这对二十出头的顾铮来说是一种新奇的视觉体验。他开始思考：“能不能通过摄影，把我们周边的现实呈现得更复杂一些、更深入一些，而不是让我们看到的世界只是幸福的、满脸堆笑的？
此后，他来到街头，在都市空间中寻找他的“原像”。作为上海先锋摄影团体“北河盟”一员，他游走于上海街头，以市民市井、城市日常为拍摄对象，迈步或者驻足，一旦 “surprise”出现，考验自身敏锐、敏捷以及运气的时刻到了。
布拉格街头，2013，顾铮摄
如今，顾铮依然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拿着相机在马路上走走看看”。“街头就是一个人间活剧上演的地方。”他说。
从教后，在《纪实摄影工作室》的课上，顾铮有时会通过森山大道的摄影作品，把自己对都市街头摄影的思考进一步传递给学生。
在他眼中，森山大道把城市拍成荒凉和废墟，从根本上颠覆了对城市的认知。“森山大道的影像刻画了人在城市中的渺小与孤独，这就打破了人们对都市的常套想象。”
既要有颠覆性，又要传递想象力，这是他对摄影艺术的思考与追求。
AI生图走红之后，顾铮给豆包喂提示词：“一条鱼从书里游出来”。图片很快生成，他却并不满意——太具体、太刻板了，没有一点留白和想象的空间。他觉得真正有魅力的创作，应该像安德烈·布勒东的《可溶解的鱼》一样，“给出的空间更大，既从字面上给你直观的想象，也不限制你脑海中自由的想象”。
所以，他相信摄影艺术无法被AI取代，“‘原像’可能永远在未知中，因此摄影师永远得不到100%的满足，不断地拍，不断地找，这个拍和找就是自己的快乐。”他说。
无题，杨浦滨江，2019，顾铮摄
“反思与批判的根源就是对自己局限性的怀疑”
采访中，他表现得审慎与克制。他会说“这种可能性大一点”“这个说法我有时候觉得有点难为情”，很少说“对”“是这样”。这种姿态不仅体现在对话中，更贯穿在他的学术研究和策展实践中。
作为新闻学院教授，顾铮的研究方向包括20世纪现代艺术、当代中国纪实摄影实践、视觉文化与图像传播研究、摄影史等。
2022年，他出版了《中国当代摄影景观（1980—2020）》，以专题讨论和个案研究两条线索，展现中国当代摄影图景。全书结构分为上编和下编，上编是对现象进行宏观评论，梳理了1980年至2020年间中国摄影的发展脉络与关键议题，下编是对一些个案进行微观细读，聚焦13 位摄影师展开深度评析。
出版之前，出版方提议将书名起为《中国当代摄影史》，但顾铮觉得“史”的提法要审慎，“最值得警惕的是把历史简化”。与具有盖棺定论性质的“史”字相比，他更愿意强调，这本书只是从他个人立场出发看到的摄影实践的具体景观。
最后，书名定为今天人们看到的《中国当代摄影景观（1980-2020）》，去掉“史”字，并加上书写涵盖时段的限定。
顾铮著《中国当代摄影景观1980-2020》书影，2022
审慎背后，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理念——比起概括的，他更喜欢具体的；比起宏观的，他更喜欢重现微观的。作为策展人，这个理念在他策划的展览中也得到了贯彻。
近年来，顾铮致力于以展览形式钩沉、梳理过去百年来上海视觉艺术文化的具体实践。
2023年1月，顾铮耗时六年筹划的“慕琴生涯——丁悚诞辰130周年文献艺术展”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开幕。
《慕琴生涯——丁悚诞辰130周年文献艺术展》，上海刘海粟美术馆，李华强摄
通过这个展览，他重新打捞丁悚（字慕琴）这个被主流艺术史长期忽略的创作者，以跨媒介、长时段及个案呈现的方式展出丁悚绘画原作、老照片、手稿、期刊、书信、实物文献及丁悚同时代人的作品等767件展品。借助具体可感的作品，他呈现了上海早期都市视觉文化艺术发生、发展的脉络。
而另一个于去年结束的《上海，摄影之都1910年代——2020年代》展览也广获好评。
在策展中，他不以空泛、宏大的概念去简化鲜活的现实，“你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你的展览所呈现出来的样态，就一定是历史的全貌吗？”反之，他更欣赏切口清晰、主题聚焦的展览，“把尽可能多的材料与作品放在一起，让人们感受到当时历史的texture（质感）”。
《上海:摄影之都1910年代-2020年代》展览，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李华强摄
当我们好奇于他为何会如此自省时，他说：“反思与批判的根源，就是对自己局限性的怀疑。”在他看来，这种怀疑或许源自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定感。“不过，”他话锋一转，“你要是真的始终自信满足，那就可怕了，对吧？”
“年轻人总会以他自己的方式冒出来”
近20年来，顾铮先后出任国内外多项权威摄影赛事的评委，此前，他曾任第56届世界新闻摄影（World Press Photo）比赛（简称“荷赛”）终评评委，并成为该奖项第一位中国人终评评委，但他很少主动在公开场合提及。
第56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评选场景，2012，顾铮摄
直到成为2026徕卡奥斯卡・巴纳克奖国际评委的新闻传出时，不少人才第一次意识到他在国内外摄影评奖体系拥有的影响力。
在新闻学院，顾铮习惯了保持低调。在他看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有充实感就可以了，人家怎么评价是人家的事。”
只是在一个话题上，他难得不那么“低调”。
作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我带的历届学生荣获过上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和复旦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谈起这件事时，他的眼角眉梢情不自禁地舒展开来，但很快又觉得难为情，觉得“自夸”不好。
“有缘能遇到愿意努力的同学，最终能一起产出好的成果，这是做老师最开心的。”他说。
2019年，顾铮作为德国海德堡大学第九届中国艺术史
海因茨·葛策杰出客座教授在雅斯帕斯中心做学术报告
这些年，他默默培养着大批优秀的“学院派”学生，同时也通过评委身份悄悄发掘了一波有潜力的摄影界新人。乐子毅就是其中一位。
2023年，顾铮担任徕卡奥斯卡·巴纳克奖新人奖提名委员。通过出版物、展览和网络，他留意到乐子毅的作品《异乡人》，觉得“这部系列作品比较有意思”，便提名了这位服装设计出身的年轻摄影师。
4个月后，乐子毅成为第二位获得该奖的中国摄影师。此时，两人甚至还没有联系方式，更别提交流见面。
乐子毅依然记得，后来在咖啡馆与顾铮见面时，顾铮打招呼的方式是把镜头对准乐子毅的脸庞拍照。“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他对摄影还有这么大的热情，”乐子毅回忆着当时的场景，“他（顾铮）就是很纯粹的一个人。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
在这个阶段，乐子毅对顾铮的印象还是“德高望重的学者”，敬畏而不敢随意打扰。真正与他接触多了之后，乐子毅才意识到：“顾老师非常平易近人，甚至有时‘活泼’得像‘老顽童’。”
对于发掘新人这件事，顾铮更愿意称之为对年轻一代创作者的惺惺相惜。他很在乎自己的姿态是不是平等，就像坐在评委席上，他也在乎自己是否有“登味”。
年轻时，他曾觉得把自己的作品拿给评委评定一二是一件有失自尊的事，如今身份转换，如何看待自己手中的影响力，成了新的问题。不过顾铮也欣慰地表示，如今的艺术生态越来越丰富，没有什么是可以一成不变的、被限制的。即使作品并未被评委评审通过，“年轻人总会以他自己的方式冒出来”。
现在，徕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的评选最终结果尚未公布，作为该奖国际评委之一，他更期待的是未来会有什么反响。
采访最后，在新闻学院的草坪上，一个“surprise”突然在百步之内出现，这位67岁的摄影家立刻变成敏捷的猎手，拿出相机，捕捉下他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