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选择医学，深耕医学。从进入复旦上医的那一刻起，年轻的肩膀扛起使命与担当，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复旦上医陆续推出优秀医学生故事。八年学制，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在复旦上医一路“升级”是什么体验？这次，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上海市优秀毕业生、枫林之星于彦泽的“医”路之旅。
八年学医路，甘苦自知。在经历了前期的艰辛摸索和漫长积淀后，2018级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于彦泽，迎来了属于他的高光时刻——2024年和2025年，于彦泽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眼科领域国际权威期刊Investigative Ophthalmology & Visual Science连续发表两项研究。迄今为止，他以第一或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17篇，总影响因子达93.8。
“所有研究的起点，都应该是临床上那些悬而未决、困扰医生和患者的真实问题。”于彦泽说，“我希望从临床问题出发，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寻找可验证、能落地的答案，再反过来应用于临床，推动医疗的步步向前。”正是这份对“真问题”的执着，让他在学医的道路上步履不停。
于彦泽在眼耳鼻喉科医院拍摄毕业照
于探索中，锚定医学初心
临床医学八年制是一条连贯的培养路径，但漫长的学制也意味着，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各自面对一个课题：如何从一名懵懂的医学生，成长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医生。在复旦上医，“好医生”的标准是综合的，扎实的临床功底是根基，敏锐的科研思维是翅膀，而心怀患者的医者仁心，是行医的灵魂。这条路没有捷径，但于彦泽找到了自己的探索节奏。
“八年制最大的优势，就是给了我们足够长的时间去试错、去探索。”本科阶段，他开始利用课余时间主动寻找科研入门的机会。他从生物信息学分析入手，在文献阅读中学习数据处理与论文写作。一边是并不轻松的课业学习，一边是更需深度思考的科研课题，于彦泽给自己立下目标：学业和科研相互促进。“医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不能只靠被动接受，更需要主动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真正让他对“好医生”三个字有了切身体会的，是他在临床实习的那段日子。轮转于医院各个科室，于彦泽不仅认真学习常规的诊疗工作，更养成了“多问一个为什么”的习惯。为什么同样的治疗方案，有些患者效果显著，有些却会发展成重症？为什么有些疾病的远期预后会存在如此大的个体差异？他发现，一位优秀的医生，绝不会满足于“按照指南办事”，而是会追问那些诊疗常规背后尚未被解答的问题。
在眼科学习和轮转期间，这种感受变得更加明确。近视防控、屈光手术安全性等问题与患者需求密切相关，却仍有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科学问题。眼科清晰的临床表型、丰富的影像和随访资料，以及较强的临床转化需求，让他看到了科学研究的空间，也逐渐坚定了在视觉健康和眼病防治方向持续探索的想法。
“眼科是一个‘精密’的学科，既需要精湛的手术技巧，也需要解决未知问题的基础研究能力。”于彦泽说，“方向感不是一开始就想清楚所有安排，而是在不断回答‘我能为患者解决什么’的过程中，逐渐清晰的。医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运用所学知识去救治患者、攻克疾病。”认准了这条路，于彦泽便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在细微处，洞察问题
当于彦泽加入眼耳鼻喉科医院主任医师周行涛教授的课题组时，他还是一个科研经验尚浅的“新人”。看着实验室里师兄师姐们熟练地开展各项研究，他反复问自己：“我能做好吗？我应该怎么做？我能为这个领域带来什么？”
最终，他在临床一线，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在眼耳鼻喉科医院这一世界前列的屈光手术中心，全飞秒手术每天都在进行。手术中取出的角膜基质透镜，是一枚很薄的透明组织片。对手术而言，它是“术中产生的组织材料”，常规流程中往往作为废弃物处理。但在于彦泽眼中，这薄薄的组织片，是独一无二的“观察窗”。
“当时关于近视的研究，很多集中在房水、晶状体、视网膜等组织上，而承载光学功能的角膜基质本身，反而关注的人更少。”他回忆道，“我就想，能不能利用这些手术中产生的角膜组织片，做蛋白组学检测，比较高度近视和中低度近视患者角膜基质蛋白表达的差异？”
带着这个念头，他将这些原本废弃的透镜变成了珍贵的研究样本。通过研究，于彦泽发现，高度近视眼角膜基质中免疫相关、细胞外基质相关和细胞粘附相关通路状态与低度近视存在明显不同，并利用机器学习方法鉴定出COL1A1和CDH11为高度近视形成过程中的潜在关键蛋白。就这样，在导师的帮助指导下，他完成了自己在眼科领域的第一篇自主构思的研究论文，发表在Experimental Eye Research上。这段经历让于彦泽深刻体会到：“临床工作中很多看似普通的细节，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成为解答问题的钥匙。”
于彦泽在会议上作学术成果汇报
痛点攻坚，让大数据服务患者
同样的思维，被他带入了对患者数据的分析中。临床工作中，于彦泽发现，很多家长工作繁忙，无法频繁带孩子来到医院复查，这让他心生一个贴近临床需求的想法：“能不能用尽可能少、尽可能容易获得的信息，提前预警孩子未来的近视发展风险？”
带着这份解决临床痛点的念头，于彦泽开启了青少年近视发生发展预测模型研究，可研究之路刚起步便遭遇双重难题，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艰难。首当其冲的是数据整理的困境：医院的验光、眼轴等核心临床数据分属不同系统，不仅数据格式不统一，还存在许多重复和异常测量值，若直接分析必然导致结果严重失真。面对杂乱无章的原始数据，他在导师和医院信息科的指导下对照眼科诊疗规范逐一把关，编写代码筛选有效样本，结合临床逻辑逐一剔除错误数据，一点点啃下了构建规范数据集这块“硬骨头”。
数据难题刚攻克，研究思路设计又陷入了瓶颈。倘若只做单纯的统计分析，研究成果便毫无实际临床价值，无法真正解决家庭和临床的核心诉求。陷入迷茫的他，一次次主动向导师、师兄师姐请教探讨，在反复沟通、思想碰撞中逐渐锁定青少年近视进展风险这一核心方向，反复调整研究变量、优化分析框架，终于让研究思路彻底贴合近视防控的实际需求。
于彦泽系统整理了医院自2005年以来积累的青少年屈光连续随访数据后发现，对青少年连续两年进行扩瞳验光，即可较好地预测其成年近视情况，这项成果也发表于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大数据真正的价值不是数据量本身，而是能不能回答临床和家庭真正关心的问题。”于彦泽说。
在更广阔的健康视野中理解近视
“老师们一直教导我们，要把疾病放到全生命周期和公共健康的宏大框架中审视。”于彦泽不仅敏锐地从临床细节中洞察问题，还进一步追问近视对人的生活方式、运动习惯甚至心理状态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从青少年时期就高度近视，会不会让他对某些代谢性疾病或环境因素更易感？”
带着这样的追问，他将眼科研究的视野延伸到全身慢病和公共健康领域，持续开展研究后发现，中老年人近视程度与糖尿病风险存在关联；他也关注到，空气污染等环境因素可能对眼表健康产生影响。这些研究将眼病防治放在人群健康和全生命周期的背景下理解，也促进他持续思考“为人群服务”的医学课题。
于彦泽在202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答辩会
凭借扎实的前期积累，于彦泽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聚焦于“AARS1乳酸化调控”在近视形成中的深层机制。导师周行涛的提醒，让他更清晰地认识到这项研究的终极价值所在：“不要只追逐前沿概念，而是要想清楚这个机制和近视的发生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未来能否为近视防控提供新的解释或干预思路。”这句话，让他深刻理解了真正有临床价值的科研，必须将机制创新放回患者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检验。
项目最终成功获批，随之而来的也包括一笔需要由他自己自主负责的项目经费。对于一名在读博士生而言，这笔经费的意义不止于数字：“过去我更多是在团队课题中接受训练，这笔经费让我有机会围绕自己的科学问题设计实验、购买试剂，也允许我在主线工作之外进行一些探索和试错。”于彦泽说，“它让我第一次更完整地以项目负责人视角去思考：如何规划经费，如何推进实验，如何把一个想法转化为可以发挥作用、造福患者的研究成果。”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于彦泽厚积薄发，进入了他的科研“高产期”。2024年和2025年，他先后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眼科领域国际权威期刊Investigative Ophthalmology & Visual Science上发文，一项研究从大规模人群队列角度揭示了中老年近视人群罹患II型糖尿病的风险可能增加，另一项研究则利用CRISPR-Cas9技术构建TGFBI-R124H突变小鼠模型，重现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相关疾病表型，并揭示角膜组织中自噬受阻的分子机制。
两项研究，同属眼科领域，但研究的视角与思路却截然不同。大规模人群队列研究，需要的是从海量数据中提炼科学问题的宏观视野、驾驭复杂统计方法的计算功底，以及在纷繁变量中建立可靠关联的逻辑判断力。而基因编辑小鼠模型的机制探究，则需要精细的生物学操作技术、在微观层面对因果链条进行层层拆解的实验设计能力，以及面对漫长造模周期沉得下心的定力。于彦泽在宏观与微观、临床与基础之间自如切换，逐渐成长为一名拥有多元视角和复合能力的医学生。
不止科研，成长更为可贵
在实验室和诊室之外，于彦泽还是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博士志愿服务团（简称“五官博士团”）的科普志愿者。在参与科普义诊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比科研难题更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健康问题并不是大家不重视，而是缺少正确、可靠、容易理解的信息。”
“我见过很多家长，因为相信‘戴眼镜会让度数越戴越深’的谣言，坚决不给近视的孩子配眼镜，结果短短一年时间，孩子的度数就涨了几百度；也见过很多患者，因为对屈光手术存在误解，宁愿忍受高度近视带来的不便，也不敢接受手术治疗。”这些经历让于彦泽深感科普工作的重要性。
于是，他利用周末和节假日的休息时间，跟随“五官博士团”走进社区、校园、企业，通过讲座、义诊、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向大众普及科学的近视防控知识和眼健康常识。
于彦泽参与眼耳鼻喉科医院浦江院区近视防控科普活动
在他看来，科普不只是把专业知识讲出去，更重要的是帮助大家减少误解，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而科普工作也反过来滋养了他的科研：“在和普通大众交流的过程中，我能更直观地了解到他们最关心什么、最困惑什么，这些来自老百姓们的疑问，往往会成为我下一个研究课题的灵感来源。”他说，“科研最终还是要回到真实的人群中，回应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能够把自己学到的医学知识，用更通俗的方式帮助别人理解疾病、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回望在复旦上医的八年时光，于彦泽的关键词不是“成绩”，也不是“成果”，而是“成长”。临床实习的轮转任务、实验室里深夜的坚守、从庞杂数据中抽丝剥茧的耐心、答辩场上从容对答的底气……每一个脚印都在印证他的努力。在复旦上医的八年里，他把每一个选择，都慢慢写成了答案。而未来，他将成为一名医生，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继续带着在复旦上医锻造的医者初心和科研素养，书写更多守护光明的故事。
